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石：缅甸为什么长期爆发内战？（上篇）【地缘政治4】

大参考

　　缅甸内战的深层次原因

　　在东南亚国家中，缅甸内部政治环境是最为复杂的：它是东南亚最早采用现代民主政体的国家，并涌现出昂山素季这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民主斗士”；但同时，他却又是区域内最封闭保守的国家，以极端威权体制闻名于世，甚至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内由军人独裁统治。而缅北少数民族地区与中央政府的内战，亦延绵50年之久，至今仍未平息，金三角曾经的毒品制造更是臭名昭著，沦为全球公害。

　　尽管数十年来，相关各方都不曾中断过了解纷争的努力，但由于政治诉求差距太大，且难以调和，以致完全和解遥遥无期，即便一时平息，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又争斗再起。

　　而政治上的死循环，也拖累了缅甸的经济。直到今天，这个具有一定规模，地缘实力比较不错的国家，依然是东南亚乃至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缅甸的政治乱局缘何而起，又经历了怎么样的演变过程，将来又会走向何方。在这里，我们不妨做一个简单的解读。

　　缅甸的民主化始于二战结束，与缅甸争取国家独立的进程同步。1947年，在著名的昂山将军（昂山素季之父）组织下，众掸邦、克钦邦、钦邦及缅甸本部于掸邦境内彬龙小镇上，签署了缅甸立国史上著名《彬龙协议》。协议之目的为：联合缅甸本部、掸邦、克钦邦、钦邦等各方势力，向英国争取独立。

　　不过很快，昂山将军被英国暗杀。在失去的领袖的情况下，缅甸独立运动面临重大危机。面对这一危局，缅甸独立势力经过内部讨论，推选出新的运动领袖苏瑞泰，以他为昂山将军的继任者，继续领导抗英斗争。

　　苏瑞泰虽然没有昂山将军那样无以伦比的崇高个人威望，不过在当时的缅甸政治人物中，也算得上是较为知名的一位——但绝非唯一。他之所以能成为新的领袖，更重要的，却是他的民族出身——他是掸族人。

　　在以缅族人为主体的缅甸，民主推选出一位少数民族出身领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事。再考虑到缅族历史上一向有较重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结，与掸族、克钦族更是纠缠争斗争斗千年之久，彼此仇怨甚深。在这种情况下，苏瑞泰能够获得缅族的支持当选，更可称为奇迹！

　　而奇迹之所以发生，则与缅甸内部的地缘结构，以及当时的国际背景密不可分。

　　缅甸的地形构造，南面为安达曼海，中部为伊洛瓦底江流域低地平原；其余西、北、东三面则为丛林密布的山脉和高原。

　　稍有地理常识的人便会明白，无论是在农耕时代还是工业时代，有伊洛瓦底江灌溉的低地平原，都远比那些山脉高原更适合生产，所以文明的发达程度也会更高。所以自古以来，伊洛瓦底江流域就是缅甸的本部核心区，并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后来的缅甸的主体民族——缅族。而在边缘的山林高原地区的人群，则分别形成了掸族、克伦族、克钦族等少数民族。

　　毫无疑问，占据最富庶地带的的缅族，其人口最多、文明程度最高，经济实力也是最强。但这并不意味着缅族就能压倒少数民族。在农耕文明条件下，农耕民族将综合实力转化为战力的能力相对较弱，而各少数民族，虽然实力不如缅族，但依仗高地对平原的地缘优势，仍能大致维持自身的格局地位，并由之形成地缘政治上的平衡。

　　但英国人的到来结束了这种状态。工业文明对自然环境的征服能力要远胜于农耕文明。作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英国人征服地处内陆的青藏高原或许还力有不逮，但占领缅甸却是轻而易举。

　　不过，缅甸虽落入英国之手，但英国是一个典型的由资本权力主导的国家。资本逐利的本质，决定了其对利润的追逐，远大于对土地的拥有。加上英国本土与缅甸相隔万里，核心殖民地又是印度，故英国对缅甸内部的治理，其着眼点仅仅是收刮利润。在缅甸各族臣服的情况下，英国并无兴趣花大力气对其进行结构性改造。所以，直到二战结束，缅甸依然是一个传统的农耕国家，其内部各边缘势力，亦大致保持古代相对独立的状态。

　　随着二战结束，英国势力大衰，缅甸各族摆脱英国压迫，实现国家民族独立的时机终于成熟。

　　只是，大英帝国虽已日薄西山，但依然坠而不倒，并努力维持自己的殖民统治。面对这种情况，缅甸只有消除民族间分歧，将国家内部的力量尽可能集中到一起，才能有实力与英国叫板。

