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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锺书生前使用的名片和他写在名片上的简繁字并存的手迹）
杨绛逝世，各种悼念和追思，免不了要提到她已故的夫君。
杨绛的夫君叫什么名字？以下三项请选择：
（1）钱锺书；（2）钱钟书；（3）钱鐘书。
选择3的同学零分。
（程老汉看到杨绛逝世后的那段时间，有繁体字电视台的好些个节目都把杨绛丈夫的名字写作“錢鐘書”，连名牌栏目的graphic都这样出，醒目的题版，来一条他的语录，底端来个破折号，破折号之后一本正经跟着“錢鐘書”三个字。真痛心。）
选择1“钱锺书”，100分。
选择2“钱钟书”，100-1=99分。
为什么？
1950年代实行汉字简化改革，本来没多大关系的“锺”与“鐘”被合并为“钟”，所以简化字写作“钱钟书”没错。
但为什么扣1分呢？因为2013年“锺”字已经恢复使用。
2013年6月5日，国务院公布了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制定的《通用规范汉字表》，恢复使用了几个繁体字，其中就包括“锺”字。按此规定，2013年6月之后，该用“锺”字的“姓氏人名”就该用“锺”字。此其一。
观钱锺书本人手迹，多用繁体字，有时也用简化字，但无论写繁写简，他总是将其名字的第一个字写作“锺”而不是“钟”，更不是“鐘”。此其二。
虽然国家语委2013年才公布恢复使用“锺”字，但1998年逝世的钱锺书生前的名片就已经印成“钱锺书”了。（请参考题图）此其三。
程老汉十分拥护简化字。但程老汉认为，简化字千好万好就一个不好，把本来没有多大关系的同音字强行合并硬性捆绑，造成许多混乱。
比如，“后”与“後”。“后”是指王、王后，“後”是指方位、时序、顺序等。
比如，“面”与“麺”。“面”指脸，“麺”是食物。
比如，“舍”与“捨”。“舍”是名词，指居所；“捨”是动词，指放弃。这俩被拉郎配之后，不仅字义上造成混乱，而且存活下来的这个“舍”字还很意外地变成多音字（多音字），造成读音上的混乱，比如，“舍利子”的“舍”应该读去声shè，许多人都错误地将它读成上声shě。
比如，“干”取代“乾”与“幹”，一字兼三职，既是“天干”之“干”，又可“干预”到“乾杯”，还可“干涉”到“幹部”，基本上就是领导一切。
程老汉从小学简化字长大，这些合并字对程老汉的思维还真产生过干扰。
比如，读“商之先后，受命不殆”，还以为是“商的前后都承受使命不怠惰”，而其实人家是说“商的先王承受使命不怠惰”。“后”=“王”。
又比如，程老汉曾长期认为皇帝的大老婆之所以叫“皇后”，是因为她是皇帝后面的那个女人。这固然是“皇后”之称谓的原因之一，但写成“皇后”而不是“皇後”的主要原因同上，还是：“后”=“王”。
《说文》：后，施令以告四方，发号者。
但学习简化字的我辈，认字之初并没有接收到这样复杂的信息。
不过话说回来，文字是约定俗成的，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推行使用，这些捆绑夫妻渐渐被大家接受。
如今，我们写出“后面”，别人不会以为我们在讲“皇后的脸”；写“吃面”，不会被认为是“吃脸”；写“干爹”，不会被认为是“干掉爸爸”。
只是在从简化字转换回繁体字时，许多人会蒙圈。比如“皇后”变成“皇後”，“岳飞”变成“嶽飛”，程老汉还见过书法家把“舍利子”写成“捨利子”，阿弥陀佛！那位书法家是一流的大书法家，程老汉看到他这样写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此刻也不敢说他的姓名。阿弥陀佛，古时候“舍利子”就写作“舍利子”，世上没有“捨利子”。
也许你可以认为这也无伤大雅，反正大家知道那个意思。
但用于人名，可能就有伤大雅了。不要讲像钱锺书这样的文化名人，一辈子用了他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他是“钱锺书”而不是“钱鐘书”，就算是个路人甲，当他告诉你他的名字是这个“锺”字，你却用了那个“鐘”字，然后你就很难跟那位叫“锺”的人继续聊天了。
“锺”作为名词指盛器（chéng qì，读如“成器”），比如“书中自有千锺粟”；盛器具有集纳的功能，故“锺”引申为动词，是“聚集”、“集中”的意思，“锺爱”、“锺情”、“情有独锺”就是这个字。
而“鐘”是响器、计时器，比如“敲鐘”、“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鐘声到客船”、“时鐘”，都是这个“鐘”。
“锺”与“鐘”在作为乐器时，是通假字，“锺”通“鐘”，“鐘”也通“锺”，从古代就混用了。比如编钟，在古籍里，有的作“编鐘”，有的作“编锺”；“窈窕淑女，鐘鼓乐之”，也有古籍作“窈窕淑女，锺鼓乐之”。
程老汉猜测，这可能就是1950年代进行文字改革的前辈们将它俩合并的理由吧？
而在2013年6月国务院公布《通用规范汉字表》之后，《通用规范汉字表》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宁教授专门解释了国家为什么恢复使用“锺”字，他说：姓“锺”和姓“钟”，本属于两个姓氏家族，取消“锺”字后，给这两个姓氏造成混乱。因此恢复“锺”姓。
王宁这话也带出一个信息：从2013年6月起，“钟”只是“鐘”的简化字，不再代表“锺”字。
钱锺书的“锺”字，是无锡钱氏族谱里排给钱锺书他们这一代的辈分字。钱锺书老爸钱基博有个孪生弟弟叫钱基厚，钱基厚有个儿子叫钱锺韩，是工程热物理学家。
