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言论自由——发言权与传播权

大参考

　　“言论自由”概念的出现有年头了。几百年来，“言论自由”字面没变，实质却有挺大变化。趁着“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的召开，再写篇小文，说说互联网的“言论自由”问题。互联网时代，“言论自由”是更容易实现了，还是更难实现了？

　　长期以来，言论自由都只是指发言权，也就是说，让不让人说话。在文化还是稀缺资源的时代，没文化的人基本没有发言权，例如欧洲历史上只有神职人员才能解释《霸伯》，不识字的人，只能听，没资格插嘴讨论。在等级制度盛行的年代，即便对于有文化的欧洲上层贵族和城市市民，为了不让他们说话，国王可以几十、几百年不开会（金二、金三得了欧洲人的真传）。不开会讨论就影响不了国王的决策，因此，通过不开会剥夺很多人的发言权，国王觉得好爽。

　　后来，有文化的人越来越多，报纸、杂志出现了，电视出现了。发言权跟着变了。你的文章能否发表，你的书能否出版，这是发言权。应该指出的是，全世界从来没有所有人的文章都能发表、所有人的书都能出版、所有人的言论都能广播的言论自由。不管是政治审查还是市场审查，在那个时候，发言权永远属于少数，即便报刊、电台、电视要互动，选择读者、听众、观众时，也是万里挑一。电视节目做街访，看似随意的街头群众，其实也蕴含了将发言权给谁的问题。那时发言权很金贵。

　　从古至今，从东到西，言论自由长期以来主要都是指“发言权”，“发言权”从来都是稀缺资源。从欧洲教会的异端审判、出版事先检查，到世俗国王的杀头、流放都是对发言权的严厉管控。相对来说，由于科举制度导致读书风气的普及，有文化的群体扩大，再加上宋太祖“不杀言事大臣”的祖训，中国古代对发言权的管控比同时期的欧洲要宽松得多。后来清朝的文字狱是一种历史倒退，本文对此不讨论。

　　有必要指出，一百多年前，欧洲国家纷纷推行“一人一票”制度可以看成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发言权的全民普及。虽然这种发言权仅限于几年一次的一个“打勾”，但这一点点发言权的恩惠，已足以让西方人激动不已、骄傲不已。尽管这一点点的发言权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然而，它的划时代地位的确不容忽视。从这个角度顺便提一下文革。“一人一票”的发言权事实上作用极为有限，更多具有作秀的价值。比较而言，文革的大字报比“一人一票”的发言权更具有实际意义。它让每一个有文化的人——不论文化多少——都具有了相同的发言权。如果说与“一人一票”相比大字报还有不足，那么，后来实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实际上是试图把有文化、没文化的发言权也统统拉平。因此，“一人一票”与大字报从本质上说都是“言论自由”原则下普及发言权的方式，具体细节上有所不同而已。

　　网络时代对于“言论自由”最大的影响在于——发言权因极大的普及而突然变得不重要了。因为有了网络，人们不必为报刊杂志的有限版面而争抢，在网络上你可以随便写、随时发；因为有了网络，人们也不必只能听电台的声音、看电视的画面，你完全可以自己发声音、出画面；因为有了网络，“一人一票”的制度环境中，人们也摆脱了几年打一次勾的可怜发言，而可以每时每刻在网络上对于政客评头论足……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每个人越来越多地拥有平均化的发言权。曾经的稀缺资源，如今因为网络而极大丰富，同时因为普及教育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广泛，有文化的人群极大地扩展，人们尽情地享受着人人平等的发言权。博客时代对于发言者还有一些能力要求，博客时代的成功者很多都是畅销书作家。到了微博时代，我们几乎可以认为它就是网络大字报的黄金时代——只要有点文化，你就可以在微博上与任何一个学者、大师叫板；不管你有多少文化，都可以显得很有力量！但是，人们突然厌倦了。

