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仰：重新反思“中体西用”

大参考

　　中国自鸦片战争被西方打败后，如何应对西方挑战成为一个长期存在的严肃问题。李鸿章指出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认识不可谓不深刻。我多次提出，当今中国“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这个结论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各界逐渐形成的共识。中国需要改变，无需争论。所有争论其实都集中在如何改变。“中体西用”正是在这一形势下首先提出的总体构想之一。

　　西方发动的鸦片战争严重缺乏道义，但中国只能接受战败的结局。为此，从道义出发，洋务运动提出“中体西用”合情合理，因为中国不可能不要道义，只要强权。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体西用”遭到严重质疑，甚至被抛弃。人们认为，“西用”难以单独实现，必须像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那样学习西方的制度，才可能使“西用”有完整的社会环境。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实行了西方化的宪政，但是，面对北洋政府的制度儿戏和军阀混战，部分社会精英又认为仅仅改变制度还不行，还要改造中国的文化和国民性，这便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简言之，鸦片战争之后，洋务运动时期认为“器物不如人”，提出“中体西用”；戊戌百日时期认为“制度不如人”，提出变法维新；五四运动时期认为“文化不如人”，提出新文化运动。面对西方的挑战，如何改造中国，明显地逐步升级。

　　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升级背后的根本原因是西方文明发动战争的逐步升级。新文化运动时期正值人类历史上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民族救亡，为了应对随时可能再次爆发的残酷战争，新文化运动开出文化改造、国民性改造的猛药也是时代的必然。因为世界大战使全世界看到西方文明难以摆脱的战争基因，中国似乎不能没有这种基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风行一时，就是面对西方战争基因的必然选择。然而，后来爆发的日本侵华战争，中国人民投身艰苦卓绝的抗战，使得中国有识之士对于自己、对于西方都产生了新的看法。

　　八年抗战中，“血肉长城”意味着中国的器物依然不如人，中国的制度依然同西方不一样。中国之所以能赢得鸦片战争以来最重要的战争胜利，关键之一在于中国的文化。屈原、岳飞等历史人物在抗日战争期间获得有史以来最为崇高的民族英雄的地位，大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激情；无数普通中国人不管是否受过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都自觉迸发出“不做亡国奴”的呼声，义无反顾地以各种方式投身抗日；中国共产党开办的抗日军政大学的校歌，第一句歌词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句歌词没有诉诸西方器物、制度和文化，而是高扬中国传统。正是在中国文化元素的号召下，无数优秀青年奔赴延安，奔赴抗日战场。中国社会各阶层在中国文化的感召下，结成了最为广泛的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胜利，一定程度上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然而，抗大校歌在弘扬传统文化的同时，也唱出“向着新社会前进”的歌词。传统与现代，再次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关系。

　　今天世界上依然有战争，但全世界已日益清醒地认识到，“落后就要挨打”即便是事实，也不再是真理。如果“落后就要挨打”成为人类永恒的真理，这个世界将是一个令人厌恶的世界。因此，西方国家今天在发动战争时，即便多么虚伪，也不得不给自己披上道义的虎皮。于是，中国文化注重道义、绝不主动侵略，只将战争作为防卫手段的传统成为世界舆论的主流。如果世界实现“中体西用”，就有可能带来广泛的世界和平。这个目标是西方几百年来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对于西方动辄诉诸战争的反思，对于人类和平这一目标的渴求，使得“中体西用”成为全世界呼之欲出的普遍原则。

　　中国器物不如人，今天一定程度上仍然存在。制度不如人，当年得出这个结论，一方面是因为应对现代战争需要现代社会动员能力和战争后勤保障，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文明创造、毁灭财富的能力大大超过农业文明，而中国需要摆脱贫穷。人们为此而求诸制度的改变，甚而求诸文化的改变。如今，针对中国的战争可能性已大为降低，中国在没有完全接受西方制度、文化的前提下，创造财富的能力大大提高。因此，当西方动辄以战争为手段做法遭到普遍谴责，中国注重道义的传统自然就再次受到重视，“中体西用”正在成为未来世界的方向。作为中国人，我们有理由为此而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