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纽约论金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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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庆东纽约论金庸（上）

2014年4月纽约

主持人：

　　尊敬的各位朋友，各位来宾，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北美华人科技工商联合会举办的、关于金庸小说六十年的专题讲座。我们非常有幸能请到孔庆东教授。今天来的朋友分为不同的年龄段，身处不同的行业，可能大家都是因为孔庆东教授的名气和作品，慕名而来的，我现在简单地介绍一下孔教授本人。

　　孔庆东教授是孔子的第七十三代直系的大宗户后人，是北大中文系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兼多领域思想评论家，在鲁迅研究、戏剧研究、武侠研究、语文研究方面的影响非常大，近年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研究，研究专著有《超越雅俗》、《谁主沉浮》等。孔教授曾经在多家电视台和大专院校讲授金庸小说，广受欢迎，人称他为“北大醉侠”。

　　现在有请孔教授给我们做“金庸武侠六十年”这样一个专题讲座，大家欢迎！

孔庆东：

　　各位朋友，各位同学，下午好！

　　我觉得这个环境非常令人感到亲切、随和，所以我也就不拘小节，不做过多的客套，慢慢开始。我自己准备了一个提纲，我现在就打开电脑。

　　我这一次来美国呢，首先要感谢联合国的中国书会。今年有一个第五届中国日的活动，昨天在联合国总部搞了一个开幕式，昨天我在那边也有一个讲座。其实我9号就来了，好像在座有一些媒体朋友，我顺便交代一下我的行踪。我9号就来了，头几天到处游玩，其实对我来说呢，无论到哪里,，我都不吃亏。因为我是搞文学研究的，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那里都是我工作的素材，都是我工作的对象。我这个专业比较占便宜，无论接触什么人都不吃亏，因为我随时可以写到文章里面去。但是呢，人到一个地方不能光占便宜，我临走前这几天，日程是比较满的，布置满了讲座、座谈等等，从前天就开始了。前天在和统会那边有个讲座，昨天是在联合国总部，今天有幸来到纽约大学，根据中国书会给我安排的行程，让我今天讲一个“金庸武侠六十年”。

　　其实对我来说，讲什么话题并不重要。我这人不论讲什么，首先是要尊重听众的需求，中国34个省市我都跑遍了，哪个地方请我去讲座，我首先都问：什么人听？人家希望我讲什么？因为今天我不知道在座的要听什么，我估计讲金庸应该是具有最普遍的共同性。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金庸的作用就相当于《国际歌》。列宁说：走到世界各地，唱起国际歌，就能找到无产阶级的兄弟。他这是作为一个革命导师讲的。我说的是，走到世界各地，只要谈金庸，总能找到华人朋友。现在也有很多外国朋友学中文，我也给他们推荐金庸小说。我虽然去过的国家不多，一共也就十来个，可是我教过二十多个国家的留学生，我给他们推荐的最好的汉语教材，不是《论语》，不是《鲁迅全集》，不是《毛泽东选集》，而是金庸的小说。我说读金庸的小说，可以让你最快最准确地进入中国文化。因为金庸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他超越阶级立场。

　　说到这里呢就有一个问题，金庸这么受欢迎，受中国各界的欢迎，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中国的左派和右派都不太喜欢金庸。网络上对我有各种评价，近年来好像普遍倾向于把我描绘成一个左派，甚至是极左分子。（笑）但是大家会发现中国真正的左派是不喜欢金庸的，左派对金庸有激烈的批评，认为他不革命嘛。有意思的是，中国的右派也不喜欢金庸，说金庸竟然不宣传民主自由的普世价值（笑），是吧？右派也不喜欢金庸，所以金庸他很孤独。喜欢金庸的人是有点超越左派和右派的，这很有意思。

　　今天是一个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时代，很多情况下人们被逼迫着站队，被逼迫着说自己是红的还是蓝的，像法国大革命一样——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我在课堂上跟学生讲，我们可不可以先这样去问，你说孔子是左派还是右派？耶稣是左派、右派？鲁迅、毛泽东是左派、右派？最后金庸是左派、右派？这样一想的话，问题好像不是那么简单了。人可能有派别，但一个人仅仅被一个派别就装下了吗？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思考的视角下，我来研究金庸。

　　其实研究金庸在学术界来说是有风险的一个选择，虽然金庸的读者很多，研究金庸在社会上有很多人会感兴趣，可是在学术界会受歧视。今年是2014年，二十年前1994年，我的博士导师严家炎先生，在北京大学第一次开设金庸小说研究课，当时枪林弹雨就打过来，用此事证明北京大学堕落了，说北大居然研究金庸，成何体统？斯文扫地。这些人也许是为北大好，也许是好心，可是他们不知道北京大学的一个光荣传统就是接地气，就是为人民，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做学问。早在一百年前，北京大学就最早研究戏曲，当时戏曲是下里巴人的下里巴人。北京大学最早搜集研究民间故事，北京郊区有个妙峰山，这个妙峰山的民俗就是一群北大学者去调查的。北大之所以在各个历史时期都站在历史潮头，是有其内在的灵魂支撑的。二十年前如果让我讲金庸，我是没有那个勇气的，虽然我的导师们讲金庸还是受了我的一点影响，我是上大学的时候跟着一帮同学胡乱地读金庸，然后我们向老师宣传金庸好，时间长了老师就说，你们光胡说八道有什么用啊？你们去研究研究，我们才用学术的眼光来看待金庸的问题。

　　所以我讲金庸，并不是要去重复金庸笔下那些精彩的故事，那些感天地泣鬼神的爱情。因为我是中了知识分子的毒，中了学者毒，我还是要从学者的角度去谈谈金庸作品中的一些问题。恰好今年是金庸先生90周年诞辰，我以前在北大已经开过两次“金庸小说研究课”，这个学期我第三次在北大开这个课程。当然我开这个课程总是人满为患的，这里面有一半不是我的功劳，是金庸先生的功劳。这个课的限选名额是最高的，三百个名额，但是来听的人可能要超过六百，有时候大概七八百人。我总是很不好意思占据北大最大的那个阶梯教室，人山人海，一直坐到黑板下面，只留给我一个讲课的地方，我上课的时候还要挤进去，因为每次都有刚刚从外地来听课的人，他如果不认识我，他还不给我让路（笑），他想：你来得这么晚你还往里挤什么啊（笑）？

　　在北大讲课，我认为每一次不能重复。学生只要这个知识他以前听过了，他就可能不喜欢。北大学生有时候不太礼貌，不太给老师留面子的，他如果觉得你讲得水平不够或者不合他的要求，他会一摔椅子就走了。有时候我也批评过北大学生，我说咱给人家留点面子嘛，不要脾气太大。

　　今年金庸九十周岁诞辰，前半个月我在百度搞了一个现场活动，叫“金迷群英会”。金庸的粉丝太多太多了，现在的金迷的主体成分是90后，有一部分80后主要是85后，在我看来都是孩子们啦，真的很感人。他们发起了一个活动，征集大家手抄金庸作品，最后选拔了三百多人，每人抄一两万字，一章一回，把《金庸全集》八百多万字抄下来。其实这是一个字一个字数的八百多万字，如果按照出版社的排版统计，一千多万字，厚厚的一套手抄本，作为献给金庸九十周岁诞辰的一套礼物。这份礼物太沉重了，我觉得这是每一个写作的都羡慕嫉妒恨的。鲁迅生前也没有这样的待遇，这说明了金迷的一片心。那次活动搞得也很好，视频在网上可能会找到。我们还请到了海峡两岸的六位金庸的家人，包括他的一个堂弟，60多岁了第一次来北京，以前他不能来北京，为什么呢？因为他是金门警备司令。所以我们看，谈金庸是一个很宽阔的入口，它可以让我们超越那个阶级立场党派立场，去谈最宽泛的中华民族的问题。

　　今年是2014年，甲午年，中国是个历史很沉重的国家，每个年份都能找到一大堆可纪念的事情，看这个以4为结尾的年份，今年是满清入关370年，1644甲申年，满清入关是吧？1944年的时候，郭沫若写了一个《甲申三百年祭》。还有120年前，也是甲午年，今年又是甲午，今年是甲午战争120年。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历史影响巨大。前一段我在微博上开了一个玩笑，我说今年又是甲午年，还有一个巧合是，我们中堂大人还姓李，而且我们还有个海军副司令姓丁。（笑）这个把网民吓一跳，说孔老师你不要这么吓人。我这当然是开玩笑，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我们不希望历史重演。如果往前算100年，1914年，正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都跟战争有关，都是实际发生的战争，我们现在来看看纸上发生的战争。今年正好是新派武侠的六十年，1954年新派武侠诞生，我今天讲这个“金庸武侠六十年”，是取一个虚岁，金庸是1955年开始武侠创作的，按虚岁算也是六十年。

　　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中国古代的武侠文学的传统，因为在座的朋友多数不是学文学的。中国古代的武侠小说，我们不算萌芽就算正式的小说，一般要上溯到唐传奇——唐传奇中那一部分武侠题材，飞檐走壁的，红线女侠的，那是武侠小说的开端。思想很深刻，但里面的武功很简单，很让人去发挥想象力。武侠小说发达起来是到了宋元时期，宋元话本和笔记小说里面，武侠的“武”和“侠”都丰满起来了，集大成应该是到了明清小说，特别是《水浒传》，《水浒传》被认为是伟大的武侠小说经典。金庸小说固然了不起，但我想金庸所有的小说加起来，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就约等于《水浒传》。我如果说等于《水浒传》，可能还有人不同意，因为《水浒传》真的是把武侠的各个层面都写出来了。《水浒传》分前后两部分，前一部分是轰轰烈烈的武侠史诗，后一部分投降了，又是武侠精神的挽歌。凡是文化高手，都看到了《水浒传》的要害问题，金圣叹为什么腰斩《水浒传》？他就是不让人们看后面投降的那一段，写到全伙上山就给结束了。鲁迅和毛泽东都看到了投降是《水浒传》最重要的问题，鲁迅和毛泽东都站在非常高的政治角度看待《水浒传》。今天很多中国的左派对中国共产党持有激烈的批评态度，说现在的共产党就是宋江，投降了嘛。所以说《水浒传》的象征意义是非常巨大的。很多人误解，说毛泽东批判《水浒传》。不对，毛泽东非常推崇《水浒传》，他批的是宋江，批的不是《水浒传》，他恰恰说《水浒传》写得好。鲁迅说的非常清楚：“一部《水浒》，好就好在投降。”写投降反而写得好了，如果不写投降，反而没有那样的深度了。正是因为你投降了，之后才没有获得好处。我们想一想现在世界上那些被美国灭掉的国家，和它投降是不是有关系。当年它不投降的时候、它坚决抗美的时候，它安安全全什么事都没有；它一旦跟美国关系暧昧，勾勾搭搭——死期到了，马上没命。大家想想萨达姆、卡扎菲，再往前的什么李承晚、朴正熙、吴庭艳，只要屈从美国的，哪有一个例外？坚定抗美的却安安安全，你看卡斯特罗，据说美国策划暗杀他一千多次，没有一次成功的，我觉得都神了。有一次杀手都进入他的卧室了，拔出枪来刀来就可以把他打死，这个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杀手忽然脑子进水了，扑通跪下，说我是美国派来杀你的。（众笑）坚决抗美的安全，一旦动摇就死，这和《水浒传》写的一样。

