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农民为何这么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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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颜昌海

    在城市里，政府某些智囊总能在经济困难时发现新的GDP增长点。简称G点。过去G点在拆迁，官方学名叫棚户区改造。最早是靠忽悠后来就靠打手，而且花样越来越多胆子越来越大，以恐吓为主以利诱为辅，以打人为主以杀人为辅，以拆迁公司为主以公安城管为辅。组织严密相互协调高效运作，充分做到了喝药给瓶上吊给绳挡路就轧自焚无视的至高境界。出了事是你自绝于人民，没出事要被人民拒绝，拘留刑拘是轻的，劳教才是杀手锏。想告状法院不受理，想上访有黑监狱，轻则会走进精神病院重则就会消失在路上。所以，没有背景不要上访，而有背景无需上访。总之，无论你怎么折腾，你家老房子被推土机亲密接触然后稀里哗啦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改造的结果就是你家50平米转眼成了1000平米，而里面没有你的哪怕1平米，你被流配到了远郊只能终日怨望，如果允许你回迁再给你50平那是你造化，你需要感恩组织的温暖，你不感恩也会被感恩。

商品楼拔地而起，均价保守卖1万，建筑成本撑死两千，你的50平转眼卖了1000万，扣除你那50平，净赚750万。然后把房子式的鸡笼再卖给城市里感觉良好的中产，让他们一夜成奴时刻面临财政悬崖。终日胆战心惊害怕被炒，一旦被炒，月供即断，月供一断就可能无家可归，所以一个西装革履的中产和城市里的流浪汉其实只是一张聘书的距离。这也是维稳方式之一种。除了官富二代，中国城市青年只有两类，一类是已经成为房奴的屌丝，一类是想当房奴而不得的屌丝。裸婚听上去很美，但这种有理想有同情心的女人和丈母娘实在太少。

现在，城市里该拆的早就拆了不该拆的也拆的差不多了。城市的土地只剩了些边角料，已经撑不起土地财政和开发商的胃口。政府又及时的把目光投向了农村。还是老办法驾轻就熟。首先由政府智囊寻找新G点，然后政府决策并资助研究项目，然后学者申请项目，再把项目切割分给硕士博士，然后硕士博士就对着电脑左手中国国情右手国际接轨上下五千年东西南北中引经据典论证的上合天意下和民心。最后凝结为几篇核心期刊的文章这游戏就算OVER了。

农民，城镇化的切身利害者，却被告知无须发言。他们只是通过CCTV被反复告知居庙堂之高的人仁慈而且圣明不会丢下他的人民不管，他们所作所为都是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果个体做出了牺牲必会得到合理补偿。也许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也许他们的初衷都是好的。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农民的利益被侵害，农民的权利被践踏。

国土部2008年颁布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管理办法》，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用地直接挂钩，若农村整理复垦建设用地增加了耕地，城镇可对应增加相应面积建设用地——是谓“增减挂钩”。这一政策甫一出台，各地村官就抢着试点。各地规模浩大的拆村运动就此上演，他们打着“城乡统筹”、“新农村建设”、“旧村改造”、“小城镇化”等口号，推出诸如“村改社”、“宅基地换房”、“土地换社保”等等政策，逼迫农民上楼，制造了大量人间惨剧。他们不是不清楚人能上楼但会飞的猪只是传说，他们不是不清楚楼房离着耕地十里远管理庄稼成本有多高，相当于强制流转。他们不是不知道农民在楼房里不烧煤气烧柴禾不是农民想玩行为艺术。他们不是不知道人家农民没有独立院落根本无法维持生计。但他们就做了。借着政策，他们强行设“劫”。

你呕心沥血刚建成不久的房子已然被推到化为一片废墟。他们然后问你：你是愿意再缴纳3万上楼呢还是愿意不再交钱四处流浪？借“势”造“劫”不是他们围棋下的好，而是国家机器太强大。

