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马冰河：“九一八”后到底是谁下达了不抵抗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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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二大队借口南满铁路遭中国军队破坏悍然出手，日军乘月黑风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东北军驻地沈阳北大营发起突然袭击。

　　驻守北大营的东北军一部猝不及防，被日军打死打伤３００余人，而蓄谋已久的日军仅仅伤亡２４人。这弹雨横飞的惊悚夜晚，被史家称作“九一八事变”，也叫“奉天事变”。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日益激化，而日军对觊觎已久的东三省之蚕食也变得愈发肆无忌惮起来。

　　人数远远占优的东北军面对狂敌毫无作为，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九一八”后东北三省迅速沦陷，6年后的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宛平城卢沟桥故伎重施，再次制造磨擦，有预谋的挑起战端，从此开启了持续八年之久的全面侵华战争。　　

　　“九一八”当晚，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七旅只进行了轻微的抵抗便撤到郊区东山嘴子一带修整待命，参与进攻的日军两个守备大队只付出极小的代价便顺利攻占北大营，进而几乎兵不血刃就轻易的占领了整个沈阳城。之后，辽宁、吉林、黑龙江接踵沦陷敌手。

　　文献资料记载，彼时东北军总兵力接近三十万人，而且器械精良，训练有素，且官兵大都有实战经验。“九一八”前后，仅驻扎在东北各地的东北军各部队就有１６．５万余人，驻在山海关内的也有近１０万人，而日本关东军仅有不足20000人，东北军不仅人数远超日军，而且装备也不输日军，假若指挥有方，英勇还击，鹿死谁手，亦未可知。然而，面对以小博大的凶悍日军，东北军却交出了一份令国人难堪以致汗颜的战绩单。

　　日军进攻沈阳时，东北军驻沈部队除一小部分基层官兵自发奋起反击外，其大部几乎不放一枪，不战而退撤到锦州，随后整军遵上司命令退入关内。经此一战，本有些忐忑的日军指挥官信心爆棚，骄狂日盛，变得吸髓知味、无所顾忌，东三省在战火硝烟中迅速沦陷。之后，中日两国矛盾已不可调和，双方剑拔弩张，针尖麦芒，一场更为残酷、更为持久的全面战争已悄然拉开序幕。

　　因“九一八”当夜的糟糕表现，名闻遐迩的东北军风流少帅张学良饱受国人指责，被赠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流落关内的东北军30万将士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纷纷要求打回关外，收复河山，重回家园。然而，一纸“不得抵抗”的命令让东北军将士的热血变冷，也让国人齿冷心寒，广袤肥沃的东三省成为日本禁脔这一事实变得难以更张，数十万东北子弟兵的不堪表现也让国人的心情由失望变得绝望。那么，在风雨如晦的“九一八”之夜，究竟发生了什么？

　　长期以来，坊间一直流传着“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是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逃跑将军”张学良是代蒋受过之说。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的回忆影响力很大，他的叙述为以上说法提供了毋庸置疑的佐证。据郭说：“九一八”爆发当夜，张学良身在北平，他闻讯后一夜十几次致电南京请示蒋介石如何应对，而蒋也十几次轻描淡写的答复他不许抵抗，而且还让他命令麾下部队将军械库锁起来，然后将库中武器一律点交给日军。东北军执行的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这几乎成了历史定论。然而，时隔84年，关于此事的一些疑点渐渐浮出水面，那么，要求东北军“不抵抗”命令到底是谁下达的呢？

　　有学者说，直至今日，始终无法找到有关蒋介石在“九一八”惊魂夜后命令张学良不许抵抗的只言片语，更遑论找到任何由蒋亲自签发给张的电报、手谕了。那么，“不抵抗”的命令只是空穴来风吗？抑或是下达者另有其人？

　　9月18日，蒋介石到底在哪里？有学者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理出了略显纷乱的头绪，结果显示出“不抵抗”命令的签发者似乎与蒋无关。

　　文献记载，9月18日这天上午，蒋介石一行匆匆登上一艘名叫永绥号的军舰溯江而上，准备前往南昌行营亲自督剿活动于闽赣两省的红军。

　　就在这天夜晚，“九一八事变”突然爆发，19日凌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收到张学良的告急以及请示电报时，蒋介石正在赴南昌途中的永绥号军舰上，依当时的通讯手段，蒋对这惊天突变应该是一无所知的。直到19日白天，永绥号抵达九江湖口码头时，蒋介石才得到消息。客观地说，蒋得知这一突发消息是在第二天，他不可能在第一时间就做出反应，当夜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严令的。

