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我的“民主三论”

大参考

我的“民主三论”

　　前按：值国庆之日，我想说说自己之于民主的看法，这既是基于公民承担人民宪法理解的义务，又是基于自己对社会前途的看法，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不应该回避自己的宪法原则，所有的共产主义信仰者都应该为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应该让人民民主的光芒照耀于全人类。

一论：民主误读与进化论学说

——民主就象金钱，没有它，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有了它，也并非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西方社会到底是极乐世界还是极恶世界，不同阶层的人自有不同的解读,如果抛开简单物质评判标准的话，恐怕最为诱人和最具精神说服力的当属“民主”概念了，而争议最大的又恐怕是西方绝不松手的霸权主义。民主的内涵从来都没有人能制定出世界标准，每个角落的种群都必须按自己合适的需要量身定做，当它被作为普世价值推向世界的时候，最能打动人的推销广告就一句话：民主社会里，国王的权力没有法律的权力大。

　　然而，西方世界到底从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国王权力敌不过法律的呢？即便从议会制机构的原始起源算起也不到三百年的历史，而真正让西方人广泛拥有法律制衡能力的时间最多还不足二百年，在很长时间内，欧洲国王的受限与中国皇帝的受限并无本质区别，中国皇帝晚上由哪位女人陪睡也并非自己完全可以操控，内宫规矩同样制约着众多风流帝王的日常生活，个别皇帝因难忍生理煎熬不惜青楼探春。如果西方民主真如传说中在欧洲那样的根深蒂固，19世纪中叶以后到20世纪初为什么欧洲会诞生如此多的革命家和革命事件呢？难道民主天生就是让人革命的吗？

　　毫无疑问，1700年以后，欧洲的速度是超乎想象的快速，偏偏就是在这二三百年间的时期里，一种叫“民主”的东西也逐渐在那片大陆上兴盛，正如其经济发展速度一样。这到底是历史的巧合还是民主制度的必然结果？恐怕不能简单地作出结论，因为在这期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进程也在同步延续——欧洲帝国疯狂的世界性扩张与侵略。自1500年以后，欧洲就开始积累霸权主义带来的丰硕成果，因侵略战争触发的科技进步非常明显地取得了成效，正如《意大利百科全书》中写道：只有战争才能使人类的能力达到最高水平。500多年以后，西方国家仍然在传承这种强权刺激发展的合理逻辑，相信在未来很长时期内，欧美都不会放弃这种理论的实践机会，除非他们的强权被终结。

　　在民主、科学和强权这些基本的影响因素中，要找出国家富强的决定性因素非常不易，尤其是无法给出一个不可能的假设——欧洲不奉行侵略战争又是什么结果？如果欧洲不奉行侵略政策，那么近500年的世界历史将完全不可预料，倒推历史的假设思维注定没有结论，因为侵略已经发生。换一角度看，同样沿着欧美思想实行民主之路的其他不具有侵略能力的国家最终的成就又是什么呢？遍及世界搜寻，似乎找不到比较令人信服的活教材，最典型的失败者便是印度，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并没有因为实行民主政治而获得超越世界的发展速度，这个与中国极度相似国家的失败也许在昭示——民主并不能成为懦弱国家走向强盛的金钥匙，受压迫的民主往往会演变成老年女人的粉底。

　　我不得不试图寻找其它可能的答案，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就是一个重要启示，进化论学说本是纯粹的生物论学说，但因为在达尔文的学说中有“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这种理论无疑更适合于具有思维能力的人类世界，生物学说自然而然地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社会学问题。达尔文的学说虽然诞生于19世纪中叶，比欧洲诸强的侵略和民主概念的提出都远要落后，但并不表明欧洲人早前不具有强烈的竞争意识，达尔文也不过是在他的生命过程中敏锐地抓住了欧洲复兴的本质所在。在他以后的很长时间内，欧美并非完全相信生物进化的渐进过程，但有一点是深信不疑的——适者生存。现代战争史再一次表明，西方国家的生存理论完全就是赤裸裸地建立在让他人不适合生存的基础之上，任凭他们如何用民主来装点世界，掠夺的本性是实事无疑的。