　　可是呢，风水轮流转，武侠小说到了晚清，就衰落了，我们知道中华文明也是到晚清出了问题。文学看上去好像是风花雪月，其实它和人生那种互相印证的关系，后人研究起来是非常惊人的。晚清武侠小说，用鲁迅的话说，就是没落了，没有武侠了。晚清的武侠小说被一种叫公案小说的东西代替，比如《三侠五义》——后来叫《七侠五义》，这类小说里那个武侠就变质了，变成什么了呢？变成跟着一个大官，去反腐败，变成了大官身边的那些公务员，比如什么包公案、施公案、刘公案，这些小说里的主人公是包公，是施公，是刘公，是一个清洁廉明的政府官员，是一个好干部。武侠看不见了，武侠变成他的保镖了，他身边的保镖跟着他去反腐败。比如我们看京戏就知道，包公一出去就带着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京剧里唱的“王朝马汉睡卧在两边。”这个武侠是睡在那儿的，包公在中间威风凛凛。所以这个武侠一旦变成体制内的公务员，“侠”就没有了，你是吃公家饭的了。当然也许作为生命个体来说，我们都不喜欢那种漂泊生涯，当公务员挺好的，工作挺稳定，每月有工资拿，这也挺好。可是从文学史的发展意义上来说，这等于不知不觉把武侠给消灭了。而好玩的是，文学作品中没有武侠了，你看国家就倒霉了，仅仅是文学作品中社会稳定了。今天中国拿出大量的钱来维稳，据说维稳费超过国防军费，许多钱都花在怎么收拾上访的民众上，可是这个社会治安就稳定了吗？社会没有稳定，反而内忧外患更多了。晚清就是这样的，不让有侠客了，好像社会安定了，其实没有，这个国家大的风雨就要来了。

　　那么现代武侠是怎么产生的呢？我说这么几个时间点。到晚清，很多同胞知道中国不行了，就开始想原因想办法。一开始认为我们军事不行、经济不行、科技不行，什么政治体制不行，最后证明这些都是胡说，都不对。朝廷最爱糊弄人民的一句话就叫“落后就要挨打。”挨打之后，他不说他保护不了人民，他说咱落后啊，谁让咱落后呢？大家要理性，要克制，因为咱落后——意思就是落后永远要挨打，挨打是合理的。我们从1840年挨打，挨了很多年，最后才明白不是那么回事，不是因为我们落后。再看看世界战争史，从来都是落后的打先进的，没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说。周推翻商，就是落后的打败先进的，当年抗美援朝，我们不知道比美国落后多少年，是吧？美国还率领着十五个哥们，让我们打得落花流水，是吧？从鸭绿江打到三八线，完整的解放了一个国家。没听说落后就要挨打的，特别是我们中国在毛泽东领导下，专门是谁先进灭谁（众笑）。哪有落后就要挨打这一说啊？世界各国列强无一不败在毛泽东的手下，多国军队都被中国成建制的消灭过，除了美军没有全歼一个团之外，什么法国荷兰比利时，什么加拿大、新西兰、土耳其，来一个旅灭一个旅，来一个营灭一个营。当然我们在此不讲战争，我们讲的是，晚清知识分子最后明白了，中国不是落后在那些看得见的东西上。最后竟然大家没有想到，我们是落后在文学上，是梁启超发现了这个问题。梁启超夸张地说，人家西方为什么先进呢？西方人成天读小说，读小说国家就强大。梁启超喜欢耸人听闻，但去掉他那个夸张的成分，这里面有道理。我到欧洲去我到美国来，我看见美国人民休息的时候干什么？在参观博物馆，在听音乐会，你以为这是没用的吗？国家是通过这些东西强大的。你再看看中国人民每天都在干什么？不去听音乐会、不去看戏、不去博物馆、不去看画展，就在家里搓麻将。我们不是完全否定搓麻将，但是一个国家大部分国民没有精神追求，必然导致它真的要落后了。

　　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1902年中国产生新小说运动。小说本来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是被看不起的，梁启超这帮人就搞了一个革命，认为小说是最伟大的艺术，小说最重要。我们看这个东西在汉语中叫“小说”，在英文里有小的意思吗？没有。中国人特意给它加了一个“小”字，认为它不重要。是一百多年前，中国人才把小说变成一个最重要的文体。我是讲文学的，大家也都学过、看过很多文学作品，中国古代文学可以去掉小说，仍然是伟大的文学，尽管中国古代小说很棒，我们把四大名著都去掉，只要有从屈原到李白杜甫到苏东坡就够了，还是伟大的文学史。可是现代就不行，现代文学去掉小说还是文学吗？去掉鲁迅，去掉茅盾，去掉老舍，去掉沈从文，去掉巴金就什么都没有了，现代小说是不能去掉的，所以小说成了现代文学最重要的一个载体，这是1902年的一个台阶。

　　接下来到1911年有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从政治层面上说，它有很大的意义，可是辛亥革命没有解决中国人的灵魂问题。我前天在和统会讲座的时候说，辛亥革命之后中国人的生活还不如清朝了。表面上看推翻一皇帝，建立一共和，好像多党制了，曾经有三百多个政党，可是中国人民更加水深火热了。国家实际上分裂了，这个省和那个省都打起来了。军阀混战，各省的军阀都找一帝国主义支持，国家乱了。今天很多人主张多党制，其实我们早就实行过了，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就那样子。生多少人死多少人，人口不增长，家家生七八个孩子，家家死七八口人，就完事了。你出门随便看一垃圾堆，可能上面就扔着死孩子，这就是很多人向往的民国。民国有人生活得好，北京大学教授生活得好，但那时候有几个北大教授啊？那时候北大教授相当于中央委员，因为大多数是文盲嘛，大学生才有几个啊？那时候大学生都没有今天的大学教授多，所以存在一个怎么看待历史的问题。

　　所以1911年没有解决中国人的问题，还需要补课，补课就是1915年，有一本《青年杂志》诞生，后来叫《新青年》。伴随着它有一个运动，叫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开始的，《新青年》办了两年，到1917年就产生了文学革命。我的专业叫现代文学，现代文学是从1917年算起，有了文学革命才有以后的种种种种。1919年是政治上的五四运动，北京大学一群学生火烧赵家楼，跳进人家院中，殴打“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吧？然后就成了一个伟大的运动。这个历史研究起来，它是很吊诡的。从法律上说，这是不合法的，你凭什么跑去把人家打一顿，还把人家房子烧了？警察把这些学生抓了，学生一抗议，警察害怕了，把学生放出去，学生还不走，说我们就住在监狱里了，结果警察是求着他们回学校念书去。学生闹事，本来是为了让政府更强大，然而政府强大起来之后，学生再不能随便闹事了——历史存在这样一个吊诡的关系。1919年五四运动，再过两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我有一本书叫《谁主沉浮》，专门写1921年文学的。在这个兵荒马乱，中国哀鸿遍野的时候，有那么十几个人在上海开了一个小会儿，谁也不知道这十几个人决定着中国将来的命运。这十三个人里，过了20多年，其中的两个人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有一个人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而在1921年的时候，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下面是跟今天的主题直接相关的，1923年，现代武侠小说诞生了。从晚清武侠精神没落，到武侠重新崛起，中间经过这么多的事儿。中国人不断地认识到灵魂的重要，改造人心的重要。这些认识慢慢普及到社会上，一直影响到大众文学层面。大众文学作家为了赚钱，为了写赚钱的小说，他不知不觉会改变文学的套路。

　　1923年有几个作家同时推出了具有崭新风格的武侠小说，在武侠研究史上把他们称为“南向北赵”，加上一个姚民哀。南向就是向恺然，他是湖南作家，笔名叫平江不肖生，湖南平江人，他说自己是不肖之子，不肖生。北赵是河北的赵焕亭，“南向北赵”同时写了很重要的武侠小说，大家不研究这个，没有必要记他们的名字，再加上一个叫姚民哀的人，三足鼎立，现代武侠就诞生了。为什么我们说它是现代武侠小说，难道仅仅因为它是五四运动之后的，就叫现代吗？他跟古代有什么区别？跟晚清有什么区别？真有区别，最重要的是，恢复了“侠”的本来面目，侠退出公务员系列，不再当公务员了，侠回到江湖上。