　　只是，千年的积怨又岂是一夜可以化解？虽然英国这个共同敌人的存在，大家有了联合的可能，但要真正团结一致，还需面对相当大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这场独立运动，究竟由哪个民族来主导？

　　缅族作为缅甸主体民族，似乎是天然的主导者。但缅族在缅甸内部的优势也不是压倒性的，其人口只占全国总人口的不到七成，主要聚居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低地（缅甸本部），其面积更只占缅甸全境的一半不到。而少数民族与缅族的历史过节，更使他们有理由担心，一旦缅族主导了这场运动，那它会不会借此机会壮大自身，打压异己？果真如此，即便赶走英国人，自己又会被缅族压制，到头来岂不是足篮打水一场空？

　　这是缅甸少数民族的心结。也是缅甸争取独立过程中必须解开的心结。

　　但昂山将军在时，这一切都不是问题。虽然昂山是缅族人，但多年争取民族独立的经历，使其在缅甸国内积累了崇高的威望，这种威望甚至超越了民族界限，得到全缅各族的一致认可；而他建立联邦制国家，允许少数民族高度自治的政治主张，也足以打消少数民族心中的疑虑。

　　也正是意识到昂山在缅甸独立运动中的特殊作用，所以英国将其暗杀。昂山一死，能获得各方势力认同的唯一领袖不复存在，缅甸各民族联合抗英的局面也就濒临瓦解。

　　苏瑞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领袖宝座的。他的上台，完全称得上是一次经典的政治选择：

　　作为掸邦土司，苏瑞泰成为领袖后，绝不可能支持任何缅族打压少数民族的图谋，这就打消了少数民族的疑虑。而对缅族而言，一个掸族领袖虽然在情感上有些难以接受，但从理智角度而言，这是联合少数民族的唯一选择。作为主体民族，缅族也不必担心苏瑞泰会借此机会打压自己——少数民族加在一起没有那个能力。所以，他的上台，足以起到团结各族，一致对外的效果。

　　事实也正是如此。苏瑞泰上台后，缅甸各族重新聚合在了一起。而昂山的惨死，更激发了缅甸人民对英国的仇恨。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在缅统治实难继续维持，最终权衡利弊之下选择了体面退出。缅甸获得独立，苏瑞泰也成为首位缅甸总统。

　　但这并不意味着苏瑞泰就统治了这个国家。因为独立后的缅甸采用的是联邦议会制政体，内阁总理才是事实上政务首脑。而担任总理的，则是缅族人吴努。苏瑞泰仅仅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

　　这种其实是必然的结果。毕竟苏瑞泰的少数民族出身，决定了他天生就是一个弱势领袖，缅族对他的认同，是基于抗英这个大前提下的。一旦英国人被驱逐，缅族人自然不能让一个掸族人掌握缅甸统治权。尽然苏瑞泰完成了自己的总统任期，后来又担任联邦议会民族院院长，但其在政坛的实际作用一直十分有限。

　　而随着共同敌人英国的退出，缅甸国内各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也重新激化。

　　由于缅甸的政治势力基于不同民族产生，而各民族民族势力又是以不同的地缘板块为划分，所以本质上缅甸的矛盾就是低地板块与高地板块之间的地缘结构矛盾。

　　按道理说，地缘结构矛盾并不一定导致冲突的发生。毕竟缅甸的这种矛盾自古就一直存在，但大多数时候，缅族统治的本部中央政府与少数民族割据的边缘高地还是在保持地缘平衡的基础上和睦相处的。何况就缅甸当时的国情而言，各族共同联合抗英的情分尚在；而且，作为一个传统农耕国家，大力发展经济才是符合各族利益的选择；同时，缅甸在政治上采用的又是联邦议会制政体，有这个民主缓冲阀在，矛盾在相当程度可以化解。从各方面看，缅甸都不一定需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内部争端。

　　但是，缅甸的民族矛盾却在短时间内彻底激化，不过十余年间便爆发内战，战乱不仅使国家长期分裂，甚至导致民选政府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人执政。这不管从缅甸自身的历史角度，还是以同时期独立的东南亚国家为参照来看，都是颇不寻常的。

　　缅甸为什么走到这一步？

　　首先得从地缘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古代缅甸的地缘平衡，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由于农耕文明将综合实力转化为战力的能力较低，相对落后的高地民族才能凭借地理条件的优势与其分庭抗礼。

