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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飞鸿:六十年前万隆会议时的惊天政治谋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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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4-20 07:05:24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阐述中国坚持的“和平共处十项原则”。

  1955年4月11日发生的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难至今整整过去60年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表面上看起来是一场普通的空难事件,实际上是一起发生在冷战期间经过精心策划制造飞机空难而进行政治谋杀的事件,针对的主要目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而幕后主使则是当时美国和盘踞台湾的国民党政府。

  据有关资料表明,当日18时30分。一架搭载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在飞行途中突然爆炸,从5千多米的高空坠落在马来西亚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的海域。客机上的11名乘客和机组人员中只有3名幸存者,其余的全部遇难。所有的证据都明确的显示,这绝不是一起普通的空难事故,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组织实施严密的针对周恩来的暗杀行动。

  空难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政府就发表声明对此事件予以严厉谴责,并督促港英当局和警方应详尽调查这次爆炸事件并向我方报告。但是,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这份关于这次暗杀事件的终极报告一直作为A级机密被锁在外交部A级加密档案柜里。那么,是谁策划了这场制造惊天空难进行政治暗杀的阴谋?暗杀行动又是怎样展开的?在这背后又有着怎样鲜为人知的隐秘?近一段时间以来,许多媒体纷纷报道了这起空难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解密A级绝密档案,飞机爆炸真相浮出水面

  据有关媒体报道,新中国成立后,无数秘密被尘封在档案柜里,外界无从知晓。这使得“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成为冷战时期的一大秘密。直到2004年7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首次解密了一批A级档案。其中就包括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相关的80份绝密档案。当年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交给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调查报告,里面详细披露了整个事件的调查过程和结果。

  这个报告清楚显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发生空难后,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英国海军立即派出飞机军舰,赶往出事地点搜寻营救。在事发海域中的一个小岛上,英国皇家“丹波尔”号军舰发现了三名幸存者。此后,印尼空难调查委员会对幸存者进行了录音询问,其中一位印尼机师的讲述勾勒出了飞机爆炸时的情景:

  “下午6点30分当飞机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古晋100公里时,我正在客舱睡觉,突然被一阵轻微的爆炸所震醒。四处查看后,发现有烟从冷空气导管中喷出。我怀疑行李舱起了火,火势蔓延很快,从机翼接近了机身,机身的金属开始熔化。副驾驶迪克西特和机长贾塔尔一边发出求救信号,一边努力控制飞机向左转弯,企图降落到接近陆地的地方。女服务员把救生背心先发给所有乘客,然后发给飞乘组。机内没有发生惊慌,乘客们都坐在他们自己的座位上。”这些乘客,就是当时赴印尼参加万隆会议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和三名外国工作人员。这名印尼机师的回忆说,自己是被“爆炸声”震醒的。这说明是爆炸引发了这场惨烈空难。

  二、当时飞机行驶平稳,为什么会突然爆炸?

  这起空难事件发生后,印尼方面将打捞所得的残骸物全部运往首都雅加达,试图从飞机的残骸上找到相关线索,并专门成立了调查委员会对失事原因进行分析调查。当调查工作进行到第十天时,终于有了突破性的发现。调查委员会在飞机的残骸中发现了两个疑点:

  首先,飞机右侧机翼的后梁处,所有蒙皮都向外凸出,而这正是爆炸物才能形成的痕迹。第二个疑点是,就在这个右翼轮舱的3号油箱附近,调查人员发现了“不明物体”。这个物体有两个特点,第一,肯定是外来物,不属于飞机的任何一个部位。第二,是某个定时装置的部件,因为某些残片上留有快慢调节器的刻度。

  5月12日,在调查委员会进一步调查之后,确认坠机事件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舱后外翼角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致。那么,究竟是谁放置了这枚定时炸弹?有人认为,最有可能的就是机场工作人员。当时的港英警方随即展开了调查,目标是68名曾接触过飞机的工作人员,但是未能取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中国政府为了尽快查明真相,向港英警方提供了一些情报资讯。随后,港英警方根据中方提供的地址采取紧急搜查行动,并审问了相关人员。其中,一名叫周仕学的人的供词引起港英警方注意。 他说曾经有个姓吴的人来打听过是否认识在机场工作的人。这个姓吴的人曾在前不久跟一家叫做关就记的电料行店主联系紧密。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调查,结果表明这家位于香港庙街的关就记电料行正是台湾情报局在香港的特务联络点。警方立即拘捕了电料行行长关就记,随后从他的卧室里搜出了大量台湾情报局的秘密文件。经过审问,关就记向警方供述出,他曾把一枚从台湾偷运过来的定时炸弹交给了一个叫赵斌成手下的人。

  根据掌握的秘密档案显示,赵斌成是台湾驻香港情报站站长,早年曾在国民党军统特训班经过培训,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十分得意的学生。戴笠死后,他转而追随新的保密局长毛人凤,深得毛人凤的器重。因此,台湾特务机关将他派驻香港,目的就是关键时刻能够用得上,打得响。由此可见,赵斌成是涉嫌制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的最主要的凶手。

  三、这起制造空难的政治暗杀阴谋是怎样出笼的?

