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树洁：中国高校改革的困难所在

大参考

　　邓小平在1977年刚复出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抓高等教育改革，恢复高考制度，倡导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深得人心，彻底改变了中国教育、科技落后的面貌。1977恢复的高考制度，到现在也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说明邓小平对中国教育事业的高瞻远瞩是永锤青史的。

　　近40年过去了，中国高等教育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下面的一些数据就可见一斑。

　　首先，中国高等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轻松地排列全球第一。全国高等院校的总数达到2850多所，在校学生3553万人，每年毕业生超过700万人。“十二五”期间，超过65%的新就业人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2015年的大学毛入学率达到40%，提前5年实现国家的发展目标。这一比例在2000年只是7.8%。

　　其次，中国工程师总量全球第一，超过4000万人，而改革开放前只有130万人。大量的工程师是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建筑业大国和工程技术大国最大的人力资本。15年前，中国用于石油和页岩气钻井的高质量钢管全部要靠进口，美国政府限制这样的钢管进入中国，今天，中国的钻井钢管出口到美国，却要被征收“倾销税”，结果，天津钢管厂直接投资美国，其规模之大，吓坏了当地的政府。

　　中国的桥梁、高铁、核电和水电建设，不仅在国内创造了一个个工程奇迹，也逐步成为中国高端制造的排头兵。华为的任正非曾经说，华为的工程师是全国最好的，全球也是最好的，收入是国内工程师的数倍，但是，单位劳动时间成本却只有德国工程师的十分之一。因为有中国庞大的人才库，才能造就华为的奇迹。华为坚持不上市，却已经变成了国内最好的民营高科技企业。

　　中国的汽车制造，尽管核心技术还是依靠国外品牌，国产品牌的地位还很落后。但是，根据英国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观点，只要汽车在本国制造，哪怕是国外品牌，也是给本国创造就业和国民产值。英国现在每年出口的汽车，大都不是英国的品牌，或者自己的品牌也已经被卖给了国外。例如上海的荣威原来就是英国著名的品牌，英国的路虎和宾利，也已经卖给印度的塔塔公司。鼓励国产品牌的发展，依然是中国汽车制造的长期发展方向。但是，中国有目前全球第一大的汽车制造能力，也是因为中国有这么多工程师的结果。

　　第三，中国高校，是中国科学研究的主力军。全国科学研究有三股力量，也就是高校、科研院所和大型企业。企业一般注重应用性研究，高校和科研院所更注重理论和基础研究。在基础研究的成果方面，中国高校占全国的四分之三，这是很了不起的成绩。在科学论文数量方面，中国稳居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然而，不管中国高校有多大的发展，培养了多少人才，中国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从数量向质量的转变速度，已经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中国经济经过这么多年连续不间断的高速增长，已经进入了“三期叠加”的焦灼阶段。快速发展需要通过换档，才能保证可持续。传统产能的过剩，需要通过供给侧的改革，才能把无效的产能转变成为有效的产能，房地产的结构性过剩和品质的提高也迫在眉睫。另外就是产业升级，人工贵了，就不能只是制造低端、低价值的产品了，如何提高产品质量，如何发展高端的生产性服务，如何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是转型升级的要求。

　　经济社会转型升级，需要大学生，需要研究生，需要大学教授都去关注社会的需求。办学，不能只停留在书本，而应该适用社会发展的需要。例如，许多大学的课程设置，10年，甚至20年不变。发达国家的教学体制改革，其实一直都在不断的进行着。例如，英国从30年前的三学期制，变成现在的两学期制，从原来每学期上15周课，变成现在每学期只上10周课。而为什么中国每年要上36周课，而且，每周的时间，都用于上课呢？

　　课程太多，课时太多，学生自学的时间必然就少了又少。学生对老师的考评，一方面是考评老师的水平，一方面是考评老师打分的慷慨度。如果老师也忙于完成课时量，研究的时间就少，备课和阅读的时间也少。过多的量化指标有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忙于应付差事，不注重教学深度，不注重学生的学习心理。另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时间去引导学生做学问。许多老师不愿意多花时间在学生身上，老师当然有责任，但是，那么多的量化指标，确实把老师压得喘不过气。

　　中国高等教育的另一个问题，就是研究生阶段的教育，无法满足市场的需求。中国每年有45万留学生，多半到国外读研究生课程。像北大、清华这样在国内被崇拜的不得了的大学，本科毕业生，有30%直接出国深造，与在国内深造的比例相当。目前，有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衡量一个大学的好坏，与其本科毕业生到国外深造的比例高低成正比。国际化当然好，到国外学习也是好事，然而，这样的现象背后，却说明国内高校与国外高水平大学的距离，非常明显。

　　中国高校国际化发展很快，来华学生也很多。但是，不管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来考虑，中国高等教育的“贸易逆差”，非常巨大，这是目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明显的短板，也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最大挑战。

　　中国高校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体制机制问题。行政权力过大，院系等基层单位的自主权很低，包括人事、财务等的自主权太低，严重影响基层单位发展的积极性。

　　人才管理缺乏“双信任”，也就是说，学校不信任老师，总是怕老师偷懒、违规。而老师也不信任学校，老师怕学校政策变化不定，包括职称和薪酬的变化，缺乏长期性和全国性的标准。

　　就薪酬问题来说，老师的收入分为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岗位津贴。基本工资很低，老师的大部分收入靠绩效和岗位。但是，后面的两部分工资，因学校而易，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晋升的路径。

　　科研管理的量化，例如，申请到经费是明显的业绩，发表文章和发明专利也是业绩，一切都是硬性的、短期的目标。其实，人才的培养和衡量标准是综合的、全面的、长期的，而不是一时一刻的表现，也很难用一组硬性的指标来衡量。例如，申请到经费，但是，不出好的成果，如何评价？再如，没有经费，或者经费没有那么多，却有好的研究成果，又怎么评价？另外，有的老师完成了一组指标的若干个，而且在某些方面很突出（如教学质量备受学生喜欢，带研究生出成果也有很好的一套），但是，不能满足其它的一些指标，又怎么看？

　　总之，中国政府推动“双一流”建设高校（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主要是为了满足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是一个历史的使命。中国经济的发展，为高校建设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而高校的转型升级，却可以为中国走进高收入国家行列，提供人力资源和科技支撑。

　　中国高校横向比，发展惊人，业绩无可否定。但是，与发达国家的高校比，差距很大，改革任务艰巨。

　　如何改革？一方面是要有信心，相信150万大学老师有这个能力和意愿，有历史的使命感。另一方面，要有一种紧迫感和忧患意识。

　　在改革的具体战略上，要敢于突破传统理念，在学制、学科建设、管理机制和人员奖励机制等方面，要敢于创新，敢于瞄准世界先进大学的水平，去努力改革。

　　香港的人口只有700多万，新加坡的人口只有500多万，这么小的地方，为什么能够培养出这么多的世界顶尖大学？非常值得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参考和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