　　网络时代，无数的人们突然得到了千百年来从来不可能得到的平均化的发言权，然而，很多人不满意了。为什么？因为发言权由于太普及而价值大大降低。恰似历史上的蔗糖。对于欧洲来说，蔗糖曾经是昂贵的稀缺资源。大航海时代后，随着黑奴甘蔗种植园的普及，蔗糖大量生产，全世界的糖价终于永久性地大跌，蔗糖在欧洲再也不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了（知道欧洲人为何发明糖果了吗？）网络时代似乎真的实现了“言论自由”，至少是更容易实现“言论自由”了，但是，人们又隐约发现自己实际上离“言论自由”更远了。因为，当发言权连地摊上的烂白菜都不如，当发言权变成网络媒体以各种方式“倒贴”，邀请你开户、申请账号、积极发言时，人们发现，与“言论自由”紧紧相伴的“传播权”在七星级、十三星级的宫殿里标注了天价。

　　十多年前，在一个城市办一份都市报，有一千万投入大约够了。今天，实现一个具有都市报影响力的网站，投入十倍恐怕都不行。网络时代发言权的廉价普及与传播权的昂贵垄断紧紧相伴而生。发言权已成渣，扔给你们大家。传播权才是精华，锁进了保险箱。那么，在网络时代，言论是更自由了呢？还是更自由了呢？还是更自由了呢？网络时代的“言论自由”简单说就是——你说什么都可以，但能否让人听见，让谁听见、让多少人听见，全都由我说了算！

　　于是我们再来看政府。有害言论各国都有，美国、英国毫无例外地不会允许有害言论恣意传播。但是，在网络时代，当一个政府对于有害言论只能用删帖、封号之类的办法处理，说明了什么？说明这个政府还停留在“言论自由”只重视发言权的过去式里。在网络时代发言权廉价普及的背景下，用剥夺发言权来处理有害言论的做法，既无效低效，又形象难看。删不胜删，封不胜封，黑天白夜，加班加点，软的硬的，明的暗的，各种招数轮番上阵，还是压力巨大。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网络时代言论自由的核心是“传播权”，而“传播权”不在你手中。就这么简单！为什么当年希拉里要求各国开放谷歌、推特、非死不可？

　　政府接受了自由市场理论，接受了私有经济理论，接受了小政府大社会理论，接受了言论自由理论……接受了一系列似是而非、矫揉造作的理论，唯独忘记了一个最实实在在的致命要害——话语权是国家主权之一！话语权包含传播权！互联网时代，放弃了网络媒体的传播权，紧紧盯着发言权，政府的形象立即受损，极容易被污化；更要命的是，由于政府放弃或忽视或被偷走了传播权，对政府的污化迅速扩散，政府几乎难以自辩，没地方说理。没有传播权，政府控制有害言论只能治标不能治本，等于治理污染没有从源头下手。而政府还在纠结于互联网是媒体还是企业的烟幕弹。你是否发现，你的声音如今要让大家听见，比过去难了无数倍？为什么，因为互联网时代，你没有了传播权。至少，因为你的忽视，你的传播权已被严重削弱。

　　最后举一个例子。当人们在百度搜索键入一个词，在屏幕的最上方经常会出现一条黑色加粗的文字：“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这句话看起来是对中国法律的遵守和服从，事实上它是一个高级黑。它时时刻刻在提醒每一个使用百度的人：中国是一个没有言论自由的国家。为什么这条加粗的文字一定要存在？为什么这句话不能拿掉？因为网络传播权已不在你的手里，你的法律法规很多时候对它都无可奈何。乌镇的互联网大会李彦宏也去了，开完会之后，李彦宏能改改吗？能把这条时刻强化“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一陈见的文字提醒去掉吗？

金色阳光

乌镇的互联网大会李彦宏也去了，开完会之后，李彦宏能改改吗？能把这条时刻强化“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一陈见的文字提醒去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