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炎：马谡也是“三不”干部

大参考

　　京剧《失空斩》取材于《三国演义》，即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诸桥段的合成。就因果关系，失街亭不仅是该剧的井源，在信史中的影响特别是对蜀汉前途命运的影响，也几乎是一声带有终结性质之绝唱。

　　主角马谡，其生，以街亭出名，其死，以街亭盖棺。探究得失成败，似也历久弥新，譬如他的“三不”，就颇有些时下特色。与历史默然相对，我们泪雨倾盆，与小说仔细甄别，我们笑逐颜开，他，就是一“三不”干部。

　　不甘寂寞，自我定位存在问题。

　　诸葛亮首次伐魏，准备工作相当充分，而曹魏的准备工作相当不充分。他首先联络孟达在新城谋叛，以求腹地开花；其次命令赵云、邓芝作为疑军，占据箕谷；自己亲率大军十万，突袭祁山。开局之成果，可谓辉煌，除降服姜维之外，还相继拿下了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史书言“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咱以小说论事，就不较真了），然而这种辉煌很快困顿于街亭。

　　司马懿宰了孟达，与张郃一并赶来，奏响街亭之役的先声序曲。诸葛亮掐指一算，深知街亭的地缘价值，立马召开战前会议。

　　引述一段对话，诸葛亮问：“谁敢引兵去守街亭？”言未毕，参军马谡曰：“某愿往。”孔明曰：“街亭虽小，干系甚重：倘街亭有失，吾大军皆休矣。汝虽深通谋略，此地奈无城郭，又无险阻，守之极难。”谡曰：“某自幼熟读兵书，颇知兵法。岂一街亭不能守耶？”孔明曰：“司马懿非等闲之辈；更有先锋张郃，乃魏之名将：恐汝不能敌之。”谡曰：“休道司马懿、张郃，便是曹睿亲来，有何惧哉！若有差失，乞斩全家。”孔明曰：“军中无戏言。”谡曰：“愿立军令状。”孔明从之，谡遂写了军令状呈上。

　　在这段叙述中，诸葛亮犯了主要看自信的毛病，没考量属下是否专业对口和实战历练，此与正史记载，性质大同小异，《三国志》云：“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马谡的毛病，则属于争抢越位。参军，充其量作战参谋而已。分工决定个人的职业定位，是将领，就该攻城略地，是参谋，就该出谋划策。

　　古人云“欲不可纵”。甘于寂寞，安于本职，做一个过程的参与者，做一些穿针引线、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工作，静静坐在台下，避开聚光灯和镜头，贡献与成绩，同样浓墨重彩，值得大书特书。宁做鸡头不做凤尾，也不是不可以，得取决于手中有无金刚钻，口号震天响，没有实际意义。

　　因此，马谡后来被戮，流的是欲望之血。

　　潜意识的失位，导致了情绪的不稳定，情绪的不稳定，又导致了行为的不可控。他的失街亭，此时已非雾里看花，而是势在必然。

　　不纳人言，包容气度存在缺失。

　　如今的“三不”干部概念中，有一种叫“不会做”。其实当头的不会做，多大点事儿？一个好汉三个帮，众人拾柴火焰高，领导干部是掌舵的，重在正确决策，没必要亲自帮农民种地，也没必要亲自下车间装卸，何来不会做？而正确的决策，恰恰需要汲取有用的劝诫。马谡又是如何做的呢？

　　小说是这么叙述的，他跟王平到了街亭，王平建议“五路总口下寨；……以图久计”。这个建议显然可取，后来司马懿的做法也证明此法有效。马谡却坚持“山上屯军”，无视被围和汲水问题，讥刺王平“真女子之见”，好像王平是他嗑瓜子嗑出来的臭虫——专门恶心自己的。

　　瞧他随后大掉书袋的样儿，本本主义那是一套一套的，气得王平直闹分兵，印证了“官大脾气长，一阔就变脸”的某种浮世绘，煞是好笑。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早已是常识。