　　我昨天在联合国也讲这个话题，我说中华文化中有很多概念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它语言的，你的翻译水平越高，你就应该越感觉到汉语是一种最高级的语言。我们有的时候大材小用，用汉语中最好的词去翻译那些低等语言的词，他那里面本来没这意思。比如我们认为某个民族最重要的书，很神圣，我们就拿出我们民族最好的词来翻译它，把它叫“圣经”。你看看它原文里面，哪有“圣”的意思啊，哪有“经”的意思啊。什么叫经啊？经是天上人写的东西，谁敢说我写一本经啊？（众笑）人家原文里面没有“圣”“经”的意思，我们挺大方的，拿“圣经“去翻译它，很多概念都是不对等的。就说武侠小说里，“武”“侠”这俩字都没法翻译的，武不是打架，“武”这个字天然包括了两种因素，战争与和平，止戈为武，放下武器才是“武”。但是你不拿起武器怎么放下武器呢？还得先拿起武器，再放下武器，其它民族里有这么一个词吗？同时包含战争与和平意思的。一个大人打一个孩子打赢了，我们说胜之不武，这才叫武。所以这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概念，你必须学汉语，你才能享受这种文明的快乐，你不学汉语你就白活了。是吧？我说好不容易当一回人，竟然没当成中国人，白瞎了。（众笑，掌声）所以我身为中国人，感到非常的快乐。

　　除了武、侠之外，再比方说“江湖”。啥叫江湖啊？江湖咋翻译啊？它不是社会，不是制度，不是环境，也不是长江和洞庭湖。（笑）所以江湖没法翻译，你必须学汉语，还得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才能知道啥叫江湖。（众笑）我认识两个日本教授是中国通，他们就明白什么叫江湖。比如他会跟我说，“这是我哥们儿，有事儿找他，这是我好哥们儿。”北京话说得特别溜，他们懂得什么叫江湖——就是有事不通过组织。（众大笑）遇到什么事不能通过组织，江湖上有哥们儿帮你办。这个江湖是对体制的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补充——有的时候是对立的，在多数情况下是补充。例如中国现在，反腐败非常艰难，有的时候感觉很奇怪啊，全国人民都痛恨腐败，党中央也痛恨腐败，中央下了那么大的决心整治，抓了那么多官，这腐败怎么还治不了呢？

　　我就说他们都没想明白，他们都是用那个政治的、法律的手段去治腐败，那就永远治不完，因为他们忘了，还有一个庞大的系统叫江湖。是吧？你看看那些抓起来的贪官，他们都是在江湖上有很大的势力，是吧？要是掌握不了这个江湖，你就治不了腐败。

　　而毛主席那个共产党怎么就能治了腐败呢？它不是光靠行政手段，毛主席在革命的过程中跟江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是吧？共产党最知道怎么对付黑社会，因为国民党的起家就是黑社会。国民党不成器，是因为它社会基础不好，当时孙中山先生找不着同盟，只好利用黑社会，所以国民党根儿上就不好。那共产党的根儿为什么好呢？共产党是什么党啊？共产党是北大教授党。共产党是最有学问的一群人，是最有学问的人打败了没有学问的人。当初共产党进城的时候，上海的黑社会就吓唬共产党，说你们来了要是对我们不好，我们就罢工。什么叫罢工呢？上海的清洁马桶厕所的工作都是黑社会控制的，他说我们就不给你运这些垃圾了，让上海臭掉。共产党派地下人员跟他们说，我们主要是打国民党，跟你们没什么关系，你们好好儿的，该清运垃圾清运垃圾，从阶级角度来说你们也算无产阶级。黑社会一听放心了，我们也算无产阶级，这可以了。共产党很会跟黑社会搞好关系，江湖的事儿用江湖规矩去办。

　　所以1923年之后，侠回到江湖上，就跟晚清不一样了，不再上面有一个包公式的清官领导他，这个侠重新有了独立人格。而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的不就是独立人格吗？五四的精神就是要有独立人格，武侠小说不知不觉就受了影响，所以我们不能把精英文学和大众文学简单对立起来，能看到它是不知不觉有一个呼应的。五四以后国人开始看话剧，今天的人会以为有了话剧是不是戏曲就没人看了？不对，有了话剧之后戏曲更旺盛了，梅兰芳等大师，他们的成就主要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这个很有意思，五四运动其实是一个文化制高点，它像一盏灯照亮了全中国，但是它的作品数量是少的，它的听众是少的，大多数听众看的是大众文学大众戏曲，但大众受它的影响，而我们中国的学术界，恰恰对大众文化研究不够，这是我们跟欧美相比真的落后的地方。前些年统计，美国大学里关于大众文化的课程有两千多门，中国只有几十门，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就好像抗美援朝的时候，人家一个师有两千门大小火炮，我们只有几十门火炮一样。

　　独立人格，就会产生一个正义标准的问题。在江湖上的侠认为，正义不在政府那里，不在法庭那里，不在学者那里，正义在我心里——自掌正义。所以侠要自己承担道德标准。你如果犯了错，或者你这个标准如果错了，怎么办？错了，你拿自己的命抵上。所以中国这个侠义精神是要彻底的承担。武侠人物如果真的认识到自己犯了大错，怎么办？自杀以谢天下。《倚天屠龙记》里张无忌的爸爸妈妈，是吧？犯了错误怎么办？没有办法弥补，那只有死在天下英雄之前，一种真正的个体的承当。这看上去不合现代精神，好像不民主，我们现在都喜欢这个民主制度，民主有它的好处，可是也有它的坏处。比如出了事儿没人负责，经常找不到负责的人，互相推诿，每个官僚都有他的借口，最后我们就陷入了一个鲁迅说的“无物之阵”。你感到有一个庞大的阵容在跟你作对，可是你不知道杀谁，你不知道打谁，你都不知道告谁，所以有一些人会丧失理性，会报复社会，是吧？会去乱杀无辜的人。滥杀无辜是错误的，可是从心里动机上，他是可分析的，有他的原因。

　　现代武侠是有独立人格的，是自掌正义的，他就要承担一个孤独的命运。王朝马汉是不孤独的，天一亮看看包大人去哪儿，咱们跟着去就行了，是不是？干完活拿俩红包回家。现代武侠没有包大人了，怎么办？他很孤独，他在江湖上是漂泊的。如果是喜欢孤独的人，会觉得这是享受。现在的人不经常标榜孤独吗？我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我们那时候可标榜孤独了，对一个人很高的评价就是，这同学很孤独。（众笑）一些人假装孤独的样子，留很长的头发，坐在北大三角地，一会儿就会有漂亮的女孩儿跟你说话，陪你吃午饭，我们就这样孤独了很多年。后来产生了一首歌叫《孤独是可耻的》，那时候孤独特时髦。其实真正的孤独者，他是一种痛苦，最后会产生一个怎么对付孤独的问题。这个方面我觉得还是鲁迅做出了一个很理性的选择：首先要承担这个孤独，然后再反抗这个孤独。鲁迅的反抗是再一次走进大众，保持自己独立人格的前提下，走进大众。当然鲁迅不是政治家，他只是在思想上做到了。以上说的是现代武侠的思想精神。（待续）

大参考

孔庆东纽约论金庸（中）

　　我们上面说了侠，下面稍微说点武。

　　现代武侠小说里，产生了系统的现代纸上武学，为什么称之为“纸上武学”呢？因为它不能真的学了之后去打架，它不是实际的搏斗功夫，它不是那个“武术”，这个武学和武术不一样。很多人说小孩子读了武侠小说盲目模仿，媒体会夸张这样的事实，其实这样的事儿很少，可能万分之一都没有。一个小孩读了武侠小说就跑到山上去了，这多少万人里可能才有一个，他不读武侠小说也是乱跑的。（笑）武侠小说里的武功描写，不是让我们学打架的。我昨天在联合国专门讲了这个武学的问题，这是一种人生的象征，你看那武侠人物的练功，和我们日常的学习是一样的，和我们为人处世是一样的，你从里面悟到的，是一种普遍的人性之道。

　　现代武侠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是侠情结合。古代武侠小说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有一个缺点，就是侠客大多是男的，女的太少，好不容易出几个女的，又都有问题。我刚才说了最伟大的武侠小说《水浒传》，水浒一百单八将，一百零五个男的，三个女的，有不法书商为了吸引人，曾经篡改这个书名叫《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你买回去一看——《水浒传》。一百单八将之外也写了几个女的，基本没什么好人，什么潘金莲啊、潘巧云啊，也不知作者跟姓潘的有什么仇，把坏女人都写成姓潘。当时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对，可是我们现代人一看，看出毛病来了，所以现代武侠小说有一个特点，里面都有女侠。一开始这女侠好像还是跟在男的后面，是个附庸，后来这女侠越来越厉害，最后就是男女双侠并行江湖。到了现在呢，好像谁再写武侠小说不写女的都不行了，这女的不厉害都不行。所以看武侠小说不能轻视女侠，就好像那个喝酒的场合，最可怕的就是什么红脸蛋儿的、吃药片儿的、梳小辫儿的，这都是最厉害的。看上去不能打架的，往往是功夫最高的。所以说现代武侠，从各个角度都有了现代的品格。

　　这个现代武侠才属于我的专业范围，我是搞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研究的就是1917年到1949年这段文学，金庸不属于这一块儿，金庸属于当代文学。那我为什么研究金庸呢？说明研究当代文学那个领域出了问题。我本来是北京铁路局的，为什么管广州铁路局的事儿呢？因为广东铁路局出事儿了呗，所以北京的来管一管。我很奇怪，这么多华人都喜欢的文艺作品竟然没有人研究。研究什么不等于就喜欢它，学术研究跟喜欢不喜欢没关系，要排除个人感情，你再不喜欢，这是一个重大的现象，这个现象必须面对。就像我们不喜欢原子弹，但我们必须研究原子弹一样。所以金庸的问题是我研究现代武侠的一个延伸。

　　我们把1949年以前的武侠叫旧派武侠，旧派武侠我把它大概分了十大家，十大家再分前后各五家。前五家就是刚才我说的南向北赵——向恺然、赵焕亭，加上姚民哀，还有个顾明道，顾明道最早写男女双侠并行江湖，金庸小时候就读过顾明道的《荒江女侠》，影响很大。再加上一个文公直，是写历史武侠的，写那个于谦的，于公传的于谦。后五家可能更有名，一个是还珠楼主，还珠楼主几十年间粉丝特别特别多，我二十年前研究武侠的时候还遇见过他的老粉丝，是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再一个是白羽，宫白羽，白羽的影响也非常大。白羽本来是鲁迅的学生，因为生活所迫，所以写了武侠小说。大家知道新派武侠小说的第一人，我把他叫做“挂印先锋”——梁羽生。梁羽生为什么取这么个笔名呢？他自认是白羽的学生。再有一个郑振因，还有一个更有名的叫王度庐，因为李安拍了《卧虎藏龙》，获得奥斯卡大奖，所以王度庐的名字重新被人知道。最后一家是朱贞木，也有人说朱贞木可以算新派了，但是一般的学术界还是把他算作旧派武侠作家。