　　自民主概念输入到中国的100多年以来，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由此引起的复杂争论，20世纪初的中国，喊出的口号是“民主救国”，结果民主的种子也并没有开出什么艳丽的花朵，更没有结出什么硕果，孙中山一手建立起来的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甚至没有留下任何民主的影子就败走台湾，救国的重担似乎并没有由高喊民主的那批先行者完成，以民生为重的共产党倒是在脚踏实地的奋斗过程中完成了中国大陆统一和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的伟业。历史的选择从来都没有假设，只相信现实，共产党和新中国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实现了相互选择，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共同进步和快速发展。然而，正如一个庞大的家族一样，无论它有多么完美的开始，一旦家大业大之后，磕磕碰碰便会随之而来。新中国的历史也并非象教科书中记载得那般美妙，新中国的现实也并非主流媒体中宣传得那般和谐与繁荣，思想的碰撞正在复制着上个世纪同样的旋律，不管你是否明白碰撞的起因来自何处，一种“民主立国”的呼声似乎正试图用力叩开所有时代主流的心门，他们的广告词仍然是：民主可以解决中国的一切现实问题和未来问题。到底是否真能如其所愿，并没有思想者去思考。

　　“民主立国”的思想到底是否具有适合于中国的逻辑合理性，恐怕不能简单地给出定论，过早地否定也大可不必，理性地做一些系统性论证也许更加可靠，尤其是要放开自由的思想，让各种形式的论证方法完全释放出来，以期获得具有正反两方面的综合观点，历史最后选择谁自有历史的决定。未来的世界，已经没有任何个人和任何力量可以长期扼住历史的自然进程。但是，在允许自由思想的同时，必须弄清楚两个概念：民主和西方民主。因为中国不同立场人士争论的焦点不是民主是否必要于中国，而是西方民主是否适合于中国。一部分人梦寐以求的是西方民主，而不是广泛意义上的民主大概念。中国人最后的争议落脚点必须回到走西方民主之路还是走中国式民主之路，或者说民主之路必须是唯一性的。

　　一种制度到底是否适合某个民族和某个国家，最合适作为检验标准的东西恐怕就是这个国家的历史，这是很多人都不愿意面对的说辞，因为无论是中国的左派还是右派，都希望一次性与中国历史做个彻底的了断，走一条全新的复兴之路，然而，他们在这个问题上都犯有幼稚病，一个有5000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永远都无法切断历史，就算有人能够将中国的所有显性历史全部毁灭，也无法将这个民族的文化之魂彻底切断，因为，组成这个民族的基本个体“人”是活着的，只要不从肉体上消灭中华民族，历史切割就是个幻想。设想一下某个人的父母，即使他们全部都是文盲，身上不带有任何知识性的文化符号，但他们仍然是中华文化的代表，在他们的朴素教育下，某个人始终还是会保持中国人的特有个性，丝毫也不会改变。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会出现问题，那就是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从西方民主传到中国到21世纪的今天，中国人民对民主的选择有一个最简单的结论：少数集团操控下的民主不适合中国，没有利益分化的大民主才是最单纯的民主，民主的文化土壤及国民选择性永远是不可回避的。中华民国的集团民主既没有保证人民权益，也没有保证遏制腐败，最终还是失去了权力基础。

　　就现实中国和未来百年中国的预期来看，说靠“民主立国”还为时尚早，民主之于中国，顶多还只能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而不会起到国家兴亡的决定性因素。目前的中国之所以出现如此强烈的民主呼声，一个重要原因是腐败的严峻，西方社会的腐败鲜有恰恰给了民主思考者很好的参照系，大部分人都相信这是民主制度的硕果。不能完全否定民主防腐的作用，但决不可夸大其词，西方腐败少有的国内原因是民主制度，而国际原因仍然是霸权主义。很多人不理解这一隐藏多年的本质原因，西方国家的贪婪者用强权的手法从世界各地掠夺财富，以满足利益集团不断膨胀的需求欲望，当霸权主义一旦停止脚步，西方国内所有的矛盾都将浮出水面。欧洲1500年以前的历史曾经比中国腐败得多，吸血者的残忍性也恐怖得多。当霸权主义失去权力的时候，他们的罪恶之手必然会伸向国内民众，此时的民主就是穷人身上布满窟窿的破裤子——遮羞，霸权主义是西方国家保证国内民主得以顺利实现的最强大武器，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培根曾说过：欧洲的繁荣必须建立在对世界的侵略基础之上。再考察据说是中国最为西化和最有知识的海归一族，我们不难发现，在他们身上除了软弱和所谓的亲西方式理性，还能看到什么呢？由这些人操弄起来的民主，顶多只能成为国内斗争的工具而已，期望它能保护中国最大多数人的权益恐怕不堪重任，因为这些人在面对列强的时候首先还要付出必要的民主代价，以期赢得欧美“先生”的认同感和政治力量的支持。如果这些人敢于喊出“用枪杆子捍卫国家利益”的口号，我愿意选择附和他们的民主呼声，他们敢不敢？

