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锡良：“寻找共识”应成为全民最大共识

大参考

　　我们这个国家，地是够大的，人也够多的，一人一头，一人一嘴，要找点绝对统一的东西出来实在困难，对待任何命题，都是一种“撕”的态度，人撕人，群体撕群体，地域撕地域，说一句很流行的流氓话就是：全民撕逼。人撕我，我也撕人，撕多了，便会裂口子，口子大了，便会决堤，堤决了，总会有很多人遭灾。

　　爱撕，是因为没共识，没共识就得找原因，十好几亿人，天天喊着复兴这复兴那，找不到共识，也就只能复兴内战，其它啥也别奢望，不想打内战，大家就得冷静下来想想，看能不能找些共识，我看是可以的。

　　其一，爱国必须是全民共识。有些国人，喝了几口洋墨水，读了几年洋学校，一回到国内，便满口的世界大同，你让他爱点国，他便说不要国家的人都是大成者，什么爱因斯坦，什么杨振宁，什么满世界的犹太老板。照我想，这几口洋墨水是白喝了，这不要国的成功者又有几个？占世界人口的几分之几？他们是不想爱国还是碰到特殊时代？

　　中国人就少拿犹太人说事了，笔者多次说过，犹太人光有几个钱不算什么，大凡有点出息的民族，总是有个稳定的国，犹太人呢？几千年下来，只能满世界流浪，偶尔的立个国，存不了多久便又消亡，今天的以色列国大概也不会例外，早晚而已，背着钱袋流浪还是流浪，没啥好炫耀的。没有国家，你就是条狗，流哪儿算哪儿，主人要你就养着，不要你便扔了。

　　象茅于轼这样的老同志至今还在向中国年轻人宣传所谓的无国界思想，至今仍在丑化自己的国家精神，可他自己偏偏要呆中国，让他仰慕得五体投地的西方世界，他偏偏不去。有人会说：爱不一定要拥有。是，可以不拥有。但为何偏偏要拥有你不爱的？犯贱么？若不是犯贱，是因家？是因国？抑或是兼而有之？

　　现时代，谁也别假装世界大同重要，美国若真追求世界大同，没问题，把世界人都变成美国人，由你美国领导，你让世界人民享受一样的制度和生活水准，行否？若不行，那又是为什么？

　　在宗法社会，我们总是认为皇帝是家国同构地位，一般人民居于国家的构成要素地位。现在，科技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时代的国家，对于每个人而言，都要有家国同构的思维，既要有家庭的权益，又要有国家的权益，国家既是管理者的，更是全体人民的，爱国爱家爱人是三位一体的共生共享关系，一踏进社会，一走向世界，国家应该就是你的依托，你必须得爱她，爱她就是爱自己，爱她就是爱自己的人生。

　　与爱相对的就是恨，有些人恨国家，原因很复杂，恨着恨着，就希望这个国家消失，还恨不得让这个国家不同情他的人也消失最好。然而，不管你因何而恨，恨的过程总不会产生爱的结果，恨自己的国家也不会得到外来国家的真爱，顶多只能获得激发你升级仇恨的催化剂。

　　消除仇恨的最好办法是改变国家，改变让你不幸福的缺点，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改变方式，爱这个国家，就能找到与你有同样有改变思维的大集体，爱国，所有人都应该思考改变国家，只有改变，国家才能满足多数人的期望与要求，才能更值得深爱。

　　爱国，此时必须是狭义的，就是属于全体国民的国家主体存在，与个人、团队、集团、组织等毫无关系。

　　其二，国家安全稳定必须是全民共识。我们知道，稳定总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人类历史也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永远稳定的，如何让国家控制在一个有利于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相对稳定状态就变得十分必要，如果绝大多数人反对剧变，就不应破坏既有的稳定，反之，不稳定就会自动自发。

　　一般情况下，国家的稳定取决于自己的人民，当政权行为符合人民利益的时候，任何颠覆政权的行为都不应该得到支持，任何试图暗中组织的颜色革命都应该被消灭于无形，只有当多数人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证时，用短期的可控不稳态改变秩序才变得有相对合理性，因为，多数人会寄望变革后的利益重组。

　　在某些情况下，人民对稳定是不可控的，比如说日本横扫中国的时候，汪精卫是幻想日本人能协助把中国建得更好，然而，日本畜生不干，偏偏要在中国烧、杀、奸、虏，偏偏把中国的资源疯狂往日本运，偏偏要把中国人的土地变成日本人的庄园，偏偏要派飞机轰炸中国的城市，偏偏要到处搞大屠杀。

