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皮：宏观经济学立足之地何在

大参考

　　现代大学里经济学被分为“微观”和“宏观”两大块。前者通常指和“价格理论”相关的内容，而后者多指与“货币理论”相关的问题。但各个大师对这种分类的解读也不尽一致。

　　华人当中经济学领域最有名的当属张五常老先生。张五常认为他从弗里德曼之处学到的建立在供求曲线之上的那套价格理论比较严谨合理，而认为宏观经济学和正确的微观经济学严重脱节，一无是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宏观部分“溃不成军” 自从听过弗里德曼讲授宏观部分之后，便弃之如履不再研习，自创用微观的价格理论解释宏观问题的独径，并自称屡试不爽。

　　自凯恩斯开山以来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的确不怎么样，的确可以说是溃不成军，但溃败的理由并不是张五常所说的和价格理论脱节，那只是一个方面而已。

　　作为一门学术，经济学历来的最大缺陷是基本概念含混不清，并且有意无意地隐藏理论前提。其实，被张五常用以替代宏观理论的价格理论，本身同样也是错得离谱的，那就更不用说将之作为宏观理论的基础了。

　　微观理论之错，第一是基本概念，也就是什么是“价格”；第二就是价格理论隐藏了其展开的制度前提，即要明确注意，价格理论是建立在市场交易之前提之上的，而市场制度是建立在私有制度之上的。

　　而宏观理论之败笔，当然和同价格理论脱节有关，但另外，第一也是自身的基本概念不清，如“收入”、“储蓄”等；第二则是隐藏了其展开的制度前提，也就是宏观经济学研究的问题是针对什么所有制而言的，对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私有化的社会来说，有什么必要从宏观的角度去关心各自为政的“国民”？“失业”？和“通胀通缩”？

　　在关注经济学理论的展开（制度）前提的方面，马克思其实站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点。马克思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所有制基础是私有制，这种经济形态必将走向崩溃。也可以看出为何马克思会把共产主义制度作为宏观的目标。现实的共产主义实践的挫败则丝毫无损于马克思这种分析范式的科学性。

　　《西方经济学的终结》（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沿袭了马克思始终关注经济学理论展开的所有制前提这一正确做法，最终给出了“宏观经济就是政治”的论点。当然，由此来看，张五常放弃传统的凯恩斯式的宏观经济学而只谈微观的价格理论，也算是一个“不谈国是”的态度，不过在用建立在私有制度框架之下的价格理论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张五常实际上已经认定了中国必将放弃公有制而走上私有化道路。

　　关于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价格”，《西方经济学的终结》已经给出了严格的定义，即“两种商品交易时的交易数量比”。凡非建立在这个价格概念之上的传统的价格理论，皆为谬误。此地不再赘述。

　　此帖重点谈宏观理论的基本概念“收入”和“储蓄”。

　　首先谈定义和概念，什么是“收入”。

　　收入，是一个动词，动作是需要主体来完成的，要有主语，也就是存在一个“谁”的收入的问题。在货币经济的前提之下，“收入”可以说成是“流入到某个私有领域中的货币流”。用《西方经济学的终结》的术语来说，就是“域”和“流”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明确“域”的界限。在私有制下，“国民”是一个伪概念，因为它是把所有的私有者个人强加在一起考虑问题的，而事实上，没有人关心流入到他人私有领域里的货币的多少，而只会关心自己私有领域的货币流入的多少。

　　“入”是有方向性的，是自“域外”向“域内”的流动，而不是相反，相反的流动叫“支出”而不是收入。也就是说，“收入”其实是一个“矢量”概念，有大小还有方向。而矢量是不能简单地用数量相加的，加和也没有意义。因此，私有制的国度里，“国民收入”本身就是一个不可成立的概念。

　　而正是对收入概念的模糊不清，和忽略收入储蓄这些变量的矢量性质，才使得以收入储蓄这些基本概念为基础的宏观经济学失去了理论上的立足之地。

　　现实当中的中国，一般平民已经感到了这种矢量相加的错误，但经济学家们对此似乎没有任何感觉。在经济学家公布中国人的收入储蓄持续提高的时候，民众则抱怨“被高收入”“被高储蓄”“被富裕”了。

　　举个例子来说。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每一个家庭成员从家庭之外获得的货币，可以加和起来作为这个“家庭”的收入来看待，因为不论是父母还是子女，不论老大还是老二老三，都是这个家庭的成员，在家庭这个“领域”当中，是“家庭公有制”，每一个成员的收入都是大家庭共有的。

　　但若这个家庭推行私有化，分家了，父母子女各自独立，老大收入的归老大，老二收入的归老二，各自财政独立了，则就不存在这个原来的大家庭的“家庭收入”问题了。因为过去老大种田打回的粮食是大家的、老二老三外出务工或经商的收入也是大家的，老二回家吃饭不需要用在外经商所赚去和老大交换，老大种田所需农具也无需从老二处购买。但是现在不同了，老二回家吃饭可能要从老大那里购卖粮食了，老二也不会把农具免费给老大使用了。这样一来，如果把老大卖给老二老三的那一部分粮食的收入也算是收入的一部分，同样，把老三卖给老大的农具的收入也算进来，总的“家庭收入”就比分家之前大出很多了。