　　旧派武侠介绍完了，下面就是新武侠。新武侠是何时诞生的呢？今年正好六十年，是1954年。那个时候海峡两岸的对峙格局已经形成，今天叫冷战时期。冷战时期很有意思，海峡两岸一度都没有武侠小说的市场。大陆倒没有行政命令说不准看武侠，它有一个文化批判，认为武侠小说是封建糟粕，是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劳动人民受压迫，你不反抗，老幻想着有个刀光剑影的侠客来救你，这是不对的，是反动的。其实劳动人民幻想的武侠已经来了，就是共产党嘛，你就没有必要读那些飞檐走壁的故事了。所以大陆这边是看不起武侠小说的。台湾呢，是查禁武侠小说。台湾那边很有意思，它认为武侠小说是共党的统战作品，它那理由比较奇怪，它“阶级斗争”这弦儿绷得很紧。它说武侠不好，武侠是中共授意写的。因为武侠小说里一般都要写反侵略，一般都要写地主欺负人，侠客来给他报仇，所以国民党很忌讳这个。金庸的小说很长时间被台湾查禁，台湾多次查禁武侠，重点就是金庸的小说。台湾那个中宣部不知怎么想的，他们甚至怀疑金庸是中共特务——中共专门派一文化特务在香港写小说，颠覆国民党政权。特别是金庸最有名的小说叫《射雕英雄传》，在台湾呢，是第一禁书。国民党领导宣传的干部还有点文化，读过毛泽东的诗词，他一看“射雕英雄传”，马上想到毛泽东写的“只识弯弓射大雕。”一眼就看出来了：共党！共党统战作品！然后就查禁这个《射雕英雄传》。有一天夜里台北全城戒严，警察突击各家书店，搜查《射雕英雄传》。但这个书太受欢迎了，这书商要谋利啊，马克思说过，商人为了谋利，命搭上都干啊，只要有百分之百利润。所以书商把《射雕英雄传》改名叫“大漠英雄传”，继续畅销。到七十年代，金庸本人访问台湾，见了台湾领导人蒋经国、严家淦，他俩也都是金粉儿，大家才知道金庸不是共产党。所以到那个时候，金庸的书可以随便卖。

　　就在海峡两岸都不喜欢武侠的时候，老天爷给中华民族留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留得很好，就是港澳。港澳这地方也很有意思，其实是毛泽东故意不收回来的。1949年的时候随时可以收回来，毛泽东说了“宜将剩勇追穷寇”嘛，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嘛，全中国包括港澳台嘛，是吧？台湾是因为金门战役失利，接着朝鲜战争出了事，没打。那港澳随便一脚就跨过去了，而且当时已经有不遵守纪律的解放军战士过去了。后来上级批评他们，谁让你们过去的？回来。毛泽东说这两个地方我们不收回来，要留着。伟人做事都目光太长远了，留着有什么用？不知道留着有什么用，反正没必要收回来，随时可以收。你那水你那菜你什么什么都是内地供应的，想收明天就收回来了，一句话的事儿。一年之后就知道有大用了，一年之后抗美援朝爆发，美国和西方封锁中国，我们的武器装备、弹药、医药从哪来？很多从香港来。用香港的资本家去给我们买这些东西，所以香港的很多大亨为什么跟共产党那么好啊，他的第一桶金是共产党给他的订单啊，他是这么崛起的。所以上天留下这么一个地方，得天独厚。

　　1954年香港有两个武术门派发生矛盾，开始是口水战。一个叫太极门，一个叫白鹤门，都说自己功夫好，这是中国武术界的毛病，就跟那个文人相轻一样。口水战最后也要用实战解决啊，就打擂台，两边掌门人打擂台。可是香港法律不许比武，于是他们跑到澳门去。澳门这个黑社会统治得比较好，可以打擂台，于是媒体就纷纷宣传这个擂台赛。可是擂台赛的实战过程，非常不过瘾，不像那些武侠影视剧，两个人咣咣咣打十来分钟还打不死，你看着打死了，一会又站起来了——哪有那事儿啊？没有。我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打过架，真正打死架一般超不过一分钟，因为在那种性命相搏的打架中，人的体力只能支持二十来秒，也就是你倾尽全力打一个人的时候，二十来秒你就没劲儿了。武术也是这样。这个太极门和白鹤门的比武，不到一分钟结束战斗。太极门的掌门人，一拳打在对方的鼻子上，鼻子马上出血了，裁判马上喊停，比武结束。

　　可是媒体已经铺天盖地做了那么多宣传，媒体不会让自己的钱白花呀，它要乘勇追击、趁热打铁。我昨天还在联合国遇到那个《大公报》的记者，也是我的老乡。当年《大公报》就非常聪明，马上就推出广告，就趁着大家这个热乎劲还在：本报明天推出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

　　这是老板决定的，可是这小说根本就八字没一撇呢，这小说谁写啊？他心里有数，因为报社里有两个年轻人，是武侠爱好者，平时没事儿在一块儿谈武侠，一个叫陈文统，一个叫查良镛。这两人一个爱好是下棋，成天在一块研究棋，还有一个爱好就是武侠。老板就找到其中一个叫陈文统的，说咱们报社明天要推出一部武侠小说，叫《龙虎斗京华》。陈文统说好啊，咱们也写武侠小说，好啊，这谁写啊？谁写？就你写！（笑）他说我行吗？老板说不行也得行啊，广告都推出去了，必须得写！所以历史上有些事是偶然发生的，就这一个擂台赛，催生了新武侠。这个叫陈文统的人，就写了《龙虎斗京华》，用的笔名叫“梁羽生”，这就是新派武侠的诞生。

　　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一炮打响，但是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呢，水平还是很平庸的，只不过因为它是第一个，所以历史地位重要。可是不等于艺术水平高，他写得还是很混乱的，很多武功招数都是旧的，观念也是比较保守的，写的是义和团的事。老板一看这个成功了，他说我的手里还有一张好牌呢。然后又动员另一个年轻人：你看人家陈文统都写得这么好，都出名了，你也试一试呗。这个叫查良镛的人，比较稳健，一般什么事不先出头。他一看陈文统都能写成名，那我更有把握了，于是他也写了一部小说，叫《书剑江山》，后来出版的时候叫《书剑恩仇录》。查良镛的“镛”左边是个金字旁，右边是个中庸之道的庸，他把这个字一分为二，叫“金庸”。新武侠就这样在梁羽生金庸手中诞生了。我们可以把他俩看成左右光明二使，光明左使光明右使，这个诞生的过程是挺有意思的。

　　刚才我讲了金庸九十周年诞辰。六十年来，金庸小说长盛不衰，成了文学史上一个罕见的现象。大众文学很像流行歌曲，一拨歌星热个三五年就过去了。经典首先要有一个流行的过程，多数都要半个世纪以上才能看出它是经典。比如大家可能同时喜欢十来个歌星，过二十年再看看还剩下几个。我们今天证明邓丽君是艺术家，邓丽君留下来了，别的人能不能留下来还不知道。罗大佑留下来了，证明他是经典，在他刚出道的时候谁也看不出来。所谓大学者就是眼光独到，能够在流行的时候看出将来是经典，那就叫“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

　　在座的也许有很多人对金庸了解得比我更深，我简单介绍一下金庸的生平，用介绍生平的方式顺便加以评价。

　　我们一般从小说中获得的那个叫金庸的人的形象，是非常正面的，一般人读了小说之后，会觉得这人非常侠义、深情、渊博、儒雅、大气、幽默、爱国、悲悯等等，这个形象跟其它作者比，是要更丰满更高，甚至可以……我估计再过一百年二百年，他的形象很可能跟鲁迅、李白、曹雪芹是差不多的，这是叙事者给人生成的形象。可是人们一般不容易崇拜还活着的作者，因为有太多的人认识他本人。认识他本人的人就会去批评他，会根据自己生活中的接触，觉得他不是那么侠义、不是那么幽默、不是那么爱国，会找到他很多的缺点。还有金庸不光写小说，他有多重身份，他的另外的身份和写小说这个身份可能还有冲突，所以金庸是一个充满争议的人。比如说李敖先生，我也很喜欢李敖，李敖就特别看不起金庸，多次批判金庸，李敖也是一个“毒嘴”“毒蛇”。后来我发现他批评金庸的话，跟批评三毛的话是一样的，他就说他们虚伪。他说三毛你对撒哈拉的人那么同情，我发现你有财产，你有房子，你怎么不把这些财产捐出去呢？所以你是个虚伪的人。同样的话他用在金庸身上，他说金庸表现得那么侠义，我发现金庸很有钱，你怎么不把你的钱给穷人呢，所以你很虚伪。我发现这是李敖惯用的一个逻辑，我也就不把这个当回事了。这个叙事者金庸和生活中的查良镛，我们把它分开，就可以了。