　　你被打败了，你被殖民了，能有稳定？没有，要说有，就是稳定地让你做奴隶。

　　鉴于接近14亿人的现实国情，咱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中国人再次做亡国奴，不做亡国奴，一方面要靠政府的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依靠人民的觉悟，国家的灭亡，不仅仅源于外敌的强大，还源于内奸的配合，中国历来人多，为何却多次被灭？内奸起了强力作用。于今而言，虽有近14亿基数，但若是携洋自重者占主导地位，以现代科技手段，抹掉14亿人又不是个困难的事。时刻将汉奸挂像是非常必要的，甚至对大汉奸进行阶段性清算也是必要的，他们始终是埋在人民身边的地雷。

　　其三，民主与法治必须成为全民共识。这个观点我提了多次，还专门就此问题提醒过民间左翼群体。可是效果并不理想，仇恨民主与法治的人仍不少。因为看到法治不张，有些人就对法律丧失信心，因为看到农村民主乱象，就说民主就他娘骗人的，更有甚者，一提民主，他们就把动乱小国作为抵制民主的挡箭牌，说民主就等同于动乱和内耗，乌七八糟的思想层出不穷。

　　咱们看事物还是要全面地看，大家如果都认为民主不好，那为什么总发牢骚讲官员不民主呢？民主那么不好，为何总是骂“两会代表”不代表自己呢？民主那么不堪，世界人民反民主为何没有成为一种潮流？我看没那么不好，还是没认真地去弄它，十几亿人的大国，真要诚心动脑筋去弄它，没有弄不好的，有些人心不诚，有些人心不净，有些人心不甘，有些人就是心不通。

　　法治这个方向就更不用说了，几千年来，法这个东西都是一种保障，过去，主要是为了保障皇亲国戚，不保障贫苦百姓，如今，法律应该成为人民的保护伞，秦始皇都不抵制法律，几千年后的子孙还犯糊涂？大不应该。

　　民主和法制这两个东西就是相辅相成的，没有民主，法还不知道是谁的法，当然，也就不知道是谁服务，有了民主，多数人受益的法才能形成，与之对应，人民立的法又可以反过来保护民主，不至于异化成一种暴力民主和虚假民主。

　　其四，大统一观念必须成为全民共识。茅于轼老头总是给中国人灌输享受比统一重要，一时说钓鱼岛顶个啥用，既不长庄稼，又不能住人，为它送命不值，一时又说国家统不统一有什么关系，小地方自治还弄得更好，说到底，他就是希望中国裂成八大块。茅老头总说美国人珍惜生命，但近几十年，美国一直都在为了利益满世界让士兵送命。

　　我比这个老头年轻，但比他思想“老化”，我还是希望维持大一统的中国观，哪一块地盘都扔不得，扔一块，人家就望着下一块，再扔一块，人家还不会满足，还会逼着你扔得更快。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中国地盘的变化都是因为自己随便扔引起的动荡，一动荡，常常是一溃千里，谁也控制不住，逃跑主义就成了爱好，偏安不成就只得等着被奴役。

　　到了21世纪，谁要是愿意放弃地盘，那就等于放弃生命，大国都拼着命地往南北极去抢地盘，都忙着往天上去抢地盘，为了啥？资源——活命的依靠。你把东海、南海、黄海扔了，人家不高兴就不让你过路，且不说海下的资源，人家给你画个圈，你总只在圈内跳，能活得开心吗？你要是把大陆一块一块地扔，人肯定会一群一群地消失。

　　简单讲，忽悠放弃大一统思想就是分裂思想，就是灭国思想。

　　其五，路线选择必须成为全民共识。这个路线选择就是姓社与姓资的问题，过去不允许争论，现在要争论了，不但要争论，还要下定论，不能含糊了。邓总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点两极分化属正常，江总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讲竞争，也允许两极分化在一定时期内合理存在，胡总讲治大国若亨小鲜，解决两极分化要慢慢来，不能急于求成。如今，不但没看到缩小两极分化的可能，似乎还在进一步拉大极差，何时是个头？再这么下去，人民会怀疑社会主义的真假。退一万步讲，真不想姓社，有点想姓资，补补课，那也得说出口，算是个明白交待。坚定姓社了，就得玩真的，按宪法上写的去做。

　　有很多人总是说共同富裕是个幻想目标，永远也不可能实现。我不太认可这个说法，所谓共富，又不是简单的均平富，更不是指大富大贵，是指生活水准能够实现极大比例的同步性，而非快慢相差万里。即便有两极分化，至少也要保证多数人生活水平有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持平或稍高的进步。

