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彪：从传统文化看英雄主义的当代意义

大参考

　　这个世界的变化真快，叫人目不暇接。正在过去的2015年，注定又是不平凡的一年，其不平凡是由于大的事件很多，其中有的不仅变化之快，还极富戏剧性。前不久，我的同道朋友赵（珈迦）大姐向我约稿，要求写点传统文化和现实相联系的东西，例如当代也需要英雄主义；并告诉我，有一个叫洪振快的，就是起诉维护狼牙山五壮士的爱国学者郭松民、梅新育的，5月份被北京某法院立案开庭引起巨大社会反响的，《炎黄春秋》前总编的那个人，最近被狼牙山五壮士的后人葛长生（葛振林之子）、宋福保（宋学义之子）和刘宏泉（五壮士生前所在连连长之子）起诉，8月17日律师已将起诉状递交北京市西城区法院10月初已经立案，即将开庭审理。洪某人被起诉这件事，本在意料之中——因为前者郭松民、梅新育被立案开庭，根本是一场恶人先告状的闹剧，而有关方面眼拙，就好像炒股票、期货，将大盘看反了，也做反了，自己骑虎难下，反给了两位被告人以及辩护人、著名爱国学者、演讲家王立华以弘道扬正的机会。国内外都在关注这两个案子——这其中的意义和信息量很大，历史也将记载这个事件。有关案件本身，自有记者和各方面去爆料和评论，本文谈谈由此引发的一些思考。

　　一、圣贤-英雄观的历史和中西比较

　　对强者的崇拜，是动物界的一种普遍特征。人类自称高级动物，虽然高级，却不能完全“免俗”。自有人类起，就有一种对强者的崇拜情结，包括对自然力和神的崇拜，对部落首领和英雄的崇拜，等等。拿最具代表性的中西方文明来说，不同程度也都有英雄情结，但是中西又很不相同，甚至可以说具有质的不同。究其根源，在于中西文化，特别是由于各自的历史不同，所形成的价值观不同，对“强者”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的勇敢等品质，有不同的理解和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和界定。在远古历史上，华夏先民也曾长期崇拜强者，但是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政治斗争包括杀伐征战中，逐渐悟出一个“道”和一个“理”。“道”，就是规律，古人的观念，所谓“天地人三才”，都是同一个道，不能违背。表现在人类社会的的治理方面，华夏诸国也崇拜杰出人物，崇拜部落首领，但逐渐对政治领袖提出较高的道德要求和相应的价值判断，即君主的统治不能违背“道”的要求，应当“为政以德”，而德的要求很多，其核心即为“仁义”，孔子作《春秋》，通过“微言”的曲折隐晦的方式，将其阐发为若干“大义”（参见拙文《关于“《春秋》大义和以德治国》）。有了“大仁大义”的观念，对善恶、正邪、有道和无道，就有了明确的判断和界定。与此相联系，先民由对神的崇拜逐渐转移形成对圣贤人物的崇拜——例如对尧、舜、禹、汤、文、武和周公的崇拜，形成崇圣、希圣、向贤、慕贤和凡事要讲正义的传统。即使遇到政治黑暗，不允许公开讲，无法大讲特讲，就拐着弯变着法儿讲，叫做“微言大义”、“春秋笔法”，等等。自孔子创立儒学，与“大仁大义”相联系，追求正义、公平等更逐渐成为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与此相联系，对“强者”的理解就有分野，叫做“自胜者强”，“人皆可以为尧舜”而不是“胜人者强”。西方受基督教影响，不讲正义是非，一味迷信暴力强权，也没有“自胜者强”的观念，相反有根深蒂固的“救世主”情结，也就不懂得“自求多福”。自胜者强，要求君主克制私欲，为政以德，而不能一味穷兵黩武，一味争霸不休。这种观念在中华文明形成的早期就深入人心，故中国人自古崇拜圣贤，而不崇拜英雄，甚至先秦几乎不言英雄，而多言仁与不仁，贤与不贤，肖与不肖，君子小人，有道无道，等等。英者，原意指花，引申到人，指杰出、英勇，有时也指神灵：“钟山之英，草堂之灵”（孔稚珪：《北山移文》）。《古代汉语词典》在“英”字下列举了“英拔、英才、英发、英俊、英迈”等十几个词，就是没有“英雄”。这是否与先秦人后来不喜争霸有关？到不喜言“雄”？这样讲，没有足够的根据，只是笑谈。直到两汉以后，天下失道，再次大乱，豪杰并起，“三国演义”，人们乃开始拿英雄说事。最有名的是曹、刘“煮酒论英雄”。即便三国时期，人们对何为英雄，也仍然有明确的价值判断。例如说董卓不仁，吕布不义，这是公论。不要说史家小说家不承认其为英雄，当时的社会也不大认同。又如史称