　　说到金庸的家族，很了不起。他姓查，这是个多音字，写出来就是检查的查。这个姓出自姬姓，跟黄帝是一个姓的，我这个孔姓也是出自这个姬姓。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我的家谱》，我们家的祖先也是从黄帝那里开始，后来是商汤和商纣王的后代，一点点沦落，沦落到孔子。用那个“批林批孔”的话说，是没落奴隶主贵族的后代，这是“批林批孔”时用的贬义词，我说用褒义词，就叫“家道中落”，跟鲁迅是一样的，家道中落往往能出圣贤。那么这个查家呢，历史也很久远，现在他们家最厉害的郡望，在安徽泾县查济村。我前不久去安徽太平湖，从这个查济村附近路过。查家古代出的名人并不多，我们可以从唐朝开始查到一些人，因为大家不研究历史，我就不举这些人的名字了。跟金庸直接有关系的，是从明清之际算起。查伊璜，就是査继佐，《鹿鼎记》中写过，这是清代的大文豪，也是有争议的人。査士标，清代书画大家，查升、查慎行，多了。现代还有很多人，比如查光佛，是1930年汉口市国民党的宣传部长。查一平，1949年组织国民党两个航空公司起义，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一个奠基人。査济民，首届国务院香港事务顾问，2007年去世的。金庸现在被看成是一流的小说家，他还有一个远亲堂兄，很了不起，叫查良铮。查良铮写诗的笔名叫“穆旦”，说穆旦很多人可能就知道了。现代文学谁是第一流的诗人，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郭沫若是最伟大的现代诗人，有人说艾青，有人说冯至，现在可能很多人更倾向于穆旦。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史上最了不起的诗人、最了不起的小说家，都被他们家占了。姓查的还有一个安徽的了不起的人，也是诗人，说他的本名很多人不知道，说他的笔名谁都知道——他叫海子，海子本名叫査海生。这个家族是了不起的，他们家的直接的谱系我就不仔细展开了。康熙就很重视他们家，给他们家题的匾有好几个，其中有一幅对联写的是“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还有关于他们家和曹雪芹家的关系，有很多好事者去考证，反正他们家在江南的地位很重，还有人说他们家是“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当然这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现象嘛，全家都担任了重要的职位。现代什么查人伟、查猛继、查济民，查良钊——台湾师大的校长，查良鉴，这都不讲了。

　　金庸在《鹿鼎记》里写了他们家涉及的那个明史案，关于这个也有人攻击金庸，说金庸家那个祖先是首先告发的人，本来这是他们家不光彩的一段历史，金庸把这历史涂脂抹粉，把自己家人写得挺好。不管怎么样吧，他们家在历史上很重要。还有人给金庸戴帽子，说他是为满清统治者张目，我觉得这个批判可能有点过分了。我们看金庸的各种文字，他对清朝的认识还是很客观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从康熙到乾嘉时代，这一百多年中，中国整体是经济发达，人口高速增长，社会稳定，疆域达到中国历史上最大，这是事实，这个要承认。文化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但不是以推出思想家为主，而是文化整理工作。当然这背后有不好的东西，比如说文字狱等等，这些金庸也是批判的。另外金庸很可贵的是，他有民族立场。金庸的祖父叫查文清，是查家最后一个进士，曾经当过丹阳的知县。我们学历史知道有一个重要的丹阳教案。老百姓杀了传教士，那个时候基督教天主教跟中国老百姓发生矛盾，当然中国的政府都是崇洋媚外的，命令他镇压老百姓。他不肯这么做，就辞职回去了。金庸说祖父对他有两个重要影响，一个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第二个是人要好好读书，要多读书。他在《连城诀》的后记说，“我祖父查沧珊公反对外国帝国主义者的无理压迫，不肯为了自己的官位利禄而杀害百姓，他伟大的人格令我们故乡、整个家族都引以为荣。”

　　所以我们看，金庸在坚持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是没有问题的。他在中华民族内部，是坚持民族平等，反对大汉族主义，但他在整个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是反帝的。金庸这个人，还有梁羽生也一样，他们并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他是有一个朴素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立场。如果你是一个有党派的人，是国民党或者共产党，有些立场可能是你这个党所需要的，金庸并不是这样。

　　我讲金庸的时候还特别强调了一个事实，金庸父亲的问题。到金庸父亲这一代，他们家还是当地的大地主豪绅，一个镇上有半个镇都是他们家的，他们家还有三千六百多亩地。大家想想在江南那个地方，有三千六百多亩地是什么阵势。在我们东北都算大地主，东北是地广人稀，有三千多亩地仍然算大地主。在江南土地那么紧张的地方，他家有三千多亩地，他家有佃户上百，还有钱庄、米行、酱园店等。他自己家里有九十多间房。他们家住在袁花镇，袁花镇有一句话叫“袁花镇，查半边。”他们家占半边。金庸四十年代去了香港，他父亲留在当地。1951年4月26日，海宁县人民法庭第134号刑事判决，认定他父亲在解放后抗粮不交、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藏匿枪支等罪行属实，以不法地主罪判处死刑。也就是说他的父亲是被共产党枪毙的，但不是随便枪毙的，是有审判，有记录，有明确罪行，有事实认定。这个事情我觉得挺重要的。以后是怎么演变的呢？挺有意思。1981年7月18号，邓小平会见查良镛，这个时候邓小平同志要收回香港，需要用金庸，金庸是香港最有影响的人。邓小平跟他说，以前的事儿咱就不算了，团结起来向前看。因为有了邓小平这句话，几年后，1985年7月23日，海宁县法院撤销原判决，宣告他父亲无罪。这事挺值得研究的，他父亲到底有罪没罪？是原来的判决错误，还是这个撤销判决错误？当地政府显然是根据新时代的要求，为了讨好金庸，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那金庸是怎么回复的呢？金庸致信海宁县委，说“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三十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金庸这个信写得非常得体，是吧？人家是善意，要感谢，但他没有说对不对，他把是非含糊过去了，而又巧妙地用了春秋笔法，“大时代中变乱激烈，情况复杂。”是这么评价的，没说你们这个撤销就是对的，但是承认你们对我好，我感谢。这是金庸对这个事情的态度。

　　后来金庸在2000年，写了自传体的散文叫《月云》，回忆自己家里一个丫鬟，生活痛苦。他自己家是大家族，但是金庸说在他们家干活的这个丫鬟——其实是以他的后母为原型，面黄肌瘦，过年的时候吃一块年糕就感到非常高兴。金庸觉得人不应该有这样的生活差距，我们家可以随便吃什么都很正常，在我们家干活的丫鬟吃一块年糕，都这么痛苦。然后文章里提到了他父亲的事，他说“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金庸小名叫宜官），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吃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的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2000年《收获》第1期）

　　我在北大课堂上念金庸的这段文字，我说我们看看金庸的境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阶级出身，人按照自己的阶级出身感受事物，这是正常的，是合理的，多数人都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辩护。但是圣贤的可贵之处，能够超越自己的阶级立场，不仅仅为自己的阶级着想，而是站在全人类全历史的视角，看待具体的事物。金庸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毙了，他做儿子的应该伤心，应该难过，这是人之常情。但是他在2000年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自己都要否定自己的时候，金庸不这么看，他不恨那个军队。他从大的历史角度讲，他说我爸爸妈妈可能没有做过坏事，但是他们同样维护了这个吃人的制度，他理解大的历史变乱中这样的悲剧难免。

　　我们看看金庸这个态度，我们再想想海宁县委当初撤销那个判决，哪个是对历史的客观的态度？那不就是为了讨金庸的好吗？金庸还不接受你这个好。金庸可不是共产党啊，但我觉得他说的这番话，绝对是标准的共产党员的境界。只有修养极其高深的伟大的共产党员，才有这番境界。自己的家人受了委屈，可能是冤枉的，也可能不是冤枉的，但能跳出这个立场看问题。有多少共产党员，因为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在文革中受了委屈，就痛恨共产党，就痛恨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去管你父亲为什么受的委屈。所以不是说共产党员一定就有高的境界，尤其在今天这个时代。

　　金庸的祖上很了不起，在他的这个时代，也是出了很多的名人，下面说点他的家人。

　　他的一个小姑母，从小就喜欢舞剑打架，是秋瑾的崇拜者，这个小姑母对金庸有很大的影响。有学者认为这个小姑母就是黄蓉的原型之一，聪明活泼喜欢打架，曾经跑去为秋瑾守墓半个月，这个不展开了。金庸对他的兄弟姐妹是非常有侠义之情的，今天他的家人回忆起他来，有什么事就找金庸，他一定会帮忙。比如他的一个小弟弟叫查良钰，五十年代在抚顺读书，1956年考上了北京矿业学院，五十年代的时候好像上大学很随便，他读了六年大学，期间一连生了六个孩子，五十年代怎么这样啊？我都感到很奇怪。所以他生活有点困难，金庸就给他寄钱。弟弟妹妹得到金庸很多的帮助，现在金庸的这些亲戚，不管是同父异母的还是堂兄，在中国各地基本上都能当一个政协委员。

　　他的亲戚中有很多名人，我介绍几个。他的一个远房姑姑，嫁给了同乡蒋百里。蒋百里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军事家，我们讲文学研究会，他是创始人之一。蒋百里的表姐叫蒋英，蒋英是中国最杰出的女声乐教育家，享誉世界的女高音。但蒋英还不算最厉害的，蒋英嫁了一个丈夫——这个男人叫钱学森。名人都跑他们家去了。他们家也有大众文化领域的人，金庸有一个堂弟叫查文良，本名叫查良燮，是北京德云社的演员，跟何云伟是搭档，但是十年前去世了。别的我就再挑个重要的讲啊，他的表哥蒋复璁，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现在他们家最小的有个侄孙女，是著名的流行歌手叫查查，开那个百度群英会的时候也来了。这个女孩子，现在唱歌很好，也参加中国一些电视台的好歌手评选节目，很有实力的。

　　另一位著名的大众小说作家，大家都知道叫琼瑶，琼瑶跟金庸也是亲戚。金庸的堂姐查良敏，嫁给了琼瑶的三舅袁行云，这个关系老外也搞不清楚，只有我们中国人能推算出来，中国人一推就知道，金庸是琼瑶的表舅（众笑）。因为现在都是独生子女，孩子们都不知道这些关系了，我在北大课堂问：你们知道什么叫妯娌？没一个说对的，妯娌都说不对啊。我说你们知道什么叫大伯子吗？不懂，都是独生子女，以后这些词都消失了。什么叫表舅这很难翻译了，简单的说，他跟琼瑶也是亲戚。

　　再介绍一个，金庸小说里总有一个很讨厌的“表哥”。他的小说里多次塑造一个气质俊朗、武功超群的表哥，但是最后金庸一定把他写成负心薄幸、竹篮子打水一场空，比如说慕容复、汪啸风、卫璧等等。金庸不但不喜欢表哥，还不喜欢帅哥（众笑）。他的小说里都有误入歧途的高富帅，金庸小说里，高富帅基本上没什么好下场，一般都是家世不错，长相俊俏，还有情趣还有幽默等等，但最后都比较倒霉，最差的就变成了林平之。那有人就奇怪了，金庸怎么这么恨表哥？这表哥到底是谁呢？