  新中国成立后,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朝鲜战争停战和国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国际环境。当时,亚非国家的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运动空前高涨,要求和平、要求独立、要求发展本国经济、要求改善同中国关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逐渐成为占世界人口一半的亚非国家的共识。基于这种情况,中央决定把大门打开,走向更广阔的世界。1954年7月7日,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汇报日内瓦会议的情况时提出:“原想再关一年的门,现在看来是关不了的!”毛泽东肯定地说:“关不住,不能关,而且必须走出去。”

  据有关资料记载,1955年1月15日,印尼总理卡斯特罗?阿米佐约致函周恩来,代表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等5个发起国邀请中国政府参加4月中旬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2月10日,周恩来复电同意参加,并表示愿意为促进亚非国家间的合作而努力。当时,新中国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与许多国家还未建立外交关系。而将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首脑会议是新中国向世界展示自己的重要舞台。

  但是,台湾方面对周恩来准备参加万隆会议如坐针毡很是不安,蒋介石意识到,如果周恩来此次成功出席万隆会议,将是新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在亚非首脑会议中露面。因此,这次会议对于打开新中国的外交局面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对于一直叫嚣要反攻大陆的蒋介石来说,是极其不能容忍的。于是,利用这次机会除掉周恩来的暗杀阴谋,立刻被台湾特务机关提上了议事日程。

  在台湾情报机构指挥香港情报站密谋策划这起暗杀行动的同时,中国有关部门正在为周恩来的行程做着最后的准备。为保密起见,新华社直到中国代表团出发之前,即4月6日才发布消息: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为中国出席亚非会议的首席代表,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对外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为代表。代表团的顾问为廖承志、杨奇清、陈家康、黄华、达浦生。秘书长王倬如。

  由于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可以承担此次飞行任务的大型客机,再加上西方国家对中国飞行线路的封锁,中国自己不具备独立完成飞行计划的条件。几经研究,最终决定,中国代表团选择包乘印度航空公司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往雅加达。

  那么,中国代表团如何抵达印尼是周恩来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印度航空公司的飞机未曾到过中国,代表团只能到香港启德机场乘坐。为安全起见,他指示有关部门同印度航空公司商妥,印度至香港的航班照常进行,只是在中国代表团抵达香港后将“克什米尔公主号”临时改为专机。

  四、台湾驻港情报站制造空难的计划方案

  就在中国代表团决定出行路线后不久,一封秘密情报出现在了台湾特务机关的办公室里。经过一番密谋,台湾特务机关派人前往香港执行谋杀周恩来的第一个行动。

  1955年3月初的一天,一支钢笔送到了台湾驻港情报站站长赵斌成的桌子上。赵斌成拧出笔帽,倒出纸条,铺开后就用碘酒喷了喷,又在火上灼了灼,纸上清晰地出现了8个字:“代表团从香港转机”。赵斌成大喜过望。转机香港,这是一次下手的大好机会。一番密谋之后,他制定出一个暗杀计划方案,就是用爆炸的方式制造一场空难,以此谋杀周恩来。而选定实施爆炸计划的人名叫周驹,他是香港机场清洁工。

  3月中旬,赵斌成向周驹直接摊牌,问他是否愿意“担任破坏代表团飞机的任务”,周驹一听就吓出一身冷汗,连连摇头。见此情形,赵斌成许诺事成之后,他可以得到60万港币的奖赏和去台湾定居的机会。然后又声色严厉地警告周驹:既然我们选中了你,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周驹认为自己已经走投没路,只好答应回去考虑这件事。

  于是,赵斌成派人将装有一枚定时炸弹和10万元港币的箱子送给周驹。原来,为了确保爆炸的万无一失,台湾台湾特务机关在选择炸弹类型上费劲了心机。他们选择了美国制造的TNT钟型定时发火器。这种定时炸弹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因为它在时间上和爆炸能力上都最为可靠。看到箱子里的十万元港币,周驹竟然兴奋了一夜。

  4月1日晚上8点,离中国代表团启程还有10天的时间,在得到了周驹的肯定答复后,赵斌成立刻赶回台湾向毛人凤报告。就这样,制造空难暗杀周恩来的阴谋在台湾特务机关的策划下一步步展开了。

  五、周恩来部署大陆情报部门沉着应对

  就在台湾特务机关按计划实施制造空难暗杀周恩来阴谋的时候,中国大陆的情报部门早已获得这个暗杀计划的情报。情报显示,这个针对周恩来的暗杀计划是由蒋介石亲自批准、台湾“国家安全局”局长郑介民指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组织在香港、印尼来实施的。而具体的暗杀行动由香港情报站策划实施。

  就在中国代表团启程的前几天,大陆的情报部门又获得一份更加明晰的重要情报:台湾特务机关已经获悉我代表团行程,他们策划乘亚非会议之机,用定时炸弹破坏我代表团所乘飞机,谋害周恩来总理及代表团成员。周恩来当即指示主管情报工作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克农尽快探明台湾特务机关的具体计划。