　　对于有点儿物理学思维的人来说，我们可以把每一个私有者看作是一个独立的容器，每两个容器之间，都安装着可以让水流进或流出的单向阀。对于由N个这种独立容器由单向阀连接起来的容器网络来说，每一个独立容器从其N-1个流入阀流入的水量总和就是它的“收入”，而从其N-1个流出阀流出的水量则是其“支出”，而收支相抵剩在容器之内的水量就是统计时段内的“储蓄”。此时，把每一个独立容器的收入加和起来当作这个容器网的“总收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没有来自容器网之外的任何水流补充进来。

　　所以，谈论国民收入，一定是把“国”作为一个所有者整体来看待的，是货币流从国外向国内的流动才叫做这个国的收入。这其实就是一国的出口所得。一个国之内有N个进出口商，相互之间在国内也可以交易，但由此国内交易的收入就不能构成国的收入。这种收入概念就和传统的“国民收入”概念大相径庭了。

　　从上举例来看，收入的多少其实对于收入者来说已经并不那么重要了，而重要的是收入者自己的“储蓄”。然而进一步，由于价格是交易比例，是个相对概念，所以，储蓄的绝对量也并不是一个重要的概念了，还要看流入再流出最后剩下的储蓄能够再支出几回，也就是“储蓄/支出”的概念才有实际意义。更进一步，由于消费倾向的不断变化，如果有人说其储蓄不够购买一套别墅，另一个人说他的储蓄购买好几袋大米和好几筐萝卜，谁的经济状况更好？同样无法比较，所以，这又涉及到一个“必要支出”的概念了，也就是恩格尔指数当中提到的用于购买口粮等生活必须品的支出“刚支”了。也就是说，每个人真正要考虑的是自己的“储蓄/刚支”了。

　　中国人的储蓄收入比基本上是世界前茅，中国人用于吃粮方面的支出的比例也在逐渐降低，这个才是真正判断中国经济好坏的重要指标。

　　“储蓄/刚支”指标完美合适吗？仍然有问题。考虑刚支也就是考虑了刚需的价格问题，而价格是交易比例，每种商品在市场上的物格地位是平等的，比例是相互的，所以价格是没有高低好坏之分的。关注粮价和通胀，只是从购买者一方立场看问题，而不是从买卖平等的双方角度看问题。如果农产品价格低廉（交易时“货币/农品”值降低），市民高兴，但是农民不高兴，不能单方面以市民或者农民的好恶来评价，否则法国农民也不会把西红柿倒在市政厅门前，也不会把拖拉机开到公路上堵塞交通了。所以，从私有者个人着眼的价格问题，并不是宏观经济学要考虑的问题，显然也不能以建立在私有制前提之上的价格理论来宏观地看待问题。张五常独辟蹊径以价格理论洋洋自得宏论宏观经济，是因为他不懂什么叫做“价格”。

　　对于一个农民来说，他的储蓄量可能不如一个市民，但是他有刚需而无刚支，没有用于购买粮食的支出或者只需用很少的货币收入去购买不同品种的粮食。比如，一位种水稻的农民通过出售多余大米的收入扣除生产生活成本支出结余1.1万元，可能需要购买0.1万元小麦面粉来调剂一家人的饮食结构。也就是说他的“储蓄”是1万元，而“储蓄/刚支”就是1/0.1=10。而一位市民收支相抵后的剩余2.5万，用于吃饭再支出0.5万，他的“储蓄/刚支”就是（2.5-0.5）/0.5=4，我们能够依据10＞4来判断农民的日子远比市民要好吗？显然不能。

　　现在讲货币。

　　上面的“容器网络”模型解释了什么叫做收入、支出和储蓄。但是或许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个模型的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总体上是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提到其中的“水”是从哪里来的。

　　对于一个封闭的系统来说，只有内部而没有外部，没有自外向内的所谓“收入”，当然也没有了“支出”的概念，尤其是用来考量收支的“流体”不具有在系统内部“内生”的前提之下。所以，谈论“国民收入”，只可能是针对来自国外的收入，而不可能是谈论一国之内的货币流动。

　　在私有制社会使用天然金银作为货币的时候，货币是有“本位”的，也不存在货币发行量这个问题，金银的产量是物理性限定的，不是如纸币这样想印多少就印多少，只有纸币才存在货币量这个伪问题，如果纸币失去金本位，则货币量问题就更加虚无，完全就是一件随心所欲的事情，所谓的各种“锚”，都是自欺欺人的、虚假的、挂在那里让人膜拜的货币拜物教的神像。

　　纸币和金银的另一个重要区别在于，纸币有一个发行权问题，而金银没有。金银是谁淘得和开采的，就归谁所有，自己决定将之与什么人按照什么比例（价格）进行交易，这里没有央行，也不存在央行的货币政策。