　　经过考证，查良镛先生的生母，是徐志摩父亲最小的堂妹，也就是说，金庸的表哥是徐志摩！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徐志摩写诗，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笔名，叫云中鹤。云中鹤是《天龙八部》中的淫贼，“四大恶人”最末那个穷凶极恶的，就叫云中鹤。金庸明知道他的表哥笔名叫云中鹤，却塑造了这么一个恶的形象，这说明他特别讨厌徐志摩。徐志摩遇难之后，两家是亲戚嘛，他们家送的一副挽联，竟然是充满讽刺内容的。当然用的是很深的典故，“司勋绮语焚难尽，仆射余情忏较多。”表面看像是赞美，那隐含意思是，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烧都烧不完，到天上继续忏悔去吧。而且他们家大人没去吊孝，派的是小孩金庸一个人去吊孝的。徐志摩家非常有钱，给这个小孩一个人开了一桌子席。他们家是不原谅徐志摩的人品的，和梁启超恰恰是一样的。梁启超在徐志摩的婚礼上当场就痛斥他们两个新人，说你们不道德。尽管金庸年纪大了之后，要回避这个事情，但是从这里可以看到，他们家是看不上徐志摩的。有人说金庸和小说大家茅盾也是亲戚，这个咱就不去考证了，反正这个中国精神贵族圈太厉害了。（待续）

大参考

孔庆东纽约论金庸（下）

　　下面说金庸本人。

　　他小时候在嘉兴上学，读了顾明道的《荒江女侠》，从小就愿意行侠仗义，但他行侠是失败的。比如他在学校里写文章讽刺教导主任，两次被开除。那时候学校里的教导主任，一般都是国民党派来的。教导主任发现学生里有进步的，有共产党学生，会镇压。金庸不是共产党，他出来打抱不平，他就被镇压。他本来的志向是搞政治，考进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但是后来被开除，又去学了国际法。1946年他获得一个机会，在几千人的考试中脱颖而出，考进《大公报》，1948年被派到香港。当时被派到香港不是什么好事儿，可能是他好欺负。上飞机才发现没带钱，跟旁边一个人借了十块钱。他后来写了一首诗说“南来白手少年行。”赤手空拳，而且当时香港很穷，从上海去香港，觉得到了乡下一样。香港真正的崛起是七十年代的事情，五六十年代不如内地的好多城市。

　　1949年有件事值得一说。国民党政权迁到台湾，国民党留在香港的财产怎么办？这是一个国际法的问题，金庸恰好是学国际法的，他写了一篇文章《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海外的产权》。他认为在香港的财产应该归新政权所有，归共产党所有。这篇文章引起了权威人士的注意。在东京有个国际法权威叫梅汝璈，大家知道，他是参加东京审判的国民党的外交官，他当时准备投奔共产党。梅汝璈看见金庸这篇文章很欣赏，他就告诉金庸说，我准备到北京去，你跟我一块去，或者你自己先去。金庸一听很高兴，自己直接投奔北京。他找到了周恩来的秘书乔冠华——后来中国最著名的外交部长，就在纽约此地、在联合国大笑的那位。查良镛跟乔冠华说，我来参加革命工作，我学国际法，我外语好，我作文好，什么什么。乔冠华一开始很高兴，后来问：你是党员吗？一盆凉水泼下来了。查良镛说不是党员，乔冠华说那不行，外交工作很重要。大家由此可见啊，中国外交强大的时候，强调外交人员的素质是政治素质，跟外语好不好没什么关系。中国现在的外交有什么问题？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很多外交官出身于翻译。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里面那翻译官都什么人啊？（观众：汉奸。）我们看看外国派到中国的大使会中文吗？不会啊。哪个美国大使会中文啊？好不容易派了一个华人当驻华大使，他都不会中文（众笑）。大使最重要的任务是维护本国人民的利益，不需要会说驻在国的语言。所以乔冠华对金庸的态度是正确的，是为国家负责的。那人家金庸要参加革命工作呀，乔冠华说这样吧，你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争取进步入党，然后再到外交部。金庸这人他喜欢自由嘛，一看这么麻烦，算了，不合我的性格，他就回去了。

　　所以我们要感谢乔冠华，金庸如果在外交部工作，他也不可能做出比乔冠华更大的成就，那样我们就失去了一个伟大的武侠小说作家，他还是回去比较好。而且因为这一次波折呢，他的第一次婚姻宣布失败。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家应该感情生活有很多波折才对（众笑），对爱情有深刻的体会才对。金庸心里面一直喜欢一个了不起的女性形象，就是长城电影公司的当家花旦，叫夏梦，五十年代被认为中国最优秀的女影星。金庸为了接近夏梦，就离开报社，到影视公司当编剧，辛辛苦苦写了很多剧本。其中一个拍成电影后，还获了1957年中国文化部的奖。金庸总算有名气了，有了名气可以跟这个大明星说几句话了。这个时候才知道人家已经名花有主，结婚好几年了，所以这大概成了金庸的一个心病。我们看到金庸笔下很多女一号很像夏梦，黄蓉很像，赵敏很像，好几个都很像夏梦。所以有人专门去研究他跟夏梦之间的八卦，这个我们不去管它。

　　因为他有了这么多的经历，回到我们前边说的，他一炮打响写了《书剑江山》之后，名气迅速地就超过了梁羽生。接下来写《碧血剑》等，每一部小说都有结构上内容上的创新。1957年到1959年写《射雕英雄传》的时候，香港另一位著名作家叫倪匡，倪匡说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简直是笑话。《射雕英雄传》创造了许多奇迹，看射雕就会觉得，武侠小说没办法再写得更好了。当时东南亚地区，好多报纸都在连载《射雕英雄传》。一家泰国报纸为了尽早一天转载，胜过别的报纸，专门派了记者在香港，每天用电报把小说发回去，因为当时没有e-mail嘛，也没有传真，用电报发回去，这个电报太费钱了，一个字多少钱啊！用电报发小说，这是文学史上唯一的。这么浪费使用电报的，只有一件事可以比，就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发了几百封电报。除了三大战役，就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当时美国著名学者夏济安，他一直盼望中国武侠小说出现伟大作品，他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桑国去了。”他本来准备写的，金庸一出来，真命天子出现了。

　　金庸写了《雪山飞狐》之后，已经名满除了大陆之外所有的华人圈。金庸很聪明，他想我这么好的小说，发表在人家的报纸上，给人家赚钱，太亏了。金庸很有经济头脑，他开始自己办报，办了一张《明报》。在香港办报很难的，市场都被占满了，他一开始就是办一个四开的小报。他在上面写了《神雕侠侣》。靠《神雕侠侣》打开出路，自己给自己打工，这钱不再给别人赚了。金庸能够成为作家里的首富，不仅仅是因为写作勤奋，他作品数量并不多，梁羽生比他多，古龙更多，是吧？那古龙更会赚钱，古龙经常一行就写几个字的，古龙那个小说都是骗稿费的写法，“刀，/一把刀，/一把闪亮的刀。”啪啪啪，钱就出去了（众大笑）。有人说这个风格很独特，不想想这也是赚钱用的，因为小说是按页算文字的，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数的。而金庸本人是有精明的经商头脑的，后来他在上面写了《倚天屠龙记》，报纸由4开、8开、16开最后变成大报。当然不能光靠写小说，他后来有了更全面的发展，金庸除了写小说之外，还写社评。他曾经被叫做是亚洲第一社评家，这社评大陆叫“社论”。他每天早上写一篇社论，在这里表现了他非常出色的社会洞察力。他对很多政治事件的预测都是非常准确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就预测刘少奇要被打倒，这是谁都想不到的。因为文革开始的时候，刘少奇是文化革命的组长，文革一开始是刘少奇领导的。但刘少奇那个文革是镇压群众的，刘少奇派工作组进入大学，进入各个地方，哪个群众提意见就镇压那个群众。毛泽东知道情况后，才重返一线，不许镇压群众，把文革的形势逆转过来。毛泽东是支持底层群众，打倒官僚的。但是在刘少奇风头正旺的时候，金庸判断刘少奇要被打倒，这是别人都想不到的事情。

　　1963年到1966年他写了《天龙八部》。本来写《射雕英雄传》别人就认为没法超过了，写到《天龙八部》，人们就绝望了，武侠精神写到天上去了。我跟我的同学都是读遍古今中外世界名著的，感觉没有比金庸笔下的萧峰更感人的形象了，那是战神也是和平之神，一个为天下苍生贡献出自己生命的，谁都杀不死他的一个英雄，他比所有的共产党烈士都感人。这个武侠小说还怎么写啊？《天龙八部》之深刻，你既可以看到萨特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人活在世上那个荒谬感，同时还有内在的佛教思想。这里面可以说是“无人不冤，有情皆孽。”书中没有一个人是不冤的，所有的情都是孽情。《天龙八部》从思想深度上说，已经超过《射雕英雄传》，但可能不如射雕更普及。写到这个时候人们觉得没法再写了，没想到他后面还能写出新的东西来。

　　到了文革时期，香港的红卫兵也是很厉害的。文革其实是一个波及全球的运动，全球都是一片红，美国、法国，整个欧洲，是吧？那是红色的六十年代，激动人心的六十年代。存在主义大师萨特，也跟着大学生游行，记者问他：你说大学跟大学生是什么关系？他说只有一种关系，就是把大学砸了。那时候全世界是这样一片形势，香港那个地方也是，做得有点过分了，我们今天叫极左。很多人要把香港收回来，还是毛泽东一句话，香港不要收回来。后来毛泽东甚至很生气地批评左派，说左派就是反革命。极左是不对的，我们不要以为毛泽东是左派，毛泽东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毛泽东是真正掌握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庸之道的人，就是该左就左，该右就右。毛泽东在历史上，在共产党内，是长期被作为右派、被排挤被镇压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恰恰是因为毛泽东反掉了极左，反掉了海归派，反掉了莫斯科回来的那些代表马列主义的人，中国革命才能成功。毛泽东的问题，我们另外再说。