　　罗嗦了幼稚民主派的不是，并不表明我排斥民主的进程，相反，我始终希望能推动中国式民主向前发展，我坚持认为：“中国式民主”是可以存在的，也是可以创新的。“凡尔赛条约”不能保证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胜利方中国利益的实事告诉我们一个非常简单的结果：没有所谓国际性普世价值，任何民主都是有条件的。之后几十年的实事又反复证明了这一结论。达尔文学说中的竞争理论必须在中国决策者灵魂中扎根，不能保证中国在国际竞争中自身利益的完整性，势必无法保证国内民众不断增长的民生需求，甚至在中国的国土上都有可能遭受“新型殖民主义”的剥削，一个连民生都无力保障的国家，跟随美国搞所谓的西式民主，结果只有一个：压着盖子炒蚕豆——锅里爆。

　　强调以强权参与国际竞争并非代表中国也要象美欧一样称霸世界，只是试图让大家清楚地知道当美欧强国在碰到中国的权力时会不会高举“普世价值”的标准法则，其它落后国家碰到美欧的时候有没有享受到“普世价值”的阳光普照，美国总统如果只给了美国人的民主权力，却不给予世界其它国家的民主权力就清楚地表明民主并非是普适的，相反只能说明民主是有国家性和阶级性的，大国身边的朋友一定也是建立在实力保障之上，国家间本没有永远的朋友，小国从来都是大国的陪衬，民主不是决定朋友多寡的要件，利益诉求有交集才是真实原因所在。我强调中国要参与强权竞争的另一个旨意应当是民主的自卫原则问题，你有权力侵犯我，我当然有权力来约束你，这难道不是民主吗？毛泽东当年曾经讲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中国的强权是用于民主的自卫和自立，是用于保护中国的自身利益，中国的强权最终的目标是终结西方国家殖民世界的历史，只有消灭各种形式的新殖民主义，世界才会有真正的太平和真实的民主。升平世只可能存在专制加斗争，大同世才有普遍的民主。目前的世界就是西方集团对发展中国家的专制，发展中国家只有对欧美开展斗争一条路可走。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学说对于人类的积极贡献是让弱势者看清了被剥削的本质，对于人类的消极贡献是鼓励了强权者贪得无厌的殖民心态。

　　有德之人最多为谋求生存而受他人雇佣，无德之人以颠覆国家为目标以赢得国际赞誉，爱国之人则以寻找最佳的民族出路而不懈努力。如果有人以不轨的心态推广某种不适合中国的普适价值，其破坏性将远远超过其优越性。不管中国走什么样的民主之路，只希望它不要成为一系列灾难事件的罪魁祸首！民主只是国家进步的动力之一，决不是立国之本，如果连国家主义都尚难做到，就以世界主义自居而对中国人指手划脚，这些人幼稚得恐怕连100年前的辫子青年都不如，迟早都会沦为历史笑话，任由他去吧！

二论：天不赋人权

——人类最作贱自己的地方是不断强化约束自己不断追求的东西——自由。

　　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初，中国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冲破罗网主张自由的新文化运动，“自由权”变成精英们渴望推动实现的社会目标，几千年封建制度的羁绊压抑了中国人民的创造力，严重地威胁到作为“人”繁衍生息的自然生存权，推翻封建统治构建自由社会无疑是一种摆脱蒙昧主义的重要步骤，没有国民的社会自由权，便不会结束统治者的专制体系。

