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方彬：要防犯意识形态斗争泛化

大参考

　　因为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话语系统诸方面的原因，我们社会太多的人喜欢用阶级的观点分析问题，用意识形态斗争看待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这有其必然性。

　　二战结束后，由于世界上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国际关系以意识形态马首是瞻。美国的“马歇尔计划”是最典型的国际关系意识形态化的结果。正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反复强化，人们的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打上深刻的意识形态烙印。又由于我们的精神世界奠基于“革命”和“斗争”，脱离后很容易导致精神虚无，政治建设失去逻辑起点。主客原因决定着我们社会是意识形态斗争全领域、全时空化。

　　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阵营瓦解，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中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跻身于大国行列，参与规则制订，作为“命运共同体”和“利益攸关方”，必须秉持习近平在国际上一再倡导的“跳出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所以，满脑子意识形态斗争，看一切问题意识形态化，必羁绊中国的大国步伐。怎么办？出路在于跳出旧有的逻辑和价值系统，确立新政治观，以提升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引领能力。

　　当然，上述分析并不意味着笔者认定世界已经不存在政治制度层面的斗争，在实现“世界大同”之前，斗争一定存在，特殊情况下还很尖锐，但斗争的性质、特点和方式并不相同。国家间存在三种主要的博弈形式：政治制度博弈、利益博弈、核心价值观博弈。大多数博弈属于后二者。将这些博弈视为广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亦无不可，但作为狭义的意识形态斗争对待，则有政治泛化和泛政治化之嫌。

　　过度意识形态化不是好现象，回避已经意识形态化同样不客观。意识形态斗争的开山鼻祖是马克思，其剩余价值学说揭示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就把此前的利益争斗引向阶级斗争。中国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社会调节主要依靠政治展开，所谓“讲政治”，“政治的高度看问题”，已经化作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和话语系统，比如经济活动也大量使用“歼灭战”、“桥头堡”、“排头兵”诸如此类的军事术语，这样的现实决定了，要求大众立刻跳出意识形态斗争思维，其实不可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并不强调一律，所以，我们要客观看待自己的意识形态化，只不过从优化执政与推进大国进程的角度看问题，有必要适度作出调整。比如，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问题，处理利益分歧和价值观碰撞，较阶级斗争要柔性很多，一个社会的大众都从政治制度层面看问题，其实加大了化解矛盾的难度。当下中国存在严重的“左”右之争，难求共识，说明的就是这一问题。

　　强调避免意识形态斗争泛化，至少可以避免重复“文革”的“阶级斗争为纲”，避免改革开放后很长时间里的“姓资姓社”之争再起。更主要的是避免走向世界的中国出现尴尬。回想一下，如果今天仍然像当年把引进外资视作经济侵略，那么我们的资本输出就出现了道义缺失。如果坚持把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皆视为“文化侵略”，我到世界上办孔子学院就有可能被推上道德审判席。

　　诚然，从保护民族文化传统的角度看待西方文化输入，是正确的思想和做法，包括欧洲也担心被美国好莱坞大片所改造，但把文化的交流交融皆看作文化侵略，只能把自己推向僵化，甚至形成自虐心态，不利于塑造大国思维和大国胸怀。我们到世界上办孔子学院，强调“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核心价值，显然希望更多人接受，最好能成为当下世界的国际关系准则，这就是输出核心价值观，如果成功就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原本人类文明进步源于交流交融，也是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改造。如果我们反对共享“人类文明成果”，把自己囿于传统，那么中国就不会进入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时代。基于此，要避免陷入被动，最好的办法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也就是文化的归文化，利益的归利益，意识形态归意识形态。

　　总之，满眼是敌人，满嘴是斗争，注定扭曲自我。规律表明，你把对方当成朋友，他不一定是你的朋友，但你把对方当敌人，他注定是你的敌人！大国并不等同于“人口多、版图大、财富广”，很重要的是包容度和引领能力；大国国民并不全因为生活于大国，关键有大国胸怀，也就是拥有高尚的人文品格和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