　　纸币和央行是孪生的，没有央行对纸币发行的垄断，人人都自制纸币，则货币经济体制就不可能形成并稳定下来。所以，货币经济从根子上就是一个垄断经济，是通过央行对货币发行的绝对垄断而存在的，并不是经济学所说的什么自由经济。没有央行的金银天然货币下的经济才是自由经济。

　　而央行来垄断纸币发行，就带来了货币量这个无中生有的问题。如果收入、支出和储蓄等等这些变量是用纸币的张数或者计价单位来计量的，那么，发行的纸币越多，这些数值就会增大，发行得少了，则这些数据就会减小。由于作为货币拜物教的私有者个人都在追求自身这些数值的增大，如果没有央行，就变成了为增加收入和储蓄而多发货币的无聊游戏，而为了掩盖这种无聊，金融学家和银行家以及经济学家们，就创造出了一个神理论，这就是“货币当局是外生于经济体”的，于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当中硬生生造一个“外部”出来，有了外，自然也就有了由外向内的流动，也就是所谓的经济体的“收入”。

　　关于货币发行，这里有一个大家都装聋作哑的问题，那就是作为经济体的外部的货币当局，它垄断发行的货币是根据什么决定发行量的问题的，又是如何进入到经济体当中的。也就是发行的货币（不管依据什么发行多少）该给经济体当中的哪个私有者，或者说，渴望得到货币的经济体内的私有者，厂商或者居民，该如何从货币当局得到只有它哪里才有的货币。

　　关于货币量的问题，大家还可以考虑造币厂人员的工资如何发放的问题。如果你是造币厂的员工，去年你造了一万亿的货币，你的工资收入是一万元；今年生产部长说要印两万亿了，你会要求多少的工资呢？至少是两万吧？你造出的货币多了一倍，流入到你生活在其中的经济体内，会导致经济体内的物价上涨，如果你还是拿一万元的工资收入，你的生活质量必定下降。可能有人会说，增加的只是增量，并不是进入到经济体内的货币总量也增加了一倍，所以，不会导致物价翻倍。但我不太清楚造币厂的员工是否也实行据张五常所说的可以避免失业的计件工资，如果是计件工资，今年造币量翻了一倍，是不是今年也应该工资翻番？如果不是，请回答：为何在造币厂工作不能实行计件工资呢？

　　如果加倍进入经济体的货币带来的是加倍的产品，那么，制造产品的居民的工资收入是否也应该加倍上涨? 产品是否等幅度涨价从而导致支出的等幅度增长，虽然储蓄也会等幅度增长，但是面对等幅度增长的支出，“储蓄/刚支”并不会有什么改变。而如果加倍的货币发行不能带来加倍的产品生产，那么这种货币发行的边际效应递减现象该如何克服？为何还要继续发行货币？

　　关于货币发行的方式，一个拙劣的欺骗性说法是“借贷”，也就是说货币是通过借贷进入到经济体当中的。现实是，居民个人是不可能从央行借到货币的，只有作为厂商的银行才能够从央行借到货币，然后银行再放贷给居民。也就是说，货币当局造出的货币只是面向经济体当中的厂商的，也就是说，原本在经济学理论上市场上的平等的交易双方——居民和厂商，在央行那里并不是平等的，居民没有从央行借钱的权利，而厂商却有这个权利。

　　厂商有什么资格和权利可以从央行获得货币？既然是借贷，当然就应该有一个还本付息的能力和承诺，但是没有货币发行权的厂商不仅不可能付息，连还本都是不可能的，因为货币以“储蓄”形态在经济体内（厂商或者居民手中的）沉淀是不可避免的，储蓄存在的合法性取决于收入的合法性，除非以非法收入的名义加以剥夺。如果厂商部门归还了哪怕是一分钱的利息，则厂商一定是私造货币，是犯法的。

　　所以，对货币制造和发行具有绝对垄断权力的央行，是心知肚明厂商不可能还本付息的，所谓“借贷”发行，实际上是说给愚蠢的居民听的说辞，发行货币，就是给厂商送钱，而且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白送。

　　为何要这样？厂商借而不还的权利是从何而来的？这些从经济学、金融学、银行学的教科书当中你是得不到解读的。

　　迄今为止，那些经济学的泰斗们大师们，有几个知道“价格”为何物？又有几个知道“国民收入”并非是把各个国民的个人“收入”加和起来？很多时候，大师和泰斗们是在谈论其实他自己都不清楚是什么的术语，或者一词各表吵得不亦乐乎。

　　张五常说宏观经济学溃不成军，说对了，但他有所不知的是自己固守并自我感觉玩得游刃有余的微观经济学其实也是一盘散沙，同样溃不成军。

　　任何结论，都是天然隐藏在对基本概念的定义之中的，所以，任何一套理论，都必须有一套完整的、内部逻辑一致的元概念体系才能真正成立。经济学恰恰是缺乏这样一套基本概念体系的学科，离科学性相去太远，不溃败才是奇怪的。科学的东西，成立就是成立，不成立就是不成立，不可能出现流派之分和主流非主流之分，经济学的显学地位，则只是某种政治宣传的胜利，也只有政治，才会随着政治势力的涨落而带来其理论的主流非主流地位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