　　有些干部经常抱怨如今工作难做，群众这个意见那个建议的，众说纷纭，不像以前那么好管理了。实际上还是干部自身的问题，----懂得太少，却时时处处照搬老黄历，工作当然不好做。“兼听”不是走过场，不是走形式，群众或下属的建言，赞扬的、批评的、提意见的甚至带刺的话，不但要听，还要听得进去。清人张潮说：“有多闻直谅之友，谓之福。”（《幽梦影》）只有兼听，才能鉴别汲取，只有广纳，才能凝心聚力。

　　马谡之所以染上这一“不”，除了自命不凡的骄狂性格之外，还可能有着不为人知的自卑因素。作为谋士，他曾经在“七擒孟获”之前提出过“攻心之策”，诸葛亮对他一直深为器重，每次接见谈论，从白天到黑夜，津津有味，不知疲倦。但是，诸将们对马谡的才能未必认可。“吾素读兵书，丞相诸事尚问于我，汝奈何相阻耶！”他的这句话，即透着不少的自卑感。

　　我们知道，大众认可，往往取决于某种类似南辕北辙的尴尬法则。譬如你很靠谱但不摆谱，大部分人会认为你不靠谱，这就是某些默默做事的好干部总是得不到提拔的原因所在；譬如你不靠谱但经常摆谱，所有人会认为你很靠谱，这就是某些夸夸其谈的干部总能成为政坛新秀的原因所在。马谡在王平面前端架子摆谱，一句话也听不进去，大概其也是极力的想证明自己靠谱。

　　不讲原则，遇到问题只能抓瞎。

　　司马懿通过侦查，很快抓住了战机，“乃命张郃引一军，当住王平来路。又令申耽、申仪引两路兵围山，先断了汲水道路；待蜀兵自乱，然后乘势击之。”作为三国时代满天星斗最暗之一枚，马谡谢幕于街亭的前夜，已然没有悬念。他之前的所有想当然，都被残酷的现实击得粉碎。

　　“只见魏兵漫山遍野，旌旗队伍，甚是严整。蜀兵见之，尽皆丧胆，不敢下山。马谡将红旗招动，军将你我相推，无一人敢动。谡大怒，自杀二将。众军惊惧，只得努力下山来冲魏兵。魏兵端然不动。蜀兵又退上山去。马谡见事不谐，教军紧守寨门，只等外应。”

　　等待外援，显然是无预案导致的拙劣无奈。大到一场战役，小到一次活动，都应该准备两套以上预案，要将方方面面的应对考虑周全，这是对一个干部的基本素质要求，拍脑袋做事，焉不困顿于荆棘？

　　实际上马谡突围之后，街亭曾失而复得，是魏延的功劳。

　　“张郃引兵追来。赶到三十余里，前面鼓角齐鸣，一彪军出，放过马谡，拦住张郃；视之，乃魏延也。延挥刀纵马，直取张郃。郃回军便走。延驱兵赶来，复夺街亭。赶到五十余里，一声喊起，两边伏兵齐出”，魏延又败了。试想如果有预案，在保证联络畅通的前提下，魏延夺了街亭，还会“剩勇追穷寇”？王平是个稳重的将领，始终就在附近，大家配合一下，重新部署，占据固守，司马懿想翻盘，恐怕没那么容易。马谡远遁，是为不智。

　　干部代表政府行政，属于公器，必须守规则，讲原则。

　　预案制度，正是显规则之一，必须恪守的原则。别说现代了，即便三国时代的那些大伽们，哪个不是走一步看三步的主儿？魏征有言：“居高思坠，持满戒盈”。如果一个干部随心所欲，不守规则，不讲原则，那么制度就会沦为一纸空文，其危害性不言而喻，古老的“狼来了”的故事早已道破此理。

　　“三不”干部马谡，也许谙熟潜规则，更适合混迹江湖，而非庙堂。他在诸葛亮面前，按显规则说，脱离了诸葛亮的视线，却按潜规则做。此类干部是一种典型的“人格裂变”，于己，相当悲剧，于国，相当危险，前期的“闪光点”再多，也难免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赵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