在论证城镇化的优点时，学者们都说城镇化会提高内需，证据是城乡居民收入悬殊。他们以为只要农民放下锄头住上楼房上帝就往他兜里撒钞票。他们不是不知道城镇居民收入的光鲜数字是托了垄断企业公务员的光，是被平均的结果。他们不是不知道现在最苦的不是农民而是失地农民，他们很多都挂着城镇户口的名号，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没有土地没有工资甚至交不起社保，有的只是一年两千元左右的低保，就顶他们一顿鱼翅鲍鱼汤。小城镇里那些遍地练摊的人们形容枯槁毫无生气，他们被城镇化了，失去了土地也没有找着像样的工作。有研究说中国城镇失业率8%，那肯定把练摊的人算成了自谋职业的小业主。他们明知道贸然推进城镇化对农民是个火坑。但还是义无反顾把他们推下去。

在他们眼里，百姓的痛苦都是阵痛，忍一忍就能过去。他们自己妻妾成群到处留种却坚持给屁民计生，还动情的把强制堕胎说成给地球母亲减负，还恬不知耻的向国际邀好说为减排做了贡献。……

从未见外国政府成天找G点。政府可以搭台但不要自己唱戏，否则等同于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政府是全体国民让渡权利组成的，干的就应该是为全体国民谋福利的事。具体说来就是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建法治政府，搭建要素市场平台。其他的事就应该交给市场主体。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何须到处花着公款招商引资。人们并不反对城镇化，谁不知道城市好？生活方便灯红酒绿是所有芸芸众生的追求。但是，不要去规划更不要去胁迫，让农民在自由中失去故乡。循序渐进不会出现一个流民中国。除了鸡的屁增长慢点，对谁都有好处。

当我们剥夺农民的资产，让贫民进城，是在剥夺中国未来内需的希望；当我们浪费农民的培训费用，让他们成为身无长技的打工者，是把中国企业钉死在低端制造的十字架上；当大批国人消费奢侈品而中产收入人群害怕因病沦为赤贫，是在掠夺中国产品的市场；当我们建成恢宏的大厦却拆毁孩子们的学校，等于把财富与无耻画上了等号。无耻的商业模式，不可能有真正的商业崛起。

最近听到一个故事，说有一位大陆高官在游历美国后，感到非常失望，临走前大发感慨，说美国算什么现代化国家？整个就是一个大农场、大花园而已，根本没有中国大陆的那些外表亮丽的高楼大厦来的气派。这官员其实说的不算太错，从他的角度看问题，真可能是这样。但问一般美国人，他们不会把都市的繁华喧嚣，作为美国最值得自豪的地方。看美国各州、各城市介绍自己的旅游片，刻意着墨的，不是高楼大厦。美国的城里人只要有能力，都会在远郊购买渡假、退休的房产。中国官员和许多民众不知道，美国人对城市没有崇拜和期待的心理，人们如果愿意，拔脚就可以成为城里人。所有正常的社会，都没有“户籍”“户口” 的概念。

中国经济陷入停滞，许多人在思考新的增长引擎，城镇化被认为是一个动力，可以扩大内需。《人民日报》说今年中国经济萌发质变，据他们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增加一万多元。可是，如果农民工的月收入才一千来元，每年消费一万意味着他必须把所有的收入都花掉，一个子儿不剩。

城市化也称城镇化、都市化，是指人口和产业在城市聚集、乡村转变为城市（镇）的过程。对当今社会来说，这是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生产力发展，农村人口流向城镇，城镇数量增加，就是城市化的过程。城市化的主要标志，是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三产业，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城市用地扩大。从18世纪中叶开始到20世纪中叶，200年间，西方国家基本实现了城市化，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都在70-90%之间。当然，发达国家的人住在乡村，并不意味着他是农民。比方美国人口25%住在乡村，但只有3%的人口是真正的农民。

196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出现了市郊化及远郊化。据联合国估计，目前世界人口的一半住在城市之内。联合国的城市化趋势报告表明，世界城市人口持续上升，农村人口持续下降。1950年，世界人口的70%在农村，30%在城市；到2050年，预计70%在城市，30%在农村。大陆建政前30年，城市化非常缓慢。同期世界城市人口比重由28%上升到41%，发展中国家由16%上升到30%，中国仅由11%上升到19%。原因在于，大陆官方刻意阻挡城市化的自然进程，他们把农民拴在土地之上，以维持其高压统治，并制造了城乡的巨大差别。大陆官方甚至逆天而行搞“反城市化”，如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城乡差别导致中国的“二元社会”，城乡隔离、相互封闭，阻止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1978年以后，城乡壁垒松动，因为国人的创业精神在被压抑了几十年之后，终于迸发了出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使小城镇迅速扩张，农村人口也就地“城市化”。中国城市化的发轫，实际上是中国农民解放自己，通过乡镇企业的路，自己冲过来的。中国农民用行动说，你不让进城？我就自己创造新的城镇！