　　自由权本不是中国人的首创，理论上的解释多源于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著述，它被视为人权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最重要的社会权利。西方人认为自由权是自然权利，进而常被中国人简单理解为“天赋人权”。要念叨一个新名词很容易，要把“天赋人权”当作一个哲学范畴去思考也不难，若能打着“天赋人权”的旗帜去做革命的口号就更具吸引力了。然而，观察21世纪的中国，当今的国人在理解能力上并没有超越19世纪末的“道咸经世派”的水平，除了一天到晚吵着要空洞的自由以外，便看不到哪怕稍有一点思想性的诠释。

　　无论是用“自然权力”还是用“天赋人权”中的哪个概念，大家不能回避的一个问题是：权力真是自然而生或者由上天所赋吗？如果自然给了人类的天然人权，那上天给猪、牛、狗、马相应的权力吗？有没有天赋牛权、天赋猪权和天赋狗权一说？如果没有，天为什么知道要单独赋予人类的自由权和生存权呢？如果天也是公平地赋予了动物权，那人类又有什么权力剥夺猪权、狗权和牛权呢？人权若高于猪权，是否有逆自然和逆天之性质呢？斯宾沙诺和卢梭好象都没有论证过这些问题。

　　事实讲，中国人在精神上的确感觉不到足够的自由空间，沉重的压抑感让人产生渴望自由的想法是自然的，谁也没有必要否认。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自由”的号召力近年来如日中天，举得最高的人得奖也最高，有位姓茅的先生还得到美国的“弗里德曼奖”，被他视为人生的颠峰荣誉。追求自由的普遍性可以让任何理性的声音变得可以消声匿迹，在当今社会条件下，你若与自由唱反调，那与找唾沫淹死自己别无两样。

　　作为个人而言，也常处在非常矛盾的状态，从价值取向说，人的“自由观”毫无疑问占据思想的统治地位，但在很多情况下，每每又出现与“自由主义思想者”的重重矛盾与冲突。有精英说：“社会是由人构成的，人权是最大的权力，人权必须高于主权。”又有精英说：“自由的最简单理解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有人能确定地找到人权真是天赋给我的，并且是公平地赋予给人类大众的，我愿意相信“人权高于主权”的结论。但是，天可以赋予给我自由的人权，未必又能确保我在地球上能够实现，高尔基刚开始的时候，也把自由简单理解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后来，他在很长时间内也陷入到我一样的矛盾之中。

　　在母系氏族时期，同一氏族通过母系血统遗传并组合在一起，如果氏族之间再通婚便逐步形成部落的社会集团，这时候的部落成员会主动要求留在集团内部，一旦因某种原因被赶出部落，那他不是饿死就是被别的部落打死，这个时期，人是主动要求被管制的，并非以渴望自由为目标。只有到了奴隶社会，约束权大于自由权以后，人类才真实地感受到自由之于自身的可爱，自由权的社会性是显而易见的，并非什么天赋。

　　19世纪末的时候，沙皇俄国的伏尔加河流域，住着大量的雅库特人，他们几百年过着奴隶的生活，后来，沙皇让他们成了自由人，并分配了他们一定的土地，基本不再管理他们的自由生活，然而，每当到作物成熟的时候，为了度过漫长的寒冬，斗殴抢粮的情况便成为当地常态，弱者所过的生活反不如奴隶时期，自由权在社会上遇到礁石，于是他们又要求沙皇派地方官员管束他们。这就让人想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并不是自由，天可以平等地赋予自由权，但并没有平等地把人类制造成同一个标准模式，每一个躯体都有强弱之分，每一颗心灵都有美丑之异，哪来真实绝对的自由？自由不还是靠社会规范吗？

　　有人会怀疑这样类比的不合道理，因为保证自由权力还有国家的法律作伴。其实，并非本人忽视法律的存在，恰恰相反，我之所以提出“自由”的矛盾性正是出于“自由主义者”的两面性。当他们需要自由的时候，他们会宣扬自由的无限性，当他们需要法律保护时，他宣扬的又是自由的有限性。比如说资本家地产商，他们在宣扬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时，不厌其烦地宣扬自由主义的绝对性原则，然而，如果平民百姓宣传取消地产商并允许所有人可以自由建房时，他们便气急败坏地怒骂政府放任市场混乱，“自由法律”只保护自由的人，而不保护被剥削的人。再如个别“海归”宣扬：中国只认货币一种原则，就完全可以保障全民公平自由，如果社会只认货币，就绝不会出现认权力、认关系、认学历、认富贵、认强弱和认性别。果真是这样吗？社会只认单一的货币了，人人都可以拥有自由平等吗？亿万富翁与万元户能拥有相同的社会自由度吗？西门庆和武大郎可能拥有相同的自由权吗？付相同的货币，潘金莲在两人之间会作出相同权重的选择吗？如果不会，显然“单认货币”的理论绝不能解决社会内部的平等自由。

