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捷：从大师办教育到学渣洋奴管教育

大参考

　　我们总说在民国时代大师璀璨，而现在中国是大师缺乏的时代，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本人认为是教育的问题，教育的核心在于教师的素质，主管教育官员的素质。学渣的特点就是对有天才的苗子是潜意识反感的，大师则对未来大师有爱才怜才惜才之心的。

　　中国文化传统对教育者的地位是崇高的，我们至圣先师孔子首先就是教育家，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更是所有读书人所向往的。《孟子·尽心上》有云：“得天下之英才而教之不亦快哉。”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对能够教书育人，是被读书人当作人生理想的，家有三斗糠不当孩子王是指不去蒙童，对指导有水平的学生可不同。因此在中国历代，热心教育的不乏顶级大师，大师办教育，对未来学子的成长尤为关键，而古代管理教育的学政，在省里的级别也非常高，与按察使是同级的官员，相当于副部级，对应于现代就是省纪委书记政法委书记的职务，远远比现在的教育局局长职位高。而对国家级学术机构的负责人，国子监祭酒虽然是三品官，但升为宰辅的机会非常多，很多宰相都做过这个职务。

　　在这个中华历史传承的基础上，民国的教育界是大师云集的，蔡元培就是当过教育部部长，民国时活跃在基础教育界的第一人就是陶行知先生。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学历背景，陶行知先生1914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17年回国，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主任等。如果是这样的履历，现在就不是当教师了，早到其他地方做官了。而中国早期的大科学家，更主要的是大教育家，他们的工作不仅是在全球最前沿的研究，而是翻译整理了适合中国的科学教材，我们现在很多科学概念的中文翻译，都来自他们之手，如：力、电、磁、热、光等等，而且改变了中国的语言，我们现在常用的因为所以等等用词，你看看古文当中有没有？这一代大师投身教育，才造就民国时代大师辈出的局面。

　　中国的科学家很多是师从严济慈和叶企孙的，他们都是教育大师。而严济慈、吴有训的老师胡刚复也是教育大师，大师们对中国科学教育的启蒙才是关键。胡刚复1909年被录取为首批庚款留美学生。1918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然后回国。他明白中国科学教育尚处于襁褓之中，没有条件继续他的实验研究，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可是，要救国就必须让科学和科学教育在祖国的大地上生根开花，因而胡刚复一心扑在办学、教学、培养学子上，奠定了中国科学的人才体系。大师的教育付出才有后来学生们的成就璀璨。

　　而现在我们的教师队伍和教育体系当中的官员情况是如何呢？我们有多少大师真的在一心于教育？现在在大学的本科生基础课，有几个是一线的专家、院士在直接代课？基本上是刚刚到学校有教职的人在干，而且是为了工作量应付的干！同样的课程，老师讲的如何非常重要，这里老师不特别的花心思，学生就算能够学会也比好老师要费力很多，占用了大量的其他学习时间。而我们的中学，更是老师的水平没有顶尖的学生高，教育要求以不超纲为关键，官员甚至禁止多教，不想外国中学会开设大学课程，在学校里就给能够成为未来大师的学生设置了成才天花板。小学和幼儿园更是打着快乐教育的牌匾不教不学不考试，为了学渣能够跟班降低质量。我们很多教育部的官员是名校的校长，而名校的校长很多是院士、科学家，但他们没有一心在教育之上，与教育家是有距离的，更关键的是中国现在决定政策走向的中坚力量是什么样的？在中国种种教改奇葩政策背后，这里我们要说的就是中国的教育是被学渣和洋奴所把持的！

　　如果我们能够多想一下，当初我们考大学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去学师范，是不是当年除了家境太差要师范生补助的以外就是最差的学生去师范？而在师范当中，真正优秀的佼佼者能够成为名校教师的，社会影响力和收入都上来了，也不去做教育官员，教育官员的政体水平更低，而且大量的官员被境外一些机构看中，被支持到国外学了外国的相关博士，把外国要弱化中国发展的一系列教育愚民政策给洗脑灌输了一遍，普遍还洋奴化，说着各种外国愚民用的鸡汤，似乎就是权威专家了，但他们与真正的专家差距其实是无法弥补的软实力。且不说其中有些人就是心怀鬼胎的带路党，对学渣洋奴，他们的认识水平达不到，更是一个影响民族大师人物成长的重大问题。

　　学渣和洋奴管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没有真实的体验，这个体验对教育的观念是有巨大的影响的，就如他们反对奥数，他们之间有谁能够有优势奥数出类拔萃？对于学渣，一直体验在从小竞争不赢，从小学习奥数不灵，在被逼学习下度日如年的精神噩梦之中，见到奥数就会做噩梦的人来制定政策，如何能够体会奥数对孩子逻辑思维的培养，尤其是对有天分能够成为未来大师的孩子们的重要性？因此他们的政策，不会看到天才教育对国家和创造性人才的重要，更看不到学习的快乐，而是只看到了天才门槛的高企，联想到了自身学习的痛苦，所希望的就是不要有考试，可以少学，把给天才的机会能够平均化奢望自己能够得到等等，这些学渣思维当前已经全面体现在中国的教改思维之中了。

　　对天才怎样培养，天才培养体系怎样重要，只有自身是天才体系当中的人才可以体会，这些学渣们根本没有进入到这个体系当中，是没有吃过猪肉，连猪跑也没有见过的人，然后拿着天才体系当中的失败者，当作自己的选择性教育案例。类似的情况，我观察我们大学母校的少年班情况就很清楚了，少年班成功那么多人不说，却一直抓住其中几个人的失败，甚至对这个人的失败后又成功了也不提。例如宁铂，现在是佛学大师了，成为某寺住持了，这是算成功还是失败？！本人今日的成功，就与当年奥数等学习是有关的，有了深刻的自身体会，我才会尽早给我的孩子进行奥数的开发，不能让孩子错过数学和逻辑发展的敏感期，才有现在孩子对学习的热爱，如果没有这些亲身的体会，对教育学渣洋奴的各种鸡汤说法就没有了判断力。