　　“马超背父叛君”，“强而无义”，又说

　　‘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诸如此类。观中国史籍，有一种现象，就是治世称圣贤，乱世出英雄。这种传统或称习惯一直到近代，都是如此。但总起来说，中国社会自古喜称圣贤，不甚喜称英雄，这是一个事实。这大概与人民厌恶乱世有关。近代以来西学东渐，加以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又动乱起来，光是崇贤向贤已经不够，甚至在迷信暴力的列强面前完全不管用。于是中国进入革命时代，不仅时代呼唤英雄，而且英雄成为主义，主要是20世纪以来的事情。特别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以后，乃有现代圣贤接受西学，接受马列而领导人民奋起革命，加以苏俄文学承载苏维埃价值传入中国并流行开来，于是在20世纪的革命和建设时代开始盛行革命英雄主义、劳动英雄主义思潮。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毛泽东逝世，世界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重要的时期即新自由主义全球美国化逐渐泛滥的时期。这是一个人类社会科技昌明、物质资料的生产力空前发达而地球资源、环境乃至各种矛盾严重激化的时期，也是一个外表光鲜、思想空前贫乏而政治上迷失方向的时期。在温情脉脉的全球化背后，掩盖着围绕人类生存的矛盾和斗争以及由此更加激化的全球地缘政治危机，空前严重。自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特别是他的著作《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出版以后，各国都不免有些紧张，都在自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向哪里去？”“从哪里来”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是很清楚的，中国漫长的历史几乎每一年都有文字记载。但是对西方来说，其文明“从哪里来“的问题，答案并不清晰。与中国相比，西方的历史和文化有很大不同。现在所说的西方文明，按亨廷顿的说法，只有一千年左右的历史，其实没那么长。现在所称的西方，其真正称得上文明的历史，主要是近代史，时间要比亨氏说的短得多。更久远的历史，与近代以来的西方，真实的关系究竟如何，许多重大问题都面临难以回答的质疑和重新研究。无论西方文明的真正起点如何，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西方自古以来迷信暴力，崇拜强者，就拿小布什总统乐道的罗马帝国来说，一味地暴虐杀戮，崇尚“胜人者强”，最后又腐败不堪，感到再没有精神支柱真就不行了，乃从亚洲引进基督教，还是挺不了多久，终于灭亡。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民族大迁徙时代逐渐趋于稳定。基督教倒是流传下来，但政治仍然暗无天日，社会依旧战乱动荡不已，无日无之，延续千年。用西方学者流行的表述，就是欧洲乃进入千年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的黑暗，主要是经济和文化极其落后，而欧洲长期走不出黑暗年代，长期战乱不断，基督教难辞其咎。罗马帝国将引进的基督教奉为国教，原本是无奈之举，为了谋求一碗续命汤，用以维系社会秩序，以避免崩溃。西方没有孔子，基督教虽不理想，却也是一种文明，维系人心，差强人意，聊胜于无。也由于基督教与儒学之大不相同，乃塑造出西人与中华民族很不相同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乃至人格、气质、处世态度和内心世界。基督教教人崇拜上帝，但上帝非但不仁，而且暴虐，喜怒无常，只令人恐惧而难生爱心。爱上帝的背后，乃是恐惧上帝和希望死后能上天堂的普遍心理。畏惧上帝的实质是畏惧暴力，由此也就迷信暴力，崇拜暴力。在这种观念支配下的英雄情结，当然是胜人者强则为英雄，不分什么善恶正邪；强，就是一切；富就是目的；强而富之，富而强之，就是好家伙，就是英雄。没有什么仁与不仁，我就是“强而不仁”，怎么啦？也没有王道霸道，就是霸道，有本事你也霸呀？虽然好像有时西方也讲善恶，但只要上升到政治和外交层面，完全不讲这一套，都是靠拳头说话。于是近代有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一直到现在，在漂亮的外交辞令背后，根本上也还是这一套。英文hero一词，将英雄、勇士、神人、超人混为一谈，本身就反映一种“胜人者强”的价值判断。表现在西方崇拜的英雄人物，在所谓古希腊的英雄时代，如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人物，都是虚构的神人，甚至其双亲（之一）就是神，其实都有上帝的影子。一直到近现代，西方对英雄的崇拜，都是对征服者的崇拜，所谓“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包括近代西方杀遍全球，殖民全球，反映的正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观念。在西方，拳头里面出真理，没有什么对不对，西方的历史以及由历史产生的观念和秩序，历来就是如此。所谓“丛林法则“。一直到近代宗教改革以后，在上帝为资本让路之后，在人文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进步思潮和法国大革命引起西方社会深刻变革之后，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成熟的基础上爆发了巴黎公社革命等欧洲革命，诞生了马克思主义，正义与非正义乃开始在西方社会日益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个时代的巴黎公社英雄乃代表正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思潮乃得以在欧洲不断传播和高涨。虽然在相对富裕的西欧，革命被武力镇压和资本集团撒点小钱“摆平”，但是在经济落后和贫穷的沙皇俄国，只有革命一途，从19世纪初贵族革命的十二月党人到后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乃至到反法西斯战争，革命英雄主义在苏俄，可谓一脉相承。《苏联百科词典》（1980年版）对“英雄主义”定义为：“完成具有突出的社会意义的行为，这种行为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并且表现出勇敢、坚强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这个定义符合马列主义，代表正义，具有普遍意义。但是就美国和欧洲国家即西方主流社会来说，尽管二次大战后社会各领域包括意识形态发生了不少不乏深刻的变化，但社会仍由垄断资本集团统治，主流社会崇拜强权，没有讲正义的传统。在西方社会，至今仍普遍崇拜凯撒、哥伦布、拿破仑，小布什总统也一度有很多拥趸。虽然西方政治家和社会舆论有时候也讲一些漂亮词语，其实是很虚伪的。看美国在国际上的所作所为，就一目了然了。另一方面，西方能够产生马克思主义，也很不简单，说明那里也有正义的土壤。近年来随着西方社会陷入愈来愈深刻的社会危机和文明危机，马克思主义连同社会公平正义的种子，也在普遍生长和传播。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破产，特别是2008年美国高出金融海啸殃及全球以来，西方社会的危机日益深化，马克思的“幽灵”又在游荡。