　　如果有人硬是要坚持“天赋人权”的观念，我最多只认同生命权的自然属性，也就是给你一条命，死活凭自己，正如所有的动物一般。自由权绝不是天赋，自由权必须划分到社会权力的范畴，是舍是弃，必须由大多数人的共识决定，其“自由性”体现在变更权。如果统治者不顺应多数人的共识，被统治者可以有投票换人的自由权，人类主动失去部分自由权的目的是让剩存的自由权得到有效保证，人类主动要求得到更大自由权是生存能力得到提高的自动过程。人类文明是什么？决非只有劳动工具、语言文字、文化知识等可记载的进步符号，人类对自身管理权限的进退才是最大的文明表征，猪不能管理自己，所以它只能有生命权，而没有自由权，若是有“天赋生物自由权”，则人类宣扬的所有自由全都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杀猪、杀牛都是逆天而行侵犯动物生存权的行为。

　　由于总有些人极端地强调人身自由权，并提高到“人权高于主权”的位置，所以，不得不要进一步与他们理论。站在理想主义立场说话，我倒是希望根本没有“主权”的概念存在，全人类组成大同世界该多好啊！要什么国家呢？没有了国家，哪有什么主权？更不存在谁高谁低的争论。然而，现在的问题是：谁愿意最先不要“国家”？美国吗？欧洲诸强吗？“人权高于主权的概念”是他们提出来的，那为什么他们还不率先放弃主权呢？英国人为什么要跑到万里之外的阿根廷打仗呢？人权那么高，美国大兵强奸日韩民女，为什么还不让日韩审判呢？世界老大的人权标准到哪里去了？美国人强调信仰自由，为什么却还要在伊拉克、阿富汗对那些戴着头巾的妇女进行野蛮性虐呢？为什么要嘲笑她们愚昧无知呢？人权又哪里去了？

　　有一次，一位网友为了维护日本人的尊严，居然在我的微博里写如下留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耻辱只是一个阶段，日本人打败中国，强奸中国妇女也只是短期的行为，即便中国没有主权，时间久了，也会正常的，日本不是也被美国管理得很好吗？不是比中国人还过得好吗？

　　不知道这位高人到底真是一个“伟人”还是一个日本人，反正本人是无法接受这种至少在千年以内还不可理解的看法，道理非常简单，直接去问问美国人、日本人：如果反过来由中国人到对方国家本干着同样烧杀奸掳的勾当，再去用“人权高于主权”来安慰他们，看看反应会如何？如果西方人都同意按相互对等的程序来处理人权与主权的关系，吾不排斥任何形式的理论探讨。

　　讲人权也好，谈自由也罢，都无须利用任何讨论的机会来为统治者涂脂抹粉，这里想要强调的是：自由权就好比气体分子，如果系统中装的是氧气，完全释放出来，不会产生任何负作用，对所有生物都是有益的，然而，如果系统中装的全是氯气，你若自由地释放出来，那它漂到哪儿，哪儿的生物都要绝种，包括人类。中国军队中曾有一位军官，据说是很有才华，经常有人引述他的一句名言：“古代欧洲什么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国歌颂自己的光明，结果却带来千年的黑暗。”这位将军传播的理念本意是释放自由，然而，他的言辞没有实事依据，无考证基础，经媒体传播后，很多人把他看得象“神”似的。实际上，顶多只会产生超越于自由概念之外的负面扩展效果。不知道他定义“黑暗”的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他文中所谓的“本能”指向所在？所谓本能，本就包含生理、情感、安全、尊严等基本需要。回看1945年以前500年的欧洲历史，何曾不是百姓苦难重生的500年？古代欧洲如果不禁人的本能，那为何诞生如此之多的“大革命事件”呢？莫非是欧洲人天生丑恶野蛮？发生在欧洲的战争从来都不比中华大地为少，何以见得中国有千年黑暗？将军如果借用“自由”的概念来寄托个人的某种伪民主形象，其害处是显而易见的，倘真想坦然地推动中国民主事业的发展，不妨勇敢直承自身体系内的黑暗，将军又不是一般的平民蚊子。