　　彼时的中国，只是形式上的统一，一些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表面上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领导，装作唯蒋马首是瞻的样子，其实均各怀鬼胎，各有打算。东北系张学良、桂系李宗仁、滇系龙云、山西阎锡山、山东韩复榘、西北马步芳、马鸿逵等均是如此，他们自成体系，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可用阳奉阴违来形容。即便与蒋介石关系比较亲近的张学良，对中央政府的命令也并非绝对服从。张学良与蒋介石的关系也绝非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东北军也并不是绝对服从蒋介石的指挥，国民政府的号令也并不是总能在全国畅行无阻，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况且张氏父子与日本人打交道已不是一两天了，对日本人的狼子野心可谓心知肚明。张氏父子虽然与对方一直虚与委蛇，貌合神离，但二人深知中日两国实力的差距之大。自张作霖柳条湖遇难后，张学良虽然刚当上东北军统帅不久，但他心里明白，倘若此时东北军不惜老本，全力抵抗日军的话，虽也能取得局部小胜，但之后的结局肯定不妙，关东军要的就是借口，随后必会重兵压境，吞噬东北。而且与骄横的关东军鏖战不休，自己父子两代在东三省苦心经营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血本拼光不说，自己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都将不保。因此，张学良似乎已暗暗打定主意：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这种推论是有事实依据的，即便张学良自己，也从未遮遮掩掩或推卸责任，而是大大方方地承认：“九一八”后东北军未经像样抵抗就撤进关内，是在执行自己下达的“不得抵抗”命令。最新资料披露，张学良在1990年夏天曾经两次接受日本记者公开采访，在谈及“九一八”前后自己的心路历程时，他坦承:“日本军队当时这么做出乎了我的意料之外，我判断日本军队悍然发起军事行动是在公然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事后证明，我对“九一八”事变的性质判断错误”。日本记者随后问张是不是代蒋受过时，张学良口气坚定地答道：“我不能把‘九一八’后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更不能全推给蒋先生，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态，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日本NHK电视台纪录片内容）。

　　据说事后蒋介石对张的绥靖行为十分不满，他恼羞成怒，斥责张是“纨绔子弟，难堪大用”，但随后发生的一切表明，他对张的“不抵抗”政策亦无可奈何，抑或另有苦衷。

　　蒋介石年轻时曾在日本东京振武学堂学过军事，他对中日之间的各项实力差距之大是深有体会的。蒋介石在自己早年所作的一首诗中也表达了这种失望之意：“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万事休”。实力不济，总不能靠血气之勇去拼命吧。彼时，中日之间的国家实力差距之大是显而易见的，日本的咄咄逼人之态也让蒋深感不安，但“力不如人”，一旦撕破脸大动干戈，结局就在那明摆着。因此，蒋介石权衡利弊、思虑再三，显然默许并容忍了了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

　　文献资料显示，早在“九一八”之前，张学良早已向蒋介石报告驻东北日军的异常调动，蒋介石告诫张“不要与他冲突”，要“戒急用忍”，否则局面难以收拾。作为一国首脑，蒋介石对日军的动机岂能看不明白？事实上他对日军急于求战的动机洞若观火，对“九一八”前后的种种事态以及日军的险恶用心看得十分清楚，但苦于内忧外患频仍，国家实力不堪，人民贫弱蒙昧，因此他有心无力，只能隐忍。

　　蒋介石在1939年9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倭寇果乘粤逆叛变（指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发起的“福建事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但作为一国之统帅，如何率领全国军民奋起抵御外辱，他却深感困惑。他在日记中以颇为矛盾的惆怅笔调写道：“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辱，其如力不足何”！从字里行间可看出来，此时的蒋介石内心翻江倒海，愤懑不平，但国家长期积贫积弱，又饱受内战之苦，拿啥去和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厮拼？因此他颇有“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无力感。这或许是他“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在作祟，或许也是一种韬晦之计，总之，他并没有苛责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而是默认了这一事实，然后将这枚苦果强自吞咽了下去。因此，有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不做有效抵抗就撤到关内，虽然是奉张学良之命，但其内因是错综复杂的，也不能全怪张学良一人，身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松花江上，悲怆的歌声久久难以停息，东三省广袤肥沃的黑土地上，早已被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东三省的上空，波谲云诡，暗流汹涌，预示着一场更为剧烈的暴风雪即将席卷全国，而这一切，似乎在1931年9月18日那个不平静的惊悚夜晚就已被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