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逸明：法院公开道歉能带来法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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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徽省高级法院日前在《亳州晚报》上刊登一则公告，为“亳州兴邦公司集资诈骗案”中原判有罪的邱超等19人恢复名誉，并向他们赔礼道歉，支付赔偿金。此举可谓首开中国法院公开道歉的先河，得到了民间和外界的一致好评。

　　众所周知，在中国，非法集资是一种罪名，被写进了《刑法》，然而，仔细推敲不难明白，这个罪名其实非常荒唐。自古至今，从道德上讲，民间的借贷行为都是被允许的。在古代，还允许私人开银号，很多银号都开得非常大，有连锁店，而且信誉高。如今，金融被官方垄断，存款利率极低，而贷款利息却很高，致使银行成为最赚钱的行业之一。

　　两年前，湖南民营企业家曾成杰被以非法集资罪判处死刑，使得舆论大哗，各界人士都对曾成杰的遭遇表示惋惜，对他的家人表示同情。在非法集资的问题上，公众的眼睛明显是雪亮的，他们深谙，曾成杰是一位讲诚信的企业家，遭到打击，完全是因为官方要维护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

　　有人可能会认为，中国是国有银行和商业银行并存，其实，诸如民生银行、光大银行等等商业银行，都有太子党的影子，所以，在中国，要想在银行业取得发展，没有后台是不可能的。不过，最近两年，当局开始从法律上允许民间开办金融机构，很多融资公司应运而生。可以预计，在这种情况下，被判非法集资的案例会越来越少。

　　据澎湃新闻报道，根据安徽高院9月8日的公告，该院2012年7月以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罪，判处邱超等19人有期徒刑。后经重审，检察机关决定对邱超等19人免予起诉，终止追究刑事责任，并已依据《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向邱超等19位赔偿请求人支付了人身自由赔偿金和精神损害抚慰金，但没有公布补偿的具体金额。

　　可以肯定的是，在以往，被判非法集资罪的案例都是冤案。很多被判者，其实都是诚信度比较高的商人，否则，他们也不可能有向公众吸收资金的魅力，公众一般也不会傻到把钱借给一个明显不值得信任的人。只是，很多集资的商人因为生意亏损，结果无钱还债，借款者于是就以对方非法集资为由报案。这显示出中国社会道德的败坏，很多人为了赚钱投机取巧，然后又背信弃义。

　　商人无法偿还债务，官方可以介入，但是，应该以调解为主，除非是商人故意赖账，对这种人，也没有必要以涉嫌非法集资的罪名拘捕和判刑，而是应该强行冻结其资产，情节恶劣的可以以涉嫌诈骗进行处理。当然，在允许民间开办私人银行的情况下，商人的融资渠道实际上可以很多，自己有条件的话，也可以开办金融公司，如果还有人向公众吸收大金额存款，并无法偿还，那倒是可以定其非法集资罪，不过，量刑也不应该太重。

　　安徽省高院，能够知错就改，将上述集资案改判，并公开向涉案人道歉，这是值得肯定的做法。然而，冤案是如何酿成的？不可否认，冤案和错案有时候是无法避免的，即使是办案严谨的宋提刑的父亲，最终也冤死了一位农妇。然而，在当代中国，很多冤假错案却是人为酿成，明知道这个人无罪，好大喜功的执法人员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非要给他定罪。

　　安徽省高院的做法的确非常好，但是，这只是个案，而不是普遍现象，如果每个地方的法院都能像这样，相信办案会公正很多，但是，在司法不独立的当下，法院的本质不会改变，很多法官依然会因为红包，因为人情关系而让法制的天平倾斜，继续无所顾忌地制造冤假错案。

　　对被冤枉的涉案人进行赔偿理所当然，然而，只要是制造了冤假错案，就让国家赔偿显然不符合民意的要求。倘若是无心之失，让国家赔偿倒无可厚非，倘若是明显不该酿成的冤假错案，就应该让当事的司法人员赔偿，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有所警惕，时事自省，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风险意识，只能导致更多的冤假错案出现。

　　郝劲松律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常被错误羁押多年，他们遭受的不仅是财产损失和自由侵害，还有精神压力和名誉损害。他说：“安徽高院只是一次道歉，全国冤假错案的受害者那么多，有谁向他们道歉呢？很多人就走上不归的上访路，为追求一个清白而常年奔波在家乡和北京的路上。”张科科律师认为，各级法院受地方党政领导的行政干扰太多，无法独立审案件，这是中国大量冤假错案频发的一个根源。

　　中国冤假错案明显跟司法体制有关。只要不能将官员的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不能让司法机关实现独立办案，不设立严厉的追责机制，那么再多的法院道歉也无法彻底改变中国的法制现状，今天放了被冤的张三，明天遵纪守法的李四、王五照样会被扣上违法犯罪的大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