　　如果对比中欧1500年以前的历史，在人权的广泛性方面，两者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如果再对比1500年以后的历史，你又发现，这又是欧洲人的野蛮侵略史，同时也是其它各洲人民的血泪史，欧洲人难道是用“人权平等”的理念来看待自己几百年的侵略历史吗？有这样“天赋人权”的公平逻辑吗？即便从欧洲资本主义时代以后，也并非不是黑暗深重，英国“光荣革命”、法国“二月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决不是其国民无理取闹，不正是社会黑暗的历史反映吗？如果再把时间扩展到中欧双方的整个文明史，你会发现：繁荣的规律是相同的，黑暗的原因也是相似的。

　　中国人大可不必把对现实的不满发泄到十八代之前的祖宗身上，也不必把今天的西方盛世看成永恒不变的旋律。如果有一种大同思想，不妨努力去推动全人类的相互理解和融合；如果坚持“国家主体优先”的原则不变，最理性的办法仍然是：对外捍卫主权，对内争取人权，自由本非天赐，不必等待天降！

　　在人类普遍追求自由的大共识之下，必须看到：美妙的人权规则也许是公平的、普遍的，然而，“西门庆与武大郎”的群体差别也是永恒的，西门庆可以自由地享受性福权，武大郎就要忍受权利被剥夺的痛苦；自由的平等条款可能是诱人的，但自由的个人感觉一定是不同的。人类越往前发展，独裁空间会越来越小，自由空间会越来越大，其伸缩性取决于国民自身的作用力，自由的多寡取决于能动性的大小，天什么也不会赐给你！

三论：民主与吃肉

——人若不吃肉，生活没品质，天天吃大肉，身体会得病。社会没民主，缺少现代文明。天天闹民主，国家就会大乱。

　　以前，中国人平时是很少吃肉的，过年过节的时候才可以连续吃那么一阵子，城里人可能稍好一点，但一周能吃上一顿肉的家庭也屈指可数，于是，“吃肉”便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某种奢望。经过几十年的产业调整和社会变革，吃肉已经不再是奢望，稍微条件好一点的家庭，常常有人会因吃肉过多导致某些富贵病，可见，肉虽然好吃且有营养，但吃多了、吃滥了，也未必是好事。

　　今天的中国，算不上什么大富大贵之国，但却有大富大贵之人，算不上文化发达之国，却也不乏咬文嚼字之辈，勤劳实干者甚多，好逸恶劳者不少，为国献策者甚众，批评挑刺者也不少。当整个社会出现一个劳务活不多、思想活不少的群体以后，社会的杂音便就多了起来，自称以“思想进步”为目标的这类人开始逐渐调高人们对于自身权力和精神消费的渴望。民主这玩意儿自诞生以来就成了各个国家思想先行者最热衷的推销产品，对于一个落后国家来说，这绝对是一种奢侈品，渴望的人多，尝到的人少。

　　吃肉的人，有喜欢吃牛肉的，有喜欢吃羊肉的，也有喜欢吃猪肉的，还有喜欢吃狗肉的，具体到各类人吃什么肉，一方面是信仰决定偏好，一方面是体质决定所需，还有就是要考虑价格成本的问题。你让体质特弱的吃狗肉，有可能会导致气血上涌，你让穷人天天买牛肉，他们会掏不起钱，选择吃什么肉也得要分情况而定。

　　民主这个东西也有那么点味道，美国有美国的民主，欧洲有欧洲的民主，非洲有非洲的民主，单按传统西方的民主定义去套用，估计找不到有哪两个国家会是完全一致的，还是咱中国人聪明，发明了一个新词叫“特色”，制度有特色，民主也有特色，中国叫人民民主，而西方通常不会加“人民”两个字，他们不懂得“人民”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群体，不包括哪些群体，如果全部都包括，就没有必要加那两个字。非洲很多国家也通常称自己为民主国家，然而，这些国家的“民主”全都要挂在枪杆子下面，今天甲集团登台唱戏，乙集团看戏，乙集团若不满，便带领兄弟们扛起枪杆子轰掉台上的人，自己上去取而代之，非洲政变的频率就如同中国开会一样高频率，非洲人信奉的选票自填写一刻起就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浪费纸张而已。这便成就了民主的各种特色。

