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医疗法律体系失衡导致医患关系扭曲

大参考

医疗法律体系失衡导致医患关系扭曲

——别说魏则西，解剖活人都不违法

　　五一期间的大事就是一个大学生按照百度的搜索，到某武警医院治疗，花了20万依然没有效果不幸去世，结果引发社会的轩然大波，对搜索引擎、对卫生部门、对医院找原因的都有，而我以一个法律工作者的身份，今天要谈的是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在我们的医疗法律体系的问题，这个体系的问题不解决，依法治国的背后，就是要依法乱邦的，西方一些人高叫法治的背后对此也是清楚的，我们不光是法治人治的问题，更是我们设定的法律体系有重大的问题。

　　我们这里的法治重大问题就是我们的法律的天平是失衡的，我们的司法人员的大盖帽和徽标上的那个天平，对原告和被告是不能平衡的，法治体系本身不公平，你搞依法治国，肯定要变成依法乱邦。医疗体系就是法律失衡最严重的地方。我们以前大家都非常尊重医生，医生是社会最有地位的人，为何现在会变成医患关系如此紧张？医患关系当中法律的缺位和失衡，已经造成全社会的失衡了，对医疗领域的相关司法体系，需要大改，需要让法治的天平能够维持原被告的平衡，这个平衡就是公平！法治没有了这个公平，搞依法治国，变成恶法治国，必然是比人治更黑暗的，这才是中国社会总盼着人治当中的青天大老爷的社会基础。

　　当初制定相关法律的时候，医疗是国家福利，对医疗的服务在司法上给予了保护的态度，也就是医疗造成患者的损失，我们的赔偿是有限的，因为患者本身的伤害后果有因为疾病的影响，而且医疗国家免费和公益事业，因此对医疗产生的纠纷，我们是要医疗事故委员会鉴定成医疗事故，医院有重大责任，才会承担损失赔偿责任，而且对医疗事故的刑事责任也非常低，远远低于交通肇事的实际处罚，而且一些恶劣的医疗责任，不亚于过失杀人、玩忽职守等罪名，也不会被处罚。这导致在医院纠纷的实际执行过程当中，患者的利益得不到任何的保障，尤其是在举证的过程当中，医疗事故鉴定是医生群体来的，也就是说是被告利益集团来鉴定被告是否有责任，患者本来就是弱势的，还要在司法上更弱势，如何能够让法律的原被告天平自己能够平衡？

　　更进一步的是到了我们医疗制度改革，医疗产业化的时代，我们的法律制度没有任何更新，这样的不平等已经造成整个社会的巨大伤害，这个不平等不光是医疗事故，在医疗产业化、商业化以后，医患双方的关系可不止是医疗事故，比如过度医疗，比如虚假宣传，比如服务欺诈、比如价格不公等等，新的医患关系导致的新的法律纠纷，只要套不上医疗事故，受害的一定是患者，你说患者怎么能够对医生没有意见，长此以往，整个社会的医患关系怎么能够不扭曲？

　　而媒体的竞价排名，民间游医的横行，更是加重了这样的情况。据莆田的某官员说过，百度的三分之一的收入是莆田游医贡献的，这个贡献不光是给钱多的搜索排名在前，更关键的是把有问题的搜索排名在后让你看不见，这个行为是恶意和故意的，使得相关媒体监督也无效，而且不构成医疗事故，传统媒体的监督也是禁区。对莆田游医的医疗，这根本不是一个公益事业，而是商业道德已经沦丧的赤裸裸商业行为，对这样的商业行为不严管，不在法律上倾斜保护患者的利益，根本无法让社会看到法治的公正。法治为恶人服务，这样的法治带来的结果不是光明而是黑暗！

　　对魏则西的事件，肯定也不是医疗事故，但却反映了医患关系的本质问题，而你对这个本质问题上升到法治层面，你就可以发现相关法治的苍白！魏则西花光20万，里面有过度医疗的问题，魏则西的治疗也有虚假宣传和夸大医疗的问题，对相关负面的新闻，怎么就搜索不到，这搜索机构里面有什么问题？而这些，我们的司法怎么能够参与，怎么能够举证？我们的证据法在哪里？我当年还遇到过更奇葩的案件，当事人也是无能为力，这案件如果从恶劣的角度，相当于解剖活人，但这个案件在法治当中是不违法的。

　　当时的案件是患者身患胸腺瘤，该瘤子环绕心脏主动脉难以切除，在某省医院，给患者在胸腔侧面做了开口，然后就说开了口无法切除肿瘤又给关上了。肿瘤一直生长压迫心脏危及生命，病人家属不死心，到北京找到国内的顶级专家，才开胸取出肿瘤，是从胸腔正面开胸的，而且从侧面开口，根本不适合切除肿瘤。后来患者打听到医院是为了手术而手术，这个手术是给学生的演示手术，医生在进行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方案无法切除肿瘤的。但明知的情况下一样是收了病人手术费和红包，没有切除肿瘤的手术时间比切除手术的时间还要长一倍。这不就是活体解剖病人吗！但你从任何的法律上看，都不违法，或者说你找不到他违法的证据，患者只有吃哑巴亏。患者找医院评理，还被叫做医闹。这样的事情如果放到西方的心证体系下，与谋杀、酷刑折磨等是类似的重罪，但中国你连他们违法的依据都找不到。

　　还有就是我参与过家里人的手术治疗，当家属给家里人签字，这个签字的文件等于是把医生的一切责任都给免除了。比如对可能发生的输血，要你签字写上如果输血感染艾滋病医生没有责任等等，这个情况就非常过分的，因为患者在当时如果不签字就不给手术，完全是趁人之危，按照我们的法律，趁人之危签署的法律文件是可以撤销的，但这个在中国的司法实践当中撤销吗？我询问了一下类似的事情西方是怎样办的，毕竟艾滋病有窗口期你检测不出来。有关人告诉我，类似的事情西方是走保险的，医生都有执业保险，保险公司是有充足的专家进行判断的，能够维持整个法治体系的公平。

　　所以西方的医患关系很好，虽然西方的收费远远多于中国，但在法治上制衡医生的，不是弱势群体患者，更不是在法律制定上就保护医生，而是通过保险公司进行制衡！对医生的责任，由于患者是保险公司付账，保险公司是在帮助患者的，而对医生执业所面临的风险，也不是通过对患者的趁人之危，把风险全部推给患者。在证据责任和心证体系下，医生涂改伪造病历，所承担的责任是非常严重的，这可能成为医生谋杀的证据，在中国则医院涂改伪造病历是出现纠纷后的潜规则，因此我们的医疗法治体系，问题实在太多，中国的医患关系紧张，根子上在于我们的司法体系在相应关系上出来问题，魏则西这样的事情出来，人们的指责很多，也不自觉的不会想到法律手段，这不是已经很说明问题的严重了吗？

　　所以综上所述，中国的医患关系紧张，医疗制度改革，从根本上应当首先从我们的法律体系的改革开始，原来那种医疗是公益，立法保护医生，患者弱势在法律天平面前无法平衡的法律体系，已经成为了各种医患矛盾之源，在医疗产业化、商业化的大潮已经形成下，适应形势，制定针对无德游医的新型医患关系法律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医患司法是否公平，是老百姓民生最切身的感觉最直接最深切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