　　经过文革的这个金庸，他在文化坐标系里被规定为右派了，因为左派是反对他的，认为他不讲阶级斗争嘛。其实金庸是站在劳动人民立场上的，但是他跟那个红卫兵立场不一样。他发表一篇文章叫《同情工人，反对骚乱》，我们看这个立场，是比较有良心的右派的立场，所以左派就写文章骂他叫“最佳汉奸狗仔豺狼镛”，根据香港话把查良镛叫豺狼镛。而且那些香港红卫兵做了很过分的事情，就是要威胁他的人身安全，他们曾经把一个黑名单上的人就给烧死了。所以金庸曾经还避了一下风头，但是他的报纸是办得越来越好了。

　　1967年他写《笑傲江湖》的时候，越南的中文报、法文报有21家同时连载，不得了。到1969年，他又写了一部推翻他所有武侠小说的巨著，叫《鹿鼎记》。经常有人问我，孔老师你最喜欢金庸什么小说？我说两部，一部是《天龙八部》，把武侠精神写得登峰造极，还有一部是《鹿鼎记》，把登峰造极的武侠世界打碎。伟人都有两手，我可以建立一个世界，我还可以摧毁这个世界。这很像毛泽东，亲手建立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当他发现这个共和国的官僚机器还想欺压老百姓的时候，他亲手打碎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毅然发动了文革，让中国人民重新解放，第二次解放。正是有了这个文革，中国今天没有崩溃。今天的中国腐败这么严重，贪官污吏心里面还是战战兢兢，他们知道人民的力量，他们领略过人民的力量。所以，中国的贪官污吏才这么惧怕毛泽东，中国的媒体才这么铺天盖地的污蔑毛泽东。伟人都是“左右互搏”的，他不是固定的左派和右派。我说的这“左右互搏”，就是金庸发明的一个武功。高人就是会左右互搏的，一手空明拳，一手降龙十八掌。

　　到1972年，金庸宣布，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一部小说了。然后他进行了十年的修改，这是一个大师对自己严肃的要求。写小说如日中天，写一个字都赚多少钱的时候，毅然不写了，用十年时间修改，这是一个大师的态度。用十年时间修改自己作品，历史上只有一个曹雪芹。曹雪芹写《红楼梦》，“批阅十载，增删五次”。金庸的全部小说并不多，他很聪明，怕人家记不住，自己编了个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其实我们这代人年青的时候都是乱读的，在市场上租了好多书。那个时候书都是盗版的，不知道哪个是金庸的。那书商故意骗人，远远的模模糊糊的把金庸印成全庸，你看不准就以为是金庸，仔细一看是全庸。还有写的是“金庸新作”，你以为是金庸新写作的小说，其实人家笔名叫“金庸新”（众笑）。那时候不知道谁是真的，但是读多了我们自己就会鉴别了。所以金庸小说成为经典，是人民自动的选择，没有政府的推荐，没有学界的引导，完全是亿万读者自己找到的。

　　后来金庸成了两岸三地的名人，在政界举足轻重。八十年代要收回香港，邓小平要倚重他，要利用他影响香港的各界，所以有人说《明报》转变立场了。在我看来，不能说金庸转变立场——是共产党转变立场了。1985年金庸被任命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很多人说，你们北大怎么授予金庸名誉教授啊？小说写得好就能当教授吗？这些人是误解了，北大授予他教授，跟他写小说没有关系，他是法学教授，他本来就是学法律的，他是香港基本法起草的主要人员之一。香港基本法的主流方案叫查式方案，就是他定下来的。这个讲起来非常复杂，各界争论很大。金庸本人对政治有非常深的洞察，他知道共产党的底线在哪里，他也知道香港各界的底线在哪里，所以他能拿出一个被各方所接受的方案来，但同时也就会被各方不满，各方会骂他。以前文革时，左派骂他是豺狼镛，现在右派骂他是豺狼镛，他是被左派右派共同攻击的。有人说金庸有个人野心，他讨好共产党，他想当香港回归之后的首任特首，不然你为什么要做让步呢？金庸这个人平时是不善言辞的，他用行动来表示。如果金庸小说读得多了，你会发现，他笔下那些英雄人物不是贪图名利的，他笔下的英雄都是为社会为国家轰轰烈烈做一番事业，然后拂袖而去。如果不是壮烈牺牲，一定是走了，狄云走了，杨过走了，张无忌走了，令狐冲走了，连韦小宝都走了，没人愿意留下来当特首。但当时人家说他有个人野心，后来就发生了1989年的事情。1989年5月的一天，中国某领导人宣布北京戒严。第二天金庸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退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并且卸任《明报》社长职务。他用这个行动说明了一切。

　　进入晚年，金庸到各地当访问学者，获了许多这个名誉教授那个名誉博士——我称之为“晚年游仙”阶段——慢慢地把《明报》也全都卖出去了。而在大陆的学界呢，我这一代人开始读博士，开始把金庸从一种业余的阅读变成一种学术研究的对象。1994年北大授予他名誉教授，金庸获了那么多的头衔，他最重视的还是北大。我的老师严家炎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会长，是泰斗，严先生称金庸武侠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这个评价还引起轩然大波。后来金庸获得了国内国际数不清的荣誉，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是，2010年，国际天文学会将一颗由北京天文台发现的小行星命名为“金庸星”，这个荣誉是很特殊的。连鲁迅都没有一颗鲁迅星，但金庸有一颗金庸星，这说明他在天文学家中拥有大量粉丝。

　　他耄耋之年仍然不闲着，做了很多事。他最后读的两个博士学位，是真读，不是荣誉的。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的，这个已经读下来了，博士论文叫《唐代盛世皇位继承制度》，正式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他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是北大，他在北大读了一个博士，按理说，他是我北大中文系的学生，而我是我们系的教授，当然我不是他的导师。北大的要求太严格了，因为查良镛先生长期不来听课，所以至今没有给他学位。我觉得北大应该特殊的事特殊办，我倒倾向于授予他这个学位，这么大年纪了，不能要求他坐在教室里去听课，那学生肯定不听课了，都看他去了。这就是金庸大概的一生的行迹。

　　在我看来，金庸小说一个了不起的价值，是在海峡两岸处于冷战对峙的时期，海外人民在文化上彷徨犹疑无法选择的时候，他提供了另一个开阔的视野。海峡对岸蒋经国先生，严家淦先生等都是他的读者，海峡这一面邓小平等人也是他的读者。邓小平见他的第一句话说：“你的小说我读过了。”邓小平可能是大陆第一个读金庸小说的人，因为那时候我们都没有机会读到，有人送给邓小平一套，他读了。在那个时代，还有后来八十年代读金庸小说，就可以跳出那个冷战思维。到底是共产党对还是国民党对呢？可能各有其对，各有其非，但是读了金庸的小说我们才知道，我们本来应该是郭靖一伙儿的人，我们跟萧峰是一伙儿的人，我们不愿意当郭靖当萧峰，我们还可以当张无忌当令狐冲当杨过，可以当狄云可以当石破天，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文化中国。所以说金庸小说最立体地展现了中华文化的魅力。

　　我们系的前系主任陈平原先生有一句话，他说金庸小说可以作为佛教的入门书。我想不仅仅是佛教，我愿意把它扩大为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一般的人去读中国的四书五经，可能他会厌烦，会恐惧，说读不懂。我建议你读金庸的小说好了，读金庸小说的人一定会爱国，而且不是狭隘地爱中国，他会爱人类。金庸的小说中所涉及的文明与文明的关系，性别与性别的关系，这个时代与那个时代的关系，都探讨得非常深刻。当然从我们每个人具体的政治立场来看，我们可能不赞同他，我们可能比他看得更深一些，但是他可能比我们看得更博一些。

　　我曾经评价他笔下的韦小宝，我说韦小宝是现代文学史上继阿Q之后第二个光辉的形象。鲁迅写的阿Q，已经把中国的国民性表现得非常深刻，但是《阿Q正传》很短，没有来得及展开。而《鹿鼎记》皇皇巨著，读者随着韦小宝的足迹，走遍全国各地——都走到俄罗斯去了，它展现中国国民性的层次特别多。而且韦小宝生活的那个时代是所谓“康熙盛世”，金庸的《鹿鼎记》告诉我们，即使在盛世，这个国家不是有才华的人能够飞黄腾达，恰恰是韦小宝这样的人，不学无术，满肚子鬼心眼，这样的人能够飞黄腾达。这不是跟《红楼梦》具有同样的意义吗？同样是一曲封建社会的挽歌。在康熙时代，一个英明君主领导下就这个样子，这个社会的本质已经看清楚了。而且这个社会发展到最后，韦小宝要什么有什么，他都不愿意在这个体制里混了，他都要脱离这个体制，这是最深刻的批判。如果说一个英雄豪杰不喜欢这个体制，那还不能证明体制不好。因为英雄豪杰的要求很高。而韦小宝这样一个出身于妓院的人，虽然有了七个老婆但是不懂什么叫爱情的人，连自己是哪个民族的父亲生的都不知道的人，他都厌烦这个体制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深刻的。

　　而金庸在他宽博的文化视野、民族视野之下，《鹿鼎记》最后一段仍然是坚持中华民族立场的。韦小宝飞黄腾达之后，他是在妓院出生的嘛，他回去采访做妓女的妈妈，他问他妈：我爹到底是谁？他妈回忆说，当年来找我的客人太多了，你妈年轻时很漂亮的，当时有汉族的有满族的有回族的有蒙古的还有西藏的，说那个喇嘛每次上床之前还要念经什么的。韦小宝突然问了一句，不会有洋鬼子吧？这时候他妈妈突然表现得大义凛然：你当你妈妈是什么人！洋鬼子也接吗？这个写的很搞笑，但里面有一种庄严存在：韦小宝可能是汉满蒙回藏的后代，但不是洋鬼子的后代，韦小宝是中华民族的后代。所以我愿意从中华民族的角度，从爱国的角度，来看待金庸小说在当代文学史上的价值。