就是说，钱锺书他们这一代是“锺”字辈，他们的父辈是“基”字辈。
从宗族礼法上讲，辈分非常重要，乱了辈分是宗族之大忌。
这可能就是钱锺书坚持写了一辈子“锺”字的原因。
这事上，跟钱锺书有一拼的是朱镕基。
1956年的文字改革，“镕”字被作为“熔”的异体字而废止。但朱镕基坚持将自己的名字书写为朱镕基而不是朱熔基，道理跟钱锺书的坚持是一样的：镕字是他们朱氏族谱里表示辈分的字，朱镕基有个堂弟就叫朱镕墨。朱镕墨就是朱经冶，有兴趣的读者自己搜索一下朱镕基、朱经冶。
二三十年前，朱镕基已经当了很大的官，但计算机里简化字的字库还很初级，根本没有这个“镕”字，媒体遇到朱镕基的大名都非常头痛，程老汉见过媒体以这种形式来报导他：朱（金容）基。
1992年10月，朱镕基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1993年3月，朱镕基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个“镕”字成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避无可避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国家这么高级的领导人这么坚持这个字，国家语委你好意思不搭不理吗？
当年9月，国家语委发出《关于“镕”字使用问题的批复》，其中说到：“‘镕’字的另外几个义项是‘熔’所不具备的，因此，当人名用字中‘镕’表示‘熔化’以外的意思时，‘镕’不是‘熔’的异体字，可继续使用，并按偏旁类推简化原则，‘镕’字应作‘镕’。”
国家语委还真能给自己找辙。
这里，“偏旁类推简化原则”的意思是，在简化字版本里，金字旁要按简化字的来，“鎔”写作“镕”。
就这样，“镕”字王者回归！
真叫做官大一级压死人，狭路相逢勇者胜！
事实上，1950年代的文字改革是相当激进的。按照最高指示，简化字要做到：形体简化、数量精简。这可能就是当时合并了大量同音字、谐音字的根本原因。程老汉推测，毛老爹大约是为了在基层迅速扫盲吧，说来也是用心良苦。
那次文字改革不仅目标激进，而且用上霹雳手段，敢于妄议者斗倒斗臭。
当时的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曾在1958年2月举行的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上做专题报告，其中有这样的话：“一些右派分子利用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对文字改革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说汉字简化搞糟了，要国务院撤回汉字简化方案。简化汉字是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好事，反人民的右派分子自然要反对，把它说成坏事。我们从广大人民利益的立场出发，应该肯定：汉字简化确实为亿万儿童和文盲办了一件好事，是搞好了而不是搞糟了。”
你瞧，原来搞简化字是为“儿童和文盲”办事。
吴玉章讲话里，“恶毒攻击”、“反人民”这些词，当时和现在都是相当要命的措辞。
为什么文字改革要使出如此霹雳手段？回看一下历史也许有帮助。
距这次文字改革刚好20年前，当时的中国政府也曾进行过一次文字改革，也是将文字进行简化。1935年8月中华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收简体字324个。但是4个月之后，1936年2月，教育部奉行政院命令，训令“暂不推行简体字”。这次文字改革以失败收场。
程老汉猜测，1950年代的文字改革之所以用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霹雳手段，应该就是不想重蹈20年前文字改革失败的覆辙。
文字，历来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大的政治。
（以下三张图片是1935年8月的《第一批简体字表》，那次文字改革只维持了半年就被废止）
经过半个多世纪之后，当年霹雳手段矫枉过正而埋下的一些疙疙瘩瘩开始越来越硌脚了。
比如，口语词“尅kēi”的使用频率很高，被简化成“克”后，造成读写分裂，人们见字而读kè，无法理解“挨kè”是挨了个啥。
就这样，2013年的《通用规范汉字表》让4个繁体字复活了：“剋”、“锺”、“噁”、“硃”。
“锺”字的复活跟“镕”字的复活一样，都采用了“偏旁类推简化”，就是它们的“金字旁”都按简化字的规范进行类推，而不是整个字恢复到繁体字。
“氾”、“仝”、“谿”、“缐”、“甯”，这些字曾被视为“泛”、“同”、“溪”、“线”、“宁”的异体字或繁体字，但它们其实代表了不同的姓氏，也在2013年恢复了合法地位，以姓氏用字的身份，被保留在三级字表中。
19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已陆续恢复使用被合并掉的异体字约30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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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18 13:43: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