因为中国农民的创举和草根性行动，中国的城市规划，不得不采取“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方针。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市(地级市)管县制度，地级市数量迅速增加。1980年代中“撤社建乡”，建制镇数量大增，县级市也迅速增加。

虽然官方报告说2011年的城镇化率是51.27%。但中国的城市化跟世界各国相比，其实是“伪城市化”。城市化的质量不高，上亿农民虽然进了城，但却没有成为城市市民，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不能享受城市居民的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再者，中国城市化布局混乱、扩张盲目，不顾资源和环境的承载能力。中国六百多座城市有四百多缺水，其中一百座严重缺水。城市化带来的问题，如环境污染、交通拥挤、房租昂贵、失业上升，已开始浮现。

美国的城市化进程跟其它发达国家一样，很早就完成了。2010年人口普查表明，美国人继续喜欢低密度的生活方式，郊区和远郊比市中心的人口增长要快。美国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四分之一居住在乡下。但城市人口的大多数都住在郊区，不到一半在中心城。

1800年代，工业化导致美国城市人口迅速增长，许多制造业工人被迫住在城里。城市拥挤，用水和下水道都有问题，卫生状况差，水源经常污染。烧煤油的火炉导致的火灾，会让上百居民一夜间无家可归。1906年，作家辛克莱写了本小说叫《城市丛林》，描述了屠宰厂工人的生活，不但工作条件糟，他们切割包装的肉类也很糟。小说出版后引起轰动，当局不得不通过法律，美国食品工业从此变清洁了。美国内战之后，城市拔地而起，摩天大楼和交通系统使城市越变越大。1870年时，只有两个城市的人口超过50万，到1900年就有6个，包括三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纽约、芝加哥、费城。来美国的新移民也涌向大城市的贫民区。“中国城”/“唐人街”就是那时兴盛起来的。除了“中国城”，美国城市还有“小意大利”、“小波希米亚”、“德国城”等各族裔聚集的地方。

中美城市化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是政府好大喜功的推动，后者是自由意志下的选择。在一窝蜂的城市（镇）化之后，中国民众开始质问，为什么要城镇化？城镇化是为了百姓的幸福，还是为了面子工程？城镇化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之上，还是对农民的再次掠夺？城镇化仓促推进，是官员政绩的需要，还是社会统筹发展的最佳路线？……

城镇化并不一定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许多拉美和南亚国家，经济停滞不前，但城市化率却仍在提升。城市化本身只是工业化的结果，而未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城镇化率提高，将有相当数量农村人口转到城市，按中国目前就业的状况，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这些新增的劳动力。看看日本、韩国农民针对世贸组织、泛太平洋协议的抗议，就不难意识到，中国农村怎么还能继续“城市化”呢？城市就业消化不了，农村也会劳务短缺。中国没法实施美式大规模、全面机械化的农业作业。放弃手工作业，7亿农民去哪里讨生活？

说城镇化导致购房消费，也象天方夜谭。统计显示，农民工在城镇的自有住房拥有率是0.7%。高房价城市居民都难以负担，农民工哪来的购买力？日本与韩国等成为发达国家后，随着城市化率的上升，贫富差距普遍缩小，基尼系数不到0.4，日本和台湾甚至低于0.3。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6，过去20年的城市化导致社会矛盾如此尖锐，继续放任，城市化不但不会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反而会成为社会发展的破坏力量。

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977元，比2010年增长11.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810元，实际增长8.4%。对比一下美国、德国，一个普通农民的收入较普通城市工人的收入要高许多，而中国农民每个月的纯收入才刚刚超过500元，不能不引起我们思考中国农民为何这么穷？

