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殿成：“安倍谈话”究竟有何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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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14日，关于战后70周年的“安倍谈话”新鲜出炉。而早在该“谈话”出炉之前，安倍就曾反复强调“安倍谈话”要有自己的“特色”。从此次谈话中可以看出，”谈话“虽然包括了日本历届内阁谈话的四大核心措辞，但都采取间接表述的方式，反省和侵略也没有与与侵略和殖民统治直接挂钩，且宣称“不能让子孙继续背负谢罪使命”。

　　“安倍谈话”反映的是日本政府对历史认识的问题，它影响着未来的日本将以何种眼光来看待世界，并将决定日本的对外政策。由于在冷战格局下日本民主化改造的不彻底，日本社会思潮逐渐右转，和平、反战运动逐渐衰落。日本政界、舆论界和社会思想意识中，右派势力逐渐居主导地位。左派政党和左派人士在日本社会的政治影响力日趋下降，牵制右倾化的社会力量日趋减少。

　　尤其是安倍再次执掌政权以来，日本政治右倾化愈演愈烈。修改教科书，否认侵略历史，谋求政治大国;鼓吹中国威胁论，为扩军备战寻找借口;谋求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行使“集体自卫权”，向海外派兵，向“军事大国”的道路挺进。安倍的右倾言行，虽然招来了周边国家的强烈谴责，但也迎合了日本右倾化的环境。所有这些原因使日本不但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越来越很少顾及周边国家的感情，而且有恃无恐，在对外关系中变得越来越强硬，这与德国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两个曾经几乎犯下同样罪行的国家，数十年后对待历史的方式截然不同。纪念二战历史，最为经典的画面就是1970年12月7日，德国总理勃兰特访问波兰并在华沙犹太区，在全世界的注视下，为1942年被希特勒残杀的50万犹太人下跪志哀。德国勇敢面对历史和真诚的道歉，不仅赢得了宽容与尊重，也使战后欧洲建立起与东亚截然不同的信任关系，德国也成为欧盟的主要领导力量，并且深受世界尊重。然而，安倍在侵略历史上的遮遮掩掩和对战争的暧昧表述，无法让二战中的受害国看到日本对历史有何诚意的追思，也无法甩掉“历史包袱”。正因如此，安倍的历史观每年都要遭到邻国的批评，国际信誉一而再，再而三地受到质疑。

　　时至今日，日本的历史观已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心结”。亚洲邻国半个多世纪始终对日本成为“军事大国”心存警惕，也正是缘于对日本历史观的担忧。令人遗憾的是，安倍作为日本首相，本应继续贯彻体现政府观点的“村山谈话”与“河野谈话”的精神，但他嘴上一边说继承，一边又抛出“侵略概念未定论”的荒唐主张。不仅如此，安倍还试图不断通过多种手段尝试解除日本身上的“紧箍咒”，包括试图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三原则”、强推新安保法案、解禁集体自卫权、实现自卫队海外派军常态化、避谈甚至是挑战“无核三原则”等。这样一个固执的坚持错误历史观并不断进行扩军备战的日本，不得不让邻国感到担忧和保持高度的警惕。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安倍谈话”继承了“村山谈话”中的四大核心措辞，但可惜的是，“安倍谈话”无论是措辞方式，抑或是内容，远未能达到中韩等邻国的“期待值”，也未能让绝大多数被日本侵略过亚洲邻国人民的满意。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尚未能够彻底还清历史债，而且这也必将成为下一代日本人的沉重负担。如果安倍真心想让下一代日本人能够“轻装前行”，就应该用最明确的方式，为日本的侵略给邻国带来的深重灾难而谢罪。对此，日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日本只有以史为鉴，正确对待和直面历史问题，真诚向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谢罪，才能实现历史的和解，才能避免重蹈历史的覆辙。但是，“安倍谈话”难以让人们看到这样的愿景。如果非要说“安倍谈话”有什么“特色”，或许用“诚意不足，倒退有余”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然而，无论安倍如何巧舌如簧的遮蔽不光彩历史都终将是枉费心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