　　重庆曾经提到过共同富裕，做过相当多的探索努力，也取得了很显著效果，虽然从经济发展绝对指标看，那几年在全国不算很快，但是，重庆多数市民的评价极高，各方面变化极大，社会和谐指数领先国内，市民安居乐业，官员积极进取，社会稳定祥和，这就是奔向共同富裕的一种方向，这说明共富不等同于暴富，共富不但包含物质共富，还包含精神共同富，重庆经验是值得推广的经验，个别环节虽已中断，但其探索之路应该被推广。

　　其六，面向未来必须成为全民共识。纠缠在历史堆里，中国没办法向前走，必须集体面向未来，要面向向未，就必须扔掉历史包袱，中国又有哪些包袱要扔呢？

　　最大的包袱是有关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评价包袱和纪念包袱。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时代地位有争议很正常，官方有结论，分歧很大的是谁更伟大。有些人故意把对毛邓的态度演变为敌我斗争的火药桶，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它已经在中国引起了无数轮次的轩然大波，并且还在继续掀起民族撕裂的伤口，是该对新中国做个全面总结的时候了。

　　利用“毛邓评价”制造事端的背后推手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力量：一是外国势力，试图籍此分化国人思想，制造民族裂痕；二是国内的左右精英，分别站在自己的立场攻击对方，事实总是被拒绝于立场之外；三是国内的政治狂热派，他们要分化国民，只有把国民的对立情绪推动到一个非常尖锐的程度，他们的革命理想才有可以推动的基础，没有极端者，就没有革命的先锋，而利用毛邓之矛盾制造思想极端者较为容易。

　　官方说毛和邓都是公认的伟人，可见诸党章法律，既有此基础，就没有必要再举行高调的官方纪念活动，对毛邓的官方纪念应该就此打止，不必追求所谓的“十年大纪念”，让纪念活动回归民间。伟人应该是人民认定的伟人，官方认定也就那么回事，人民愿意怎么纪念就会开展什么样的纪念活动，人民不愿意纪念他们，那说明人民已经改变了认识，靠官方强制纪念意义也并不大。

　　我建议：官方退出一切已故各级领导人的纪念活动，不拔专项经费搞纪念活动，民间纪念活动形式不限。

　　第二个大包袱是政治口号的包袱——改革开放。五年前，我曾经专文讨论过这个概念，并建议“改革开放”这个提法慎用少用，直接用“建设美好社会主义”代替更好。现在，有很多人把毛泽东时代说得一片黑，把改革开放以后说得完美无缺，即借此扬邓贬毛，两边人马动不动就在嘴巴上打得一塌糊涂。

　　这个口号，既造成历史分割的包袱感，又造成对西方关系的包袱感，你不提这个口号，西方就要质疑中国甚至反对中国，其实上，西方逼迫中国喊这个口号的用意是继续全面否定毛泽东，并无它意。有人认为，西方是为了中国好，怕中国不改革开放就重新返贫。有这么多白求恩吗？没有。改革和开放这两个东西，全世界都玩，就别人不喊罢了，咱们也别当口头禅喊了，该干嘛干嘛就是。

　　重新以“国家繁荣强大”的共同目标引领新时代，改革和开放都是方法，不必作为政治口号，把新中国割裂成几段，毫无整体性，既不利现实需要，更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该校正了。

　　第三个大包袱是高增长包袱。毫无疑问，高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负担，好象不高增长，中国就要崩盘似的，结果让房地产业变成了命根子产业，捏得全国人民痛痛的，把共产党压缩成了近似地产党，不搞地产就陷入危机。

　　地产困局、环境困局、毒食品困局、暴力困局等皆源于欲望膨胀过快，致富要快速暴富，当官要坐火箭往上冲，刚结婚就想搞套别墅，刚生孩子就考虑要上哪所大学，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黄赌毒不在乎，只要快速能致富，学者造假成教授，教授造假出成果，出了成果快升官。整个社会，人人欲望都被“高速”撑着，如此下去，总有一天要撑破的。

　　别人都说谁能把中国带往复兴之路就是大伟人，我倒不这么认为，如果谁能让血管膨胀的中国人冷静下来又不至社会倒退就是真伟人，先让人正常的活着，然后才是复兴，人都成动物了，复兴动物世界有意义吗？

　　如果没有共识，中国最多只剩二十年平静期。

　　如果斗争各方都不愿意寻找共识，相互革命必将成为唯一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