　　可见，如果说动物有高级低级之分，在于有没有文明；社会形态有高级低级之分，在于手工磨和蒸汽磨，现在有“自动磨”；如果承认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么文明有没有高级低级之分？其根本区别可不在于，或说主要不在于科技进步决定的生产力，而根本在于作为这种文明灵魂的核心价值观。对于争霸，中华先民并非不懂争霸，而且根本是玩腻了且厌恶争霸。至少到了春秋时期，就已经形成“天下一家，中国一人”的社会观念，到战国孟子乃明确提出“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论断。而反观西方，直到今天，欧盟其实在二战以来一直是一反西方千年分裂的传统，改而在学习中国，走秦始皇统一的路子，而美国实际上却还在走罗马帝国的老路，还不懂得“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的道理，岂不哀哉？

　　二、英雄主义的当代意义

　　中华文明是人类社会唯一持续发展至今的文明。如前所述，西方文明主要是后起的近代文明，其与人类古代文明的关系，一方面是断续的，另一方面，受到东方文明影响之大之深，既是确定无疑的，也是有待深入揭示的。而人类其它的古老文明，大都很早就相继湮灭。这是前德国总理施密特先生困惑了一生也没找到答案的问题。一个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中国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几经分裂，多少战乱，朝代更替，为什么能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隋唐以后，即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国的“大一统”仍能保持，而中华文明却能一直没有中断而延续和发展至今呢？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靠战争崛起，称霸世界，中国是最后一个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国家，为什么经过一百多年的持续奋斗，在所有前殖民地国家中中国能够脱颖而出，甚至敢于超越西方发达国家，而且成就伟大，眼看为期不远，就能实现呢？相形之下，许多其他前殖民地地区和国家的情况，大都差强人意，甚至远不理想呢？为什么“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原本给全世界都送去了马列主义，为什么唯独中国能出了个毛泽东，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能成就一番复兴民族的伟业呢？答案一言难尽。但有一条具有根本性，就是中华文明独特而优秀，博大而精深，特别是有优秀的先进的价值观。而这种文明和价值观长期哺育出来的中华民族，由于自古崇尚圣贤，崇尚正义，就能以这种优秀价值观不断地哺育和再生产出一代又一代的圣贤人物，志士仁人，各类英雄。这些人物，平时往往未必显山露水，甚至默默无闻，然每到民族危亡之际，历史关键时刻，往往会挺身而起，喷涌而出。观一部中国历史，这种情况，实为历史常态，反复出现，而以19世纪到20世纪以来为最鲜明，人物最优秀，也最有成就。晚清到民国的仁人志士，不胜枚举，特别是孙中山先生为代表，包括许多爱国救国的国民党人。但最集中的表现，则是有了共产党，出了毛泽东，以及以毛、周、朱等等为代表的无数现代圣贤、领袖和英雄人物，也包括无数革命先烈个模范人物如狼牙山五壮士、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焦裕禄等等，等等。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哪里有改革开放？没有无数仁人志士、革命先烈、人民英雄包括无数先进模范人物的流血牺牲，艰苦奋斗；没有新中国前三十年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靠干社会主义激发出来各族人民无比高涨和豪迈的爱国主义和劳动英雄主义精神，哪里来的初级工业化和“两弹一星”和今天即将建成的“全面小康社会”？没有前面六十年革命和建设打下的基础，在毛泽东逝世以后，在极其复杂的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中国和整个中华民族包括三千万海外华人的命运究竟如何？想想过去一百年中先后被西方肢解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印度帝国”、“苏联帝国”，以及铁托身后的南斯拉夫，以及今年来的乌克兰和中东乱局，等等，这其实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进入21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再次经历世界变局。