　　怎么办呢？民主这玩意儿不能不要啊！我过去曾经说过一句话：民主解决不了中国所有问题，但如果没有民主，中国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不了。有朋友把我的这句话视为“名言”，实有些受宠若惊，原不过是本人对民主的某种想念罢了。吃肉能增强体能，但吃多了，又会得高血压、冠心病、脂肪肝等重大疾病。民主也一样，没有民主，人会被憋死，滥用民主，只怕这个世界又会乱套。从某种意义上讲，民主只算是一副药，它是用来治病的，没有它，病治不好，社会象人一样，不可能不生病，生病了，就得要有合适的治疗药物，民主就是治疗这社会疾病的最佳良药。民主不象粮食，粮食得天天吃，不吃就饿死了，药就不能天天吃，天天吃就会中毒而亡。

　　单从民主的原始意义理解来讲，倒没有什么范围可言，既不必套用西方定义，也不必套用其它定义，民主的范围本是无限的，如果不讲究社会秩序的话，民主就是原始性的动物自主。只有在人类考虑到社会秩序规范的时候，民主才会被统治阶级定出一个框架。之所以世界各国对民主标准的认识不同，原因就在各个国家的统治者如何设定这个“框架”，有的国家给出的框架比较大，有的国家给的框架比较小，再独裁的国家都会有一个象征性的框架。社会秩序较好、国民素质较高的国家，框架多半比较大。社会秩序较差、国民素质较低的国家往往框架比较小。当然，这也不是绝对规律，有些国家虽然很落后，但给出的框架还是很庞大的。印度是一个典型的“叫花子玩绣球”的国家，虽然花样甚多，但总免不了无人接球的窘境，归根结底还是框架的结构有问题。

　　就我看来，框架的大小绝不仅仅与国民素质和社会秩序相关，很大程度上与统治阶层的驾驭能力有关，框架小，提在手里就象遛鸟，简单方便，任凭你怎么跳动，都让你有伸不直腰的感觉。框架一旦很大，那就会象一个大系统内的热分子一样，无序运动会相当强烈，系统熵总是呈增大趋势，要控制能量不无限放大则是个技术活，搞得不好，能量无法释放引起爆炸，就会把框架给炸散了。

　　如果再向前走一小步，大胆谈一点中国民主的话题，不妨也谈谈框架的问题（笼子问题），中国大多数人在渴望民主的大方向上没有太大争议，争议最大的地方恐怕就是那个“框架”怎么设定的问题？由谁来定这个框架？定多大的框架？

　　理想地讲，框架由广大的人民来定比较合理，然而，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民主的概念自其诞生之日起就不是完全掌控在全民手里，因为全民是模糊的，是不统一的，所谓的代表或议员也只能代表某些特定的群体，不可能真的能代表全部，最后都会形成一个统一的规律——谁占据统治地位谁定框架。资产阶级居统治地位，框架就由资产阶级制造，无产阶级居统治地位，框架就由无产阶级制造，不过，无论由谁制造，框架之中必定含有被统治阶级的特征元素，否则的话，框架就不会被广泛接受，造反有理会不绝于耳。过去，中国无产阶级是领导阶级，现在不这么提了，说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按现在的提法，工人阶级就是领导阶级了，然而，中国的民主框架能不能由工人阶级来制造呢？估计是很难的，工人阶级生存权都自己决定不了，哪能决定其它阶级的民主权呢？工人阶级包括谁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工人阶级早已经沦为边缘阶层，他们哪能制造框架啊？工人阶级担当不了大任，农民阶级就更办不到。这个“框架”到底由谁来做呢？完成这个伟大任务的成员是否由官员、商人、知识分子和明星构成？