　　但工业的力量，大幅削弱了地理条件的作用。同时，由于工业的巨大财富创造能力，以及其更适合在沿河沿海平原低地发展的属性，决定了一旦缅甸进入工业化，低地本部的发展速度和水平将会远远高于边缘板块。而更为关键的是，工业化国家将国力转换成军力的能力，要远高于传统农耕国家。

　　见识了英国人厉害的缅甸政治家，当然清楚工业的力量。对边缘少数民族而言，缅甸工业化的后果，就是自己的地缘优势被弱化，与本部经济实力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军力更是一差千里。所以，一旦缅甸进入工业化，少数民族与缅族之间的地缘平衡将被迅速打破，少数民族的自治地位、乃至民族本身，都有消亡的危险。

　　这对边缘势力来说是不能接受的。但工业化又已是世界潮流。在这种情况下，边缘势力为保存独立性，只有利用现代世界流行的民族自决原则，赶在缅甸工业化展开之前，争取少数民族的高度自治甚至独立。

　　缅族控制的中央政府当然不可能答应这种要求。而缅族沙文主义的泛滥又使双方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到60年代初，民选的吴努政府已无法遏制分离主义浪潮。在这种情况下，军人出身的吴奈温发动军事政变，解散民选政府、推翻联邦宪法，实行军人执政。

　　从缅族的角度出发，军政府或许是当时唯一的选择。因为边缘板块的分离运动已经失去控制。一旦分裂成为现实，缅甸不仅将丧失近半疆土，地缘结构上的完整性也会被破坏，本部安全也将失去保障。

　　而边缘少数民族势力也不惮一战，更不惮于将战事扩大延长。因为随着工业化的深入，边缘势力将彻底丧失抗衡本部的能力，既然如此，不如趁工业化尚未大规模展开便掀起战火。战争的进行，将严重消耗本部的实力，并使国家陷入动荡，如此一来，工业化便无法进行。

　　既然双方都有意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那么缅甸内战便已不可避免。

　　按照本部与边缘的实力对比来看，本部实力要远远强于对手，何况边缘势力并不是一个整体，而是根据民族的不同，分裂为数个不同的部分。即便考虑到边缘势力的地缘优势，但只要本部不惜血本，坚持到底，最先撑不住的也是边缘势力。

　　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因为上述的推断，只是完全建立在缅甸内部地缘政治格局上的。但事实上，缅甸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他不可避免的成为大国势力的逐鹿场。

　　缅甸西邻印度、北靠中国，是南亚与东亚两大板块的分割交汇之地，也是东亚板块中唯一的印度洋国家。

　　在古代，由于文明发展水平的限制，缅甸对于中印两大古国来说，都是过于遥远的存在。而当进入工业时代后，距离和交通的阻碍不复存在。缅甸与中印两大国的地缘关系被大幅拉近，这使得他不得不受中印两大国的影响。

　　而在中印两国中，中国对缅甸的影响要更加明显。这不仅是因为云贵高原与缅甸地缘关系更为紧密，且存在压制。而且对中国而言，缅甸还是通往印度洋的最佳通道，也是牵制印度，挽回在藏南地区对印地缘劣势的重要砝码。

　　借英国之势，缅甸在近代取得了对几乎所有中缅边境模糊地带的控制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对这片领土的归属问题，采取谈判手段加以磋商。这一方面是因为缅甸控制已成事实，并得到清朝和民国政府的承认，强行争取必起纷争，且不符合《国际法》；另一方面则是中国地缘和国际政治战略尚未成型，国力亦未恢复，尚需时间来权衡。

　　但随着中苏交恶和中印关系的恶化，中国政府的态度逐渐明朗。在中苏交恶的情况下，中国同时面临东西两大阵营的威胁，国家安全形势空前恶化。此时若在中缅领土问题上继续纠缠，甚至强求索回，不可避免的会受到缅甸的敌对。

　　由于此时中印关系亦已恶化，如果强行索土，会促使缅甸联印自保，如此一来西南地区亦会受到严重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选择妥协，放弃对已丧失领土的主张，并于在1960年，以《中缅边界条约》的形势加以确认。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中缅领土争端的解决对中国是有利的。毕竟所有领土在清朝、民国时期已经丢失，并都被当时政权以条约形势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过是作为中国现任政权再次背书而已。（很多人认为是国朝放弃了缅甸边境领土，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不管是在法理还是事实上，这些领土都于之前丧失，新中国最多只是未能收复而已。至于某些民国地图（包括台湾版）上将江心坡等地划入疆土内，不过只是单纯地图复疆而已，不能改变民国在割让条约上签字的事实）