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地球环境特别是剩余资源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面对这个问题，以西方主要是美国为代表，自上世纪七十年代就制定计划并付诸实施，即靠“减少”世界人口首先是有色人种来缓解矛盾，到1995年费尔蒙特饭店会议提出“喂奶政策”，其理论表述就是亨廷顿所说的“文明冲突”，这其中的含义不言自明。这次世界变局，由于苏联解体，美国膨胀，乃以为历史真的已经“终结”，故实行单边主义达八年之久，将世界上许多人唬得够呛，吓得破胆，以为真的如撒切尔夫人所恐吓的那样：除了投降，“别无出路”。其实，这种情况，乃是由于苏联解体引起的政治幻觉，根本是一种地缘政治假象。随之到来的西方特别是美国政治和文化的动力衰竭，美元乃至美国政治-军事霸权塌陷，开始众叛亲离，而大西洋联盟日趋解体，欧洲社会正在酝酿巨变，世界正在重新选择方向。

　　这个时候，中国再次吹响了实现中华复兴中国梦的号角。这当然绝非偶然，也有充分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但是，事业是由人做的，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没有正确的方向指引和党的坚强领导，没有人民群众在正能量鼓舞下，不懈奋斗，前赴后继，也是难以实现的。所以，弘道扬正，学习历史上先圣先贤先烈们的高尚品质，发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精神，不仅正当其时，而且当下尤其需要大力提倡。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大局总体上持续向好，以爱国主义为标志的正能量愈来愈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也正在蔚为风气；善恶正邪的力量对比，正在持续发生变化。相信随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的贯彻落实，多云逐渐转晴，大气候仍将继续向好。而不久西城区法院对起诉洪振快案子的开庭，作为即将过去的2015年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可能已经不会有上次对郭、梅开庭那么大的争议和悬念，似乎也是可以预期的。

　　（二0一五年十一月十四日定稿，北京）

尚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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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江水月万里云

有关民族英雄的争论，自80年代后期开始，层出不穷。是不是民族英雄，个人觉得，核心原则只有一个：为民族文化传统生存发展而奋斗！
      民族英雄首先对民族文化传统有自尊。文明千年以降，有其天理人情的合法道统，不可自轻自弃。自1840年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正是出于这种民族自尊，奋起捍卫抗争，比如林则徐，谭嗣同。就是国共先驱孙中山、毛泽东，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文化教育，列强欺压，国弱民穷的世情直面刺激了他们民族自尊心，产生了生存危机感，驱使他们去探索救亡图存的真理。而下层的穷苦百姓面对传统生活方式的崩溃，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揭竿而起。树活一张皮，人活一口气！这是草民的自尊。
      民族英雄对民族文化传统是有自觉的。自觉是反思自省，举一反三；自觉是穷则变，变则通的自古道理；自觉是自反而不缩，虽千万人我往矣。民族先驱对民族文化传统的救亡图存道路是有选择的，而选择的标准往往来自他们的传统文化教育。中华文化的千年发展历史是可以提供方法论的。比如实事求是，不是现在才有的吧。国共两党的不同道路的选择，毛泽东结合中国实际领导中国革命，不是道路的标准选择了他们，而是他们以不同的原则选择了道路。这种原则来自于传统，而不是来自道路。而实践的结果来验证原则合理。一旦验证了选择的合理性，他们为之的付出和牺牲则是勇往直前，前赴后继。翻看中国近代史，革命先烈中除了工农子弟，不少是生活优裕的富家子弟。乱世之中有苟且的，也有担当的。好在这些中华文化教育出的人才把自己当劈材一样燃烧，才锻造出了一个响当当的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