　　学渣和洋奴管教育带来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孩子的人品人格的成长是有问题的，从小当初就是学渣，在同学社会就不是龙头，会有各种的学渣习性，就会带有奴性，包括阿庾奉承溜须拍马等等，缺乏阳光人格和正能量等，而洋奴这些人被西方的愚民鸡汤洗脑，一样是盲目媚洋没有思考力没有骨气。这些软差距被他们带到了中国教育体系，教育出来的孩子难免近墨者黑，也会造成中国孩子未来在领导力层面的不足，这个问题在中国和印度裔在美国的发展当中已经非常明显。真正的大师，自身内在的品格是关键！这些品格在学生时代，在上学考试这种最公平的竞争方式下，很难在学渣身上找到的

　　这里更关键的是他们自己当年就是学渣，而且这些人进入教育体系后发展的很成功，他们就认为这样的学渣成长是很好的，这里可以用这些洋奴非常熟悉的一个心理现象来总结，他们对自己的学渣历史有投射效应，他们把他们的学渣背景投射到整个中国的教育思维之上。投射效应是著名的心理学规律，是指将自己的特点归因到其他人身上的倾向。投射是一种看不到的、存在于人们自身中的事物，它们在外部现实中寻找一个与它们相似的事物，然后它们把自己投射到这个合适的吸引物中去。投射不是有意识地主动地进行的，投射的发起者是具有自主性的无意识心理内容，这些心理内容具有自发地反映自己、进入意识的自主功能。这些学渣在中国教育界的集体投射行为，对中国的教育事业造成了重大灾难。

　　中国没有大师投身教育，对中国的未来影响巨大，这些人自己就不是大师，甚至没有近距离的见过大师，如何能够指望他们的理念能够给中国培养出大师？民国时代的大师辈出，就是因为有教育的大师身在一线，当初的蔡元培梅贻琦对教育投入多大，我外公当年的老师是叶企孙，他培养了多少大师学生？这就是中国当今难出大师的关键问题之一。现在的教改，搞平庸化、平均化，完全是学渣思维，未来大师成长的土壤，都被学渣思维撂荒了，不从这根本上认清问题，中国的未来难出大师，中国的崛起还要走弯路。


　　背景阅读：民国的大教育家

　　叶企孙（1898.7.16－1977.1.13），上海人，中国卓越的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物理学界的一代宗师，中国物理学会的创建人之一，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1920年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学士学位，1923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24年回国后，历任国立东南大学副教授、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系主任和理学院院长。

　　叶企孙培养了众多科学家，如：理论物理学家王竹溪、彭桓武、张宗燧、胡宁，核物理学家王淦昌、施士元、钱三强、何泽慧，力学家林家翘、钱伟长，光学家王大珩、周同庆、龚祖同，晶体学家陆学善，固体物理学家葛庭燧，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翁文波、傅承义，以及秦馨菱、李正武、陈芳允、于光远等。西南联大物理系毕业生中，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有：黄昆、戴传曾、李荫远、萧健、徐叙瑢、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等。解放后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后来成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有周光召、何祚庥、唐孝威、黄祖洽、胡仁宇、蒲富恪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半数以上曾是他的学生，因而有人称他“大师的大师”。两弹一星”功臣中的13位与叶企孙的师承谱系在23位功勋科学家中，有9位是叶企孙的弟子。

　　严济慈1923年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物理系；1935年，被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严济慈的学生也是大师云集，先后有陆学善、钟盛标、钱临照、翁文波、吴学蔺、钱三强、方声恒、陈尚义、吕大元、杨承宗等十余人。

　　胡刚复（1892年3月24日 - 1966年2月19日），江苏省无锡县人，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近代物理学事业奠基人之一。南京大学物理学科的先驱，在南京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物理实验室，并担任物理系的首任系主任。物理学是以实验为基础的，从这点意义来讲胡先生是第一个把真正的物理学引入中国的。他培养了吴有训、严济慈、赵忠尧、施汝为、钱临照、余瑞璜等著名物理学家。

　　蔡元培（1868年－1940年）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1892年中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从事教育事业，1902年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会长，创办爱国学社和爱国女学。1907年赴德国留学，研究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1912年回国后，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提出以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学教育五教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对北大实行全面改革，提倡学术自由、兼容并包。

　　陈鹤琴（1892年－1982年），现代著名儿童教育家。浙江上虞人。7岁接受启蒙。1914年公费赴美留学，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攻读心理学博士期间应聘回国任教。1923年创办南京鼓楼幼稚园———我国第一所实验幼儿园，并兼任园长。1929年发起成立中华儿童教育社，当选为主席，以后又在江西、上海创办过幼儿教育学校和机构。历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教务长等职，1949年任中央大学师范学院院长。他从研究儿童心理入手，并以自己的子女为对象进行过三年的观察实验，记录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归纳出101条教育总结。他建立起我国第一个由专科部、师范部、小学部、幼稚部、婴儿园五部分组成的比较完整的幼儿师范教育体系，开创了我国儿童教育事业。1949年后，担任南京师范学院院长、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等职。主要著作有《儿童研究纲要》、《儿童心理之研究》、《家庭教育》、《活教育理论与实践》、《我的半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