　　而中国的收获，看上去则相对不错：领土争端以缅甸满意的方式解决，双边关系大为改善。如此中国不仅避免了印缅结盟、西南安全形势恶化的恶果；还可以在中印一旦开战的情况下，借道缅甸攻击印度，收回当时已经失去的藏南，并为保住此块飞地提供地缘上的支撑。

　　但事态的发展，显然出乎中国的意料，并丧失了中国解决中缅领土纠纷的本意。随着缅甸内战开打，中缅交界的缅北地区成为边缘势力武装割据的大本营。由于缅甸军政府无法在短期内消灭割据势力，所以中国与缅甸本部的地缘联系实际上已被切断。在这种情况下，缅甸中央政府对华友好与否，对中国来说都失去了意义，借道缅甸牵制印度的构想也成为泡影。

　　如果领土划界协议尚未签订，中国又国力强盛，以当时的国际环境，不排除中国政府会以收复疆土的名义亲自操刀上阵。不过《协议》墨迹未干，中国又刚经历三年饥荒，紧接着又与印度开战，此时的国力正处于最谷底，所以对此也只能望而兴叹。

　　不过中国并未彻底放弃。地缘上的联系，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历史上的渊源，以及缅甸内战长期持续的现状，使中国仍保持对缅甸的关注。尤其是缅北，对中国牵制印度更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中国也没办法直接插手。一则是协议已签，二则国力不济，至于其三，则是缅北各派系武装亦不欢迎中国进入。

　　对缅北武装不欢迎中国进入，或许很多人会有不解。但仔细分析却也是必然的。向来亲美的克钦邦自不必说，其他的掸邦、还是克钦还是佤邦，甚至是后来成立，当下吵的纷纷攘攘的果敢同盟军。这些独立武装面对缅甸中央政府，尚有能力割据自雄；一旦中国直接进入，如果中国重提领土旧事，欲“光复故土”，他们根本没有能力与中国对抗。而中国的政治体制，更不允许境内有武装割据存在——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没有哪个政治势力愿意接受这样的结果。

　　而中国也并无直接进入的打算。在经略缅北的规划中，中国有更好的选择——缅甸共产党。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国际共运最为鼎盛的时期。中国亦长期奉行输出革命的政策，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都受到中国大力支持。

　　借缅共之手，可以避免陷入缅甸各民族势力间的争端，进而更方便的整合整个缅北；而这种以意识形态为依托，打造出的政治势力也远比哪些民族军阀来的可靠。基于这种思路，中国自六十年代起加大了对缅共的支持力度，并清除了缅共中的亲苏势力，实现了对缅共的事实控制。

　　得到中国支持的缅共进入了高速发展期。随着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泛滥，官方和民间对国际共运的热情空前高涨；而在缅甸方面，缅共势力的壮大，加上国内部分华人受中国影响，亦产生文革倾向，引来军政府的清洗镇压，中缅关系破裂。而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增强了中国对缅共的支持。

　　在这种背景下，缅共势力达到了顶峰。借助于当时火热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缅共将缅北的诸多民族割据武装整合到了一起（连一向亲美的克钦族，都有许多势力被缅共吸收），成为缅甸军政府最大的敌人。鼎盛时期，缅共控制了萨尔温江以东，以及几乎整个中缅交界地带，面积达到十万平方公里，甚至做出了解放全缅的战略规划。

　　可是好景不长，随着文革的结束，中国改革开放，政治上开始战略收缩；同时，苏联在美苏争霸中败相渐露，国际共运走到了尽头。

　　在这种大背景下，缅共不可避免的由盛转衰：中国援助的断绝，使缅共财政陷入困境，进而开始发展毒品贸易，沦为人类公敌；意识形态体系的崩溃，更使缅共维系内部统一的思想纽带不复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缅共于1989年彻底分裂瓦解。

　　几十年的宿敌一朝覆没，缅甸统一似乎触手可及。

　　可惜，这只是军政府的一厢情愿。因为缅共的覆没，只是政治体系瓦解，而绝非武装势力的消失。在意识形态纽带断裂后，民族意识重新成为分裂后的原缅共各势力的精神纽带。改头换面后的各军阀，瓜分了缅共的地盘，继续武装割据的状态。

　　当然，分裂后的军阀，实力远不能与缅共相比。但这也不是军政府能剿除的了的。几十年的内战，极大消耗了缅甸本就不算强大实力，工业化也迟迟不能启动。在国力不济的情况下，吴奈温依然无力清除这些边缘势力。甚至其本身，也渐渐陷入统治危机。

　　缅甸军政府面临什么样的危机呢？我们在下一篇《军政府和昂山素季》中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