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兴：中央特科曾处死过哪些叛徒？

大参考

　　上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在台湾出版了回忆录《我和共产党战斗的回忆》。他在这本书中说，中共中央特科的锄叛活动，“其选择的地点和时间，都经过周密的计算和布置，使人难于提防，这种情况引起其余的工作人员的不安，每个人的神经非常紧张，那些曾从共产党中转变过来，或是曾经参加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破坏行动的人，更人人自危，整日不敢出门，因为谁也料不到，何时会成了红队的下一目标，大家在紧张恐怖中过生活，自顾尚不暇，当然完全丧失了向敌人还击的能力。”从国民党特务首领的这些话，可见周恩来在白区领导的锄叛活动之威力。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机关迁至上海。为了在白色恐怖的严酷环境中保卫党中央的安全，中央特科应运而生。

　　当时对中共中央安全威胁最大的，就是出自党内的叛徒。早年罗亦农、彭湃、陈延年、赵世炎、陈乔年等一大批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上海被捕牺牲，几乎都是由于叛徒的出卖。因此，中央特科必须承担清除叛徒的重任。从中央特科多年的实战来看，他们能用刀就决不用枪，就是不得已而动枪时，也是速战速决，决不殃及无辜。

　　惩处出卖罗亦农的叛徒何家兴、贺芝华

　　1928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杀害。中央特科内线很快查明，这是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贺芝华是朱德的前妻）出卖所致。这对夫妇从德国、苏联学习回来后经常出入灯红酒绿场合，组织发给的每月几十元生活费自然无法满足奢华需求。贺芝华便利用接待之机偷记下上百名领导人住址，随后到租界巡捕房表示愿以5万美元和出国护照出售此名单，并先说出罗亦农的地址，待捕捉验证确实后再做下一步交易。

　　何家兴夫妇对敌做叛卖交易，对中共中央形成巨大威胁。各负责人在紧急搬家的同时，中央特科行动队的人员便以办喜事放鞭炮作掩护，冲进这对叛徒住所，先是逼迫叛徒交出了那份写有众多共产党员地址的名单，随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中枪负重伤。

　　叛徒何家兴的死，使反动当局受到了震动。女叛徒贺芝华在伤愈之后，偷偷离开了上海，从此隐姓埋名。

　　山东锄奸——出卖邓恩铭的叛徒王复元倒于中央特科人员枪下

　　1929年1月中共一大代表、山东省委书记邓恩铭在暂住地——省委宣传部机关被捕。事后查明，出卖邓恩铭并致使其遇害的是一个名叫王复元的人。

　　王复元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部长。1927年4月27日，王复元出席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五大。会后，中央让他带回拨给山东党组织的活动经费1000元，而王竟将这笔巨款据为己有，并谎称巨款在途中被窃。随后，王复元利用职务之便，多次贪污公款。

　　1928年4月，他以去上海与党组织联系工作为由，从直属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印刷部的集成石印局拿走2000元，而当时石印局承担印刷山东党内刊物《红星》、党的文件与宣传材料的任务，最终因经济困难，石印局被迫停业。

　　王复元贪污党费的事，很快被时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的邓恩铭发现，邓对他进行了十分严厉的批评，并依据1926年8月中央扩大会议通过的《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将王复元开除出党。

　　王复元被开除党籍后，对邓恩铭怀恨在心，于1928年上半年投靠国民党，出卖了邓恩铭致其被捕。

　　邓恩铭等人被捕，致使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及各地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整个山东大地。面对危局，山东省委迅速将王复元、王用章认识的山东地方党的重要干部调离山东。当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后，在上海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最后决定派中央特科人员张英赴山东锄奸。

　　张英历尽坎坷，终于在青岛捕捉到一个除掉王复元的机会。1929年8月16日的下午，清脆的枪响震动了整条中山路。3颗复仇的子弹呼啸着带走了王复元罪恶的灵魂。当时，在全国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报道说：“……自首共产党员王复元，16日下午6时 25分左右，在青岛中山路被人暗杀，中三枪，当即殒命，凶手逃走。”