　　当然金庸小说还可以讲得更细致更深刻，我讲的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补充和指正，以后有机会我们进行更多的更好的交流。今天时间讲得过了一点，对不起大家，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

　　主持人：谢谢孔教授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演讲，从文化层次上、政治层面上，包括我们个人生活，从短期到长远的角度上，给我们带来很多前所未有的一些趣事、知识，而且用一种幽默的方式表达出来。我们再次感谢孔教授今天给我们这样一个精彩的演讲。

　　（听众掌声）

　　孔老师：谢谢各位，谢谢。

　　主持人：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所以我们这样，尽量还给大家一个提问环节，选取几个人的问题，有没有对孔教授所讲的问题有一些比较感兴趣的，大家可以举手提问。OK。

　　听众：现在有些人呢，已经或者想把鲁迅作品移出中学课本，孔教授有什么看法？

　　孔老师：这个问题媒体上经常炒作，说鲁迅被从中学课本里踢走了，其实呢，首先这不是一个事实。也经常会遇到记者采访我，我说你作为一个记者，怎么能根据其它报社的判断来做新闻呢？你自己可以花一百多块钱买套教材看看嘛，一套教材很便宜的。从比例上说，鲁迅作品在中学课本中没有怎么减少。但是呢，有更换，为什么有更换呢？跟现在中国教材制度有关系，因为这个学术体制老鼓励创新，鼓励折腾，其实，就是搞几个人编教材。编教材不能跟原来一样，总要换课文，换来换去呢，鲁迅的作品还在那里，只不过是把《狂人日记》拿走了换成《药》，把《药》拿走了换成《孔乙己》。事实上鲁迅的作品，仍然以最大的比例存在于课本中，没有被换掉，更没有把鲁迅的作品换成金庸的作品。但是前几年有人炒作，还有些媒体为了攻击我，因为听说我参与语文工作，说孔庆东是研究金庸的，他用金庸的小说代替了鲁迅的小说。我虽然研究金庸，但是我更喜欢鲁迅。金庸的小说艺术性非常强，但是从思想角度说，现代的思想家，没有人超过鲁迅的，我自己就不会同意减少鲁迅小说的篇目。

　　但是呢，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问题，虽然鲁迅篇目不见得减少，但是现在的中学老师，越来越不理解鲁迅了，是老师们讲不好鲁迅。还有我们现在这个教育体制，是个考试的体制，我们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如果一个文学作品是不用考试的，学生在课外自己读，学生会很喜欢。只要在课堂上一讲，一分析，一讲得很死，这一段什么意思，那里是什么用法，这就把它讲死了，学生就不喜欢了。所以我担忧，如果金庸的小说进了教材，就坏了，就被老师们讲死了。现在语文这门最灵活的学问，变成到处是标准答案，这是违背文艺规律的。我曾经看到过好几次，北京等一些地方出的考题，现代文的阅读分析，用的是我的文章，本人的文章。里面就有题，“这段话作者要表达什么思想”，我自己的回答是错误的（笑），人家有那个标准答案。那说明这种教育很可笑，越聪明的学生越倒霉，越得不了分，他就会埋怨这个教育，他还会埋怨到鲁迅身上。

　　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提升整个教师队伍的素质，改变这种僵化的教学模式。好的东西其实都被讲坏了，在中国最应该讲好的几门课，现在都是最受学生讨厌的，比如说鲁迅。中学生最讨厌的是，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还有在大学里，最讨厌的就是政治课，政治课本来很重要，可以讲得很活泼，一讲成要考试的就没意思了。所以中国要改革的是现在这种教育模式。

　　主持人：我们再给一个机会吧。

　　听众：孔先生，你这个非常精彩我听着。我知道这个文学创作，文艺评论，从古至今都寄托很多的东西，金庸应该是当代文学，我就想问问你，你对现在网络时期，这个文学创作和文艺评论，现在的情况给一个评价。还有一个问题是，很多人说你是新左派，但是我觉得你评论很多时政，包括对港澳那些现象，或者对美国的评论都很准确，你现在来纽约也有一段期间，我就想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来纽约的一些见闻，就这两个问题。

　　孔庆东：好的，我先说你问的这个文学的问题。当下可以说整个的中国人民，对中国文学的创作状况是非常不满意的。这个不满意基本上是合理的，我认为中国当下是一个很适合文学创作的时代，国家不幸诗家幸啊。国家太平无事，反而文学出不来好作品了。中国人民三十年来经历了这么多的血泪和苦难，几亿农民失去了土地，几千万工人下岗，成百万人的成天上访，这不正是文学创作的大好机会么？可是我们的文学作品没有反映，所以人民群众对文学不满，这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不满可能有夸张，不是说完全没有好作品。因为我担任一些评委，会接触很多好的作品，从绝对数量上说，中国每年仍然有一批好的作品，但是它们占的比例很小，更重要的是，大众媒体从来不介绍不报道这些作品。我们的大众媒体非常粗糙，我们现在号称改革开放，但其实非常闭塞。跟我读大学的时候、跟八十年代没法比。我们那个时候是真正的阅读天下的作品，阅读文史哲，什么哲学家的作品我们都读过，我们那代的中国人是知识最渊博的。现在你随便问一个大学生，你知道现在法国最好的画家是谁？意大利最好的音乐家是谁？西班牙有什么哲学家？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美国，美国的好东西他也不知道，知道的是美国最粗糙的那一部分。所以现在是号称开放，实际上闭塞。我跟大学生说，我们大家同时上网，我怎么就在网上经常捕捉到我需要的那些有价值的讯息，我一点击就是好东西，你怎么一点击不是明星走光，就是某人包个小三，成天就这些东西呢？这跟我们这个选择和基础是有关的。

　　比如说我这几天来美国，我获得的美国的印象，基本上就是以往我对美国评价的一个印证，基本上没有什么出入的，只不过是印证而已。古人说的那句话“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有道理的。不是说每个秀才都这样，或者说秀才智商高，是他有一套了解世界的办法，这个办法其实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尤其不要相信媒体。

　　那很多人说，我不相信媒体，我也不掌握其它资讯，那怎么办呢？我教你一个简单的办法，要向相反的方向判断，正确率更高。不能保证完全正确，只是正确率更高，当年鲁迅就是这么看报纸的，毛泽东就是这么看报纸的。国民党的报纸说在哪个地方消灭了红军，那个地方红军一定获得胜利了，相反的判断反而会更准确。我这么多年判断世界形势，基本上也是这个道理。我的文章一般在刚发表的时候不被理解，基本上是四五年之后被理解，十年之后成为滥调，十年之后有人反过来给我上课。比如我十年前说“汉奸”的时候，我很孤独，有人说你这是什么思想啊？现在哪有汉奸啊？现在不用我说了，这网上“汉奸”成了一个普通的词。前几年我说有“港独”的时候，党中央有人很生气，哪有“港独”啊？你不要挑拨香港和内地的关系——现在也不用我说了，现在党中央已经后悔了，说没有及早发现“港独”的问题，“港独”都闯到解放军军营里去了，是吧？我说他咋不敢闯美军军营啊，怎么不敢闯英军军营啊，还不是看解放军好欺负吗？解放军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嘛。所以像我刚才说的，我自己承担我的这份孤独，我也不求理解，我也不当官，我就是一普通老师，我活的是那份自得其乐。你给我这份言论自由，我就多说几句；不给我言论自由，我可以自得其乐嘛，我可以找朋友喝茶下棋，我还可以干一点更庸俗的事，我不是自己更享受吗？

　　所以我个人已经获得解放了，我只不过是还有一颗不忍之心。我来到美国之后呢，我更喜欢看人家的优点。美国的优点就像我以往理解的一样，美国人才是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的。美国的优点几乎全部是毛泽东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贸易保护，破坏别人的经济体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第一，是吧？道德与法律结合，还有，武装斗争加上统一战线，哪一个不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不告诉你。他告诉你、教给你的是另外一套。他要破坏你掌握的这一套东西，他偷偷的拿到手里。比如我发现，美国肯定知道我是什么人，知道我是什么立场，但是美国对我特别友好，美国大使馆多次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吃吃喝喝的活动（笑）。这就是我党的统战路线嘛，这不是周恩来乔冠华玩剩下的吗？但是现在我们不会玩了，人家美国玩得特好。我是有坚强的立场，我是能挺住的，但是我知道很多知识分子是挺不住的。所以呢，我还是对美国这个国家表示崇高的敬意：玩得真好！

　　主持人：谢谢孔教授，谢谢！

　　……

　　孔老师：我也要回赠我的一本书，可惜不是新书是旧作，叫《黑色的孤独》，是我的一个杂文集，不成敬意。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机会欢聚纽约。

　　……

　　孔老师：我送给苏会长这个《黑色的孤独》。人心里面有一份“黑色的孤独”，外在的世界才会更加鲜明、鲜亮。

　　（本文由东博编辑部小尤据录音整理，资深孔迷初校，丛剑再校。）

尚楼

美国人才是真正懂得毛泽东思想的。美国的优点几乎全部是毛泽东思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自己贸易保护，破坏别人的经济体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第一，是吧？道德与法律结合，还有，武装斗争加上统一战线，哪一个不是毛泽东思想？但是他不告诉你。他告诉你、教给你的是另外一套。他要破坏你掌握的这一套东西，他偷偷的拿到手里。比如我发现，美国肯定知道我是什么人，知道我是什么立场，但是美国对我特别友好，美国大使馆多次请我去参加他们的吃吃喝喝的活动（笑）。这就是我党的统战路线嘛，这不是周恩来乔冠华玩剩下的吗？但是现在我们不会玩了，人家美国玩得特好。我是有坚强的立场，我是能挺住的，但是我知道很多知识分子是挺不住的。所以呢，我还是对美国这个国家表示崇高的敬意：玩得真好！

YNWANGHONG

蒋英不是蒋百里的表姐，应该是蒋百里的女儿！孔教授记错了吧？

龙卫兵2

语文教育应该是出题后，看学生如何理解、表述，而不是固定答案。这是理想状态，但介于作为教育者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他自己的国家名族意志不坚定、浮躁庸俗 …… ，我想还是先弄固定答案吧，固定答案虽然不理想，但是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