　　如果说上述四类精英能够做出一个象样的框架出来倒也不错，虽然与社会主体框架有所错乱，但有总比没有好，大不了把工农阶级也都变成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话，精英的框架也许就比较合体了。然而，设想毕竟是设想，精英的一番好意未必能让工农阶级领情，如果工农阶级最后发现民主的框架架在身上很痛苦，他们一定会拆掉框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如何让工农阶级成为民主主体一定要成为所有关心中国民主建设各方的重要思考课题，这不是对其它各阶级的不认同，这是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也是中国最大的国情，脱离最大的国情嫁接欧美民主，永远结不出甜甜的桔子，酸涩到牙根的桔子终究要被扔掉，没人愿意吃。尊重工农阶级的权力才是中国最大的民主诉求，其它都是补充内容。

　　吃肉会经常先闻到香味，再尝到可口的滋味，最后才是享受到能量补给的充足。民主这东西也必须有这么个过程。中国的民主进程必须经过“闻香——尝味——享受”的三步骤，一步跨入享受的阶段就会乐极生悲，自不可取。

　　民主的闻香过程要求中国必须跨出民主政治的步伐，让民主文化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一个国家，如果大家都不敢谈民主，一谈民主就害怕麻烦上身绝不是正常现象。民主是什么？民主就是让人活在这个世界不用因说话担惊受怕，不会因得罪官员而提心吊胆，更不会因涉入政治而家破人亡。能让人释放人类本性的生活环境也许才是真正的民主环境，过度压抑的社会恐怕难言有民主香味。

　　民主的尝味过程也许算是民主建设的体验过程，这个过程必须有XP。XP不是民主的全部，但是，没有XP的民主肯定是有缺陷的民主。民主权力怎么体现？难道不靠XP吗？没有XP，公器如何能做到“公”字当先？如果没有XP，公权力如何能尊重公民？如果没有XP，腐败官员谁能奈何于他？拿着XP的人都会有倾向性，且并不都是代表公正，但是，如果没有XP，一个人连表达自己的一点倾向性权力都没有，那他又什么能力来捍卫自己的生命与尊严呢？XP必须成为民主的一个“标志性符号”，没有这个标志，说一千道一万都不是民主。整体上讲，民主又未必只有XP，民主的大范围应当包含社会活动的全部，XP只是其中的一个最重要的阶段性要素而已，更多更具体的民主程序体现在各个活动当中，有些民主程序，味道不是象XP一样很明显，多数都隐藏在XP主味的影响之下，XP影响其它环节，其它环节也可以反过来影响XP。

　　吃肉有吃腻的时候，民主生活也可能有厌烦的时候，肉吃腻了，不妨换换口味，民主搞烦了，不妨重新规范一下程序，减少一些细节，只要你掌握了民主的要领和本质，多一点实务、少一点烦琐也就慢慢成熟了，爱护民主也要象爱护自己的身体一样。

　　民主的享受过程实际上是民主的结果实阶段。运动员吃上大块牛肉，消化吸收以后，注定可以在场上活力四射。有了民主，最好的领导才能站在各个合适的位置之上；有了民主，腐败的官员才不会恬不知耻地占着位置；有了民主，哪块地、哪块海、哪块天空的去向就可以由多数人说了算；有了民主，签字画押、扔钱送礼的事儿就不会那么随心所欲；有了民主，车轮下的冤魂也肯定能找到告状的衙门；有了民主，高喊“老百姓吃饱撑着”的官儿一定会自己下岗回家撑着；有了民主，农民也绝不会在面对强拆时以自己的生命作为抗争的工具，可以把悲伤的结局留给违法者．．．．．．不管民主的进程多么艰难，只要中国能够走出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的步伐，迟早都会走出一条小路，最后会露出一条宽阔的康庄大道。

　　民主的过程有点象吃肉，但民主不是吃肉，肉可以不吃，民主不可以没有，没有民主，你会被强权逼着餐餐吃臭肉，当然更多的是被强行剥夺吃肉的权力，有了民主，你想吃就吃，不想吃就换口味。

　　与很多精英的观点不大相同的是，作为身在底层的我，既看到了中国曾经狂热的大民主和险些失控的民主，也经历了倍感压抑的特殊民主，如今又仿佛看到了中国行进在小道上的民主，乐观地想象一下，有生之年也许还能体验到“中国式人民民主”的美好未来！期待是一种幸福！

　　结束语：中国的药箱里不能没有“民主”这一剂，中国的未来进程需要民主来保证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