　　击毙出卖彭湃、杨殷的叛徒白鑫

　　1929年8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5人在上海沪西区开会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幸免。仅过了6天，彭湃等4人便在位于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内被杀害。

　　中央特科通过内线关系查明，告密者是此时在军委担任秘书的白鑫。此人在海陆丰红军中当团长时便怕死弃职跑到上海，为追求荣华富贵又秘密自首充当了内奸。根据周恩来下达的“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的指示，同年11月11日夜，特科在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设伏，连开90余枪，击毙白鑫及特务保镖共5人，特科行动队无一伤亡。“霞飞路上的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丧胆而不敢随便活动，中央在沪安全也得到一定的保障。

　　斩断了伸向周恩来的黑手——处死了叛徒黄第洪

　　1930年10月，国民党最高特务首领徐恩曾接到上司指令：立即派人去上海，在大马路（今南京路）邮电局与中共叛徒黄第洪接头，按其所供线索抓捕周恩来。

　　黄第洪1924年入读黄埔军校一期，加入中共并拜识了该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1930年4月，中共组织指示他去江苏与山东交界处发动群众。黄第洪不愿过创建根据地的艰苦生活，又悄悄返回了上海。黄的姨夫姓曹，在上海开了一家典当铺，生活颇为殷实。姨夫去世后，只剩姨母和表妹曹玉香两人，她们把典当铺盘给别人，两人日子富足悠闲。黄第洪返回上海后就住在姨母家，并很快与表妹产生了恋情。与此同时，他又混迹于大上海的花花世界之中，瞒着姨母逛堂子、进赌场、下饭馆，钱花光了就偷姨母的金条。几个月后，其浪荡行为被姨母发觉，黄第洪被逐出家门。

　　已经丧失革命信念的黄第洪在恶性膨胀的投机心理驱使下，决定改换门庭，转投蒋介石。作为卖身投靠的“见面礼”，他把罪恶的黑手伸向了恩师周恩来。

　　黄第洪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编造说自己一到苏北便暴露了身份，不得已返回上海。他请周恩来设法给他分配一个工作。周恩来接到黄第洪的信后马上回信，与其约定了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黄第洪一接到周恩来的回信，立即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密信。蒋介石接到黄第洪的信后，批交“调查科”办理。徐恩曾则委派“调查科”驻沪特派员鲍君甫与黄第洪接头，并告知接头的办法：地点在南京路邮局，双方手里拿着皮包和报纸。

　　徐恩曾做梦也没想到，这位驻沪特派员鲍君甫（即杨登瀛）是周恩来批准建立的中央特科的特情关系。同鲍君甫直接联系的中央特科情报科副科长刘鼎，从鲍君甫处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一面嘱托鲍君甫把此案暂时压下以拖延时间，一面通过陈赓转报周恩来。

　　正准备与黄第洪会面的周恩来得到黄第洪叛变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切断与黄的所有联系，防止党的中枢机关遭到破坏。与此同时，他指示中央特科对黄第洪进行隔离调查，了解黄是否确实叛变。中共情报科还设法弄到了黄第洪写给蒋介石的亲笔信，证明其投敌属实。

　　于是，鲍君甫再次约黄第洪见面。在叛徒去往接头地点的路上，中央特科行动科一队轻骑突然飞来，伴随几声枪响，黄第洪倒地毙命。

　　特科之“三大任务一不许”

　　中央特科组建后，其领导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习气者如顾顺章等，热衷于打打杀杀，甚至以解决党的经费为名提议采取绑票等行动。周恩来针对这些不良倾向，亲自为特科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任务是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当时党内的分歧很激烈，甚至出现过组织分裂，周恩来坚持要求对党内有政见分歧者不能采取侦察，脱党分子只要不为敌所用也不应采取武力制裁。

　　周恩来后来又专门强调：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离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有一次顾顺章得知有二三十个警探和“包打听”要在一品香饭店聚会，打算运去几皮箱炸药引爆。周恩来得知后马上制止，认为这会把饭店炸成废墟并伤及许多无辜，将在社会上造成极坏影响。在此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人除了打击敌军事目标，也从不对反动营垒头面人物如蒋介石等采取暗杀，从而防止了恐怖主义倾向。（刘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