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领导人的四大挑战

大参考

　　西方媒体对于刚落幕的大会没有太多的正面评论，中国民众无须理会。西方人普遍认为这个新领导班子的政治倾向是保守的，所以不太可能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上有所突破。他们也普遍认为如果不全面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将无法有效根治干部的贪腐与滥权，也难以阻止政权合法性持续流失的大趋势。

　　十八大工作报告中最引起关注的就是「我们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之后习近平还特别加以引申，强调这段话向国内外宣示了「我们党将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这意谓着第四代的政治路线宣示也充分代表了第五代领导人的共识。而所谓「不改旗易帜」就是指绝不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体制。

　　其实，中国这套体制的缺陷与优势往往是一体之两面，第五代领导人否能有效抗拒「改旗易帜」的国内外压力，关键就在于其是否能继续藉助现行体制在指导社会共识、平衡多元利益、统筹国家资源等方面的制度优势，来有效克服下一阶段发展所面临的一系列重大挑战。如果不能，则其体制所有的缺陷，包括新闻自由度、政治参性、缺乏权力制衡等，都会成为严重侵蚀其合法性的致命缺点。

　　从这个角度观之，第五代领导人在未来十年所面临的主要发展挑战有四：第一是如何突破中等收入的陷阱，让中国顺利的迈入中高收入新兴工业化国家之林；第二是如何在经济规模倍增的过程中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让中国逐渐形成以中产阶级为主干的橄榄型社会，防止出现两极化矛盾；第三是如何在快速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平顺的吸纳大批来自农村的新移民，确保社会稳定；第四是在中美综合国力兴衰交替的历史关键期，如何维持与美国的交往关系，避免发生战略摊牌。

　　第一个挑战的相对难度比较低，中国有足够的条件转换经济增长模式。她可以藉助就业人口的知识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升来弥补廉价劳动成本优势的流失；可以藉助扩大与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交换与合作以及扩张国内消费，来抵销对欧美出口市场的依赖；可以藉助有序的城市化过程来驱动国内投资以及促进服务业的成长。所以，新的领导班子敢做出正式承诺，在二○二○年让城乡居民人均收入要比二○一○年增长一倍。

　　第二个挑战相当艰难。因为许多专家认为，要建构以中产阶级为主干的社会，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应该从现在的三亿人左右的基础上，在二○二○年扩大到六亿人以上，薪资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也必须从目前的四十％逐步拉高到五十％以上；这意谓着政府必须推动税制改革，节制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以及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更广泛的改革与更大的投入。总理虽然曾经宣布要在今年年底制定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不过目前为止还没看到很清晰的政策框架。

　　第三个挑战在规模上是史无前例的。未来十年，预计大陆的城镇人口的比例将从二○一一年的五十％基础上，在二○二二年达到六五％的水平。这意谓着，中国的城市部门不仅仅要吸收大量已在城市栖身但还没有正式户籍的农民工及其第二代，还要接纳将近二亿的新增移民。过去没有一个人类社会曾经历过这么大规模的人口移动与社会结构转变，这既是带动经济发展的巨大机会，也是社会管理、能源供应与环境冲击的艰巨挑战。

　　即使第五代领导人能顺利带领中国回应上述三项挑战，他们也即将面临一场国际体系权力移转之历史考验。根据英国《经济学人》的推估，中国将于二○一六年在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在二○二三年将替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在二○二五年甚至连国防支出的规模都可能超越美国。现存国际体系有可能避免中美战略摊牌这种地壳碰撞式的震荡与冲突，而和平过渡到前《新闻周刊》国际版主编Fareed Zakaria所称的「后美国世界」吗

　　虽然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人类历史未必会重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也未必会应验，但中国的崛起对现存国际秩序而言确实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考验，这是首次一个非西方文化背景并采行不同体制的国家，将在所有全球重大议题上取得与美国等量齐观的影响力。中国和美国的领导层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回应这个历史考验，犹未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