中国是个人口大国，自古以来，农民一直是人口的主体，城市化率很低，解放后，受到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的约束，中国的城市化长期处于一个缓慢的进程中，远远滞后经济发展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在2011年，中国人均耕地面积仅1.38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0%。考虑到中国的城市化率和全世界的平均城市化率、人口增长等因素，可以推算出，自解放后，中国农民的人均耕地面积大概只有2.0亩，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农民拥有三项有价值的要素禀赋，一是劳动力，二是土地，三是依附于土地上的各种自然资源。而农民的收入或者说财富多少，主要是由这三项要素的使用和转让所能带来的收入决定的。

一，在1949年-1978年间，中国推行计划经济体制。这种体制从多个方面弱化了农民所拥有的要素禀赋的产出能力和价值增值能力，并通过强制性的制度安排将原本就很少的产出转移到工业和城市，从而导致农村失血、农民走向贫穷。

二，农民失去了对自身劳动力资源的支配权和使用权。在集体经济制度下，农民失去了人身自由，其劳动力的支配、使用和收益权不再属于他自己，而是成为一种残缺的产权被集体所有。在此安排下，农民不仅缺乏积极性去努力工作、提高生产，也无法离家到城里务工，补贴家用。

三，来自“剪刀差”的剥削。剪刀差是指工农业产品交换时，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所出现的差额。在剪刀差的剥削下，原本就很少的农业产出进一步被转移至工业和城市，从而使得农民更穷了。据经济学家的计算，在长达20多年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剪刀差”，通过价格渠道从农业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中转移出去的价值量高达4千多亿元，折合今天的价值则高达4兆元以上。

四，来自城乡二元分割制度的歧视。在1950年代，从计划经济体制里内生出了城乡二元分割的制度，即一个城市制度，一个农村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农民在社保方面处于被忽视和被歧视的地位，未能享受应有的社会保障，其生老病死、教育就业等方面所享受的待遇都远远低于城市。于是，在这些制度的综合作用，加上文化大革命的摧残下，中国的农村逐渐走向凋敝，中国的农民逐渐走向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极端贫困之境。

1978年后，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走向市场经济体制。首先是在农村进行了土地制度改革，通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拥有了对土地的种植使用权。其次是农民开始拥有自身的产权，既可以支配来自劳动的收入，也可以自由外出务工。再就是随着市场的发展，农民可以用其所拥有的资产进行投资，获取来自投资经商的利润。应该说，正是这些改革，极大地释放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使他们对创造财富、改善收入、提高生活充满了渴望和追求。而且，这种渴望和追求变得异常强烈，促使他们不辞辛劳地工作、想方设法地谋取生路。

在市场的驱使下，农民的创造性和工作热情被极大地激发，他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来自市场的部分好处，提高了收入，改善了生活。然而，由于改革的不彻底和不到位，农民作为一个整体依然未能摆脱其弱势的地位，他们的收入依然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居民收入水平，他们依然在贫穷中挣扎，在不公正中前行。而造成农民贫穷的依然是那只残缺制度的“掠夺之手”。

权力决定分配，一个人能得到多少，取决于他与其他人的博弈中拥有多大的相对权力。如果他拥有的权力越大，他就越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和利益来决定游戏规则，并监督游戏规则的执行，因此，他所能得到的分配份额就越多。对中国农民而言，由于集体行动的悖论──人多力量不一定大，受教育程度低和知识缺乏，居住分散和组织涣散，加上建政初期农民的贫困，使之在政治上缺乏与其人口规模相对应的话语权和选举权；而且，由于中国在政治上的长期集权统治，政治沦为少数人的游戏，农民在政治上的权力也被进一步削弱了，农民和农民的利益几乎长期完全被忽视，沦为强势权力集团幸福和富裕的牺牲品。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权力格局下，农民是那个弱势的权力群体。正是这种权力格局上的弱势，中国农民相继被剥夺了对土地和土地上的资源的所有权、自由迁徙和就业、决定农产品价格和进行市场交易、获得与城市居民平等的社会保障和读书受教育的权利，而这又进一步决定了农民无法得到他们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

农民群体其权力地位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上是弱势的，这种权力上的弱势导致其无法参与上层游戏规则的制定，也无法成为自己利益和权益的维护神，只能失去他们应该得到的收入和财富，也只能沦为强势权力集团通向幸福和富裕的牺牲品。而农民的贫穷又会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在权力版图上的弱势。如此恶性循环，直到今日！要想改变农民命运，唯有推进体制改革，赋予农民与其人口规模相对等的选举权和话语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