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平邦：​五中全会之后计划生育应走向何方？

大参考

　　五中全会决定放开“二胎”，网上和媒体上一片欢腾，于是很多人也把放弃计划生育政策也提上日程，一直在问，中国什么时候放弃计划生育？

　　我觉得，这时候，其实应该更有必要及早检讨一下计划生育政策到底在中国持续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有怎样的正作用？和有怎样的负作用？以及它的正作用与负作用之间的比较、比重？

　　还有，尤其要检讨的事，是不是中国当下于改开几十年以后获得的经济腾飞，与当初实行了严格的计划生育，即当初中国政府所提出的施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理由，人口与资源的不对等关系，这种理论是不是真正成立？或是不是真正成立过？

　　个人以为，现在每一个中国人，或绝大多数中国人所享受到到的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的物质成果，应该与中国在同时期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并且严格执行了计划生育政策，确有正向的、密切的关系，当然，我们更不能否认，该政策实过程中发生过很多令人遗憾的负面的事，但不管怎样，计划生育作为中国从1970年代末到现在的一项阶段性的基本国策，应该得到理性的认知――事情还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假如当初的中国没有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现在又会怎样？

　　现在，我们已经把计划生育完全等同于少生孩子，或者是一对夫妻只准生一个孩子，但其实，正如我之前多次说过的，所谓的多生孩子和少生孩子，无论是对一个家庭，还是对一个国家来说，那都是一件计划的事；这里实际关系到我们对“计划”这两个字的认识问题，即计划是怎么来的？为什么要有计划？即使现在计划生育处于被否定的边缘，但当初中国政府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行为，也没有理由被推翻和否定。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更令人诟病的是该政策在执行的过程中，其主管机构和执行者本身，不得不采取了某些令人难以接受的方法和手段（肯定是少数），而在这些方法和手段的执行过程里，还出现了很多甚至超越于法律之外的行为。关于此，大家可以看一看莫言得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小说《蛙》，那里面莫言用大量的笔触，可以说控诉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施行中许多不人道、不合法的行为，也鞭笞了该政策实行过程中一些非人道的思维方式，但是，说到底，莫言并没有完全站在绝对否定计划生育政策的立场，他所采取的是文人式的、朴质的、自我矛盾的，却还算现实的一种立场。

　　有“国家”这种特殊的人群形态以来，实际上与国家有关的任何事情都存在着计划的影子，为什么人要组成国家？而不是维持保持原始的自由、自主状态？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人们在生存、生产过程中认识到，如果想获得更多的生活资源，想占有更多的生产资料，想获得更多的生存机会，就应该想办法与另外一些人共享、分享，于是，渐渐地在人群、部落、民族之上形成了国家，因为如果你不加入这个被更多人计划中组成的国家，那别人就可能加入，或者是一定会加入，那他和他们占有的资源，他和他们分享的生产资料，就要比你更优、更多，甚至会剥夺你的那一份，他的生活就会比你更好，它的生存机会也会比你更大，所以，任何人再有天大的本事，再有如何天才的自由、自主的思想，他也不得不走入这种国家的计划框列里来。

　　只是，它的计划可以随时调整，而不是一计到死。

　　对国家来说，从古到今，从外国到中国，不止生育这件事要计划，其他事也要计划，这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所以说，如果今天有人借着计划生育政策的的改变而否定生育要被计划这件事，那或者他是头脑简单，或者他是别有用心。

　　这里面其实还应该有一种对中国已持续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的认识问题，在中国当下的现实的思维逻辑里，改革开放似乎已经被固化，已经被人们与越来越多的自由经济所绑架，这种现象其实与计划生育一样，就像它现在在人们的思维定式里计划生育就是要少生孩子。

　　所以回过头来说，我们今天看计划生育，和看改革开放，需要有另一种眼光，比如，在未来的中国继续改革开放里，计划经济是不是必须完全退出历史舞台？还是在某些领域又得必须加强计划经济，未来的中国经济体制，到底是向纯粹的、绝对化的市场经济前进，才符合所谓改革开放的方向，还是要向着一个更复合的经济体制，比如既有计划经济，又有市场经济，既有国有体制，又有民营体制，还有所谓的混合经济体制，即现在中国提倡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不应是比纯粹的市场经济更宽博、更包容的经济体制吗？

　　而未来中国的人口政策是不是就一定要走向完全放开呢？如果完全放开，再过几十年中国会不会又将面临30多年前的那些疑难，比如人口与资源又无法合理配比的问题，再一次实行计划生育？再比如，是不是要在经过计划生育的这次调整之后，以前实行的主要针对汉族人口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开放，那其他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是不是会更放开？

　　中国的生育政策的调整方向，我个人觉得应该向更为公平、更为合理处进展，而不是向单纯的多生和少生进展，比如，应该让中国最大民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享受完全一样的生育政策。

　　以前，我们知道，中国除汉族以外的其他少数民族一直享有相对比较优惠的生育政策，这种生育政策其实是超过现在汉族将要享有的放开“二胎”政策，经过几十年的现实的实践，这种生育政策的不平等、不公平其实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政策，多多少少也影响了中国的民族关系，当然也会影响国家的稳定与和平。

　　我以前曾经著文建议过，未来中国更应注重在1个汉族和55个少数民族的这56个民族的多民族体系之上，构建一个“中华民族”的大民族认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其执政100年之后也应该有能力将从前曾处于不同阶级社会、不同文化认同的56个民族拉到一个共性和共识的水平线上。

　　所以，我觉得未来中国的生育政策的第一重要基点，是如何让在这个国家生存的每一个人都享有平等的生育机会，这种政策当然可能也不是绝对自由的生育权，但是它一定是让中国的汉族人、维族人、满族人、藏族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都享有一样的相对自由生育权。

　　其实，观察五中全会对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更让人觉得它开启了对持续30多年的所谓改革开放政策的一些基本面的调整，因为，计划生育政策以前也被称为基本国策；现在，这项基本国策在改变，那么，其他的国策甚至是基本国策是不是也有改变的可能？我个人乐于见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层，正在这上面做出更合乎民心的，和更合乎历史辩证法的改变和调整，这还可以证明我们这个国家的执政党，和政府，仍然很有活力，仍然没有走进一个固步自封的死局。

　　其实，今天把反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口号喊得最响的，仍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但在30多年前，对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鼓吹得最响的，其实也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我是说，回过头来，一代代号称为中国发展贡献思想动力的知识分子们应该好好想想，自己应该在这样一段一段曲折前行的历史中承担什么责任，以及未来该如何。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也是存在的，即新的国家大政方针的调整，比如对改革开放中如计划生育这样的基本国策或其他政策的调整，也未必会如所有人的心愿，一定也会让某些人感到不爽，尤其是一些既得利益者，一定让他们的既有利益受到危机，甚至是产生严重危机。

　　没办法，这也是国家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