  4月7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前往昆明。离京前,周恩来再次指示李克农和罗青长继续密切注意台湾驻港的特务的动态,及时向有关部门负责人通报。并指示新华社驻香港分社和中国赴万隆会议代表团,要他们向港英当局提出交涉,请香港方面一定要保证我有关人员的安全。同时指示外交部,立即召见英国驻北京代办,向他们通报情况,务必采取防护措施。

  六、驻港台湾情报站实施空难暗杀的具体行动

  4月7日,提前一周就住进太子酒店的周驹,在几个特务看守下开始练习如何安放炸弹。而一枚美国特制的“TNT钟形定时发火器”也被人秘密送到太子酒店。台湾驻港的特务加紧实施暗杀计划。三天后,就是暗杀计划执行的前一天,赵斌成从台湾带着50万港币偷渡至香港,也住进了太子酒店。而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周驹像往常一样来到香港启德机场上班,与以往不同的是,他随身携带的洗漱用品中多了一件特殊的物品:定时炸弹。在通过安检时,周驹拿出一沓钞票悄悄塞进安检人员的口袋。就这样,周驹顺利地通过了安检。这就意味着,他可以随时接近停在机场的飞机了。

  4月11日上午11点,从印度孟买起飞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准时到达了香港的启德机场。由于中国方面的再三警告,机组人员下飞机用餐后,机师卡尼克留下又认真地查看飞机的所有方面。而一辆警车也在附近严密地监视着飞机周围的一切动向。行李检查处和机场入口处戒备森严,一切都井然有序似乎没有漏洞。机场警方向总部报告:“飞机处于正常状态,未发现任何异常情况。”但是就在此时,卡尼克发现自己和另一工作人员的皮包不见了,卡尼克赶紧跑去告诉准备用餐的其他机组人员。正在人们忙于寻找行李之时,周驹开始下手了。

  印度的“克什米尔公主号”是星座式749A型飞机,这种飞机有一个明显的弱点,就是在飞机处于静止状态时,轮舱下面的蒙皮很容易就能被掀开,而这里正靠近飞机的引擎和油箱。周驹正是把炸弹放在了飞机右翼轮舱的这个位置。仅仅两分钟,一枚带有轻微滴答声响的定时炸弹就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放在了“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右翼的舱盖里。周驹放下炸弹之后,就仓皇逃离了机场。不久,他就潜逃到台湾去了。

  七、“克什米尔公主号”悲剧发生,11人不幸遇难

  1955年4月11日11点45分,中国代表团乘坐印度航空公司的专车抵达机场。按照事先跟印航商定的,代表团免除了检查,直接登上了飞机。12点05分,机长贾塔尔正做着起飞前的最后一次例行检查,飞机仪表、氧气系统、液压系统一切正常,机长向塔台发出了起飞请求,随后塔台发出放行许可。12点15分,飞机徐徐滑向跑道,飞向了太平洋上空。

  所有的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5个小时之后,悲剧发生了。据当时路透社报道:印度航空公司C-69型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从香港飞往雅加达途中在北婆罗洲西北的海面失事,机身坠入海中。机中11名乘客,包括政府工作人员和记者以及该机8位机组人员下落不明,恐已全部遇难。

  下面这份是外交部档案馆提供的遇难者名单,加上3名外籍人士遇难人数共11人,其中中国人员是:

  石志昂,中国对外贸易部三局副局长

  黄作梅,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

  李肇基,中国外交部情报司科员

  沈建图,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主任

  李炳衡,新华社对外新闻编辑部记者

  杜宏,中国广播事业管理局对外广播部副主任

  郝凤格,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影员

  钟步云,周恩来的司机

  在这次空难中牺牲人员中,年纪最小的李炳衡年仅26岁,年纪最大的钟步云也只有43岁。这些年轻的生命如今已化作北京八宝山石碑上的名字,但他们的名字同他们所为之奋斗、为之牺牲的革命事业一样,将永远镌刻在历史的记忆里。

  八、周恩来因受缅甸邀请临时绕道出访,与死神擦肩而过

  值得幸运的是乘机名单上并没有周恩来的名字,那么在克什米尔公主号起飞时,周恩来在哪里呢?

  原来,在中国代表团出发的前几天,情况又发生了变化。缅甸总理吴努邀请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之前能先绕道访问仰光,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埃及总理纳赛尔、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共商亚非会议的有关问题。周恩来便代表团人员到昆明集中,自己待访问缅甸后再去印尼,但有8名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必须先期到达印尼万隆。正是这个临时的出访决定让周恩来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次针对中国总理周恩来的爆炸暗杀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引起极大震惊。世界各国政府、媒体纷纷谴责台湾国民党特务的暗杀活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赴万隆会议代表团则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因此成为万隆会议史上的重要坐标。周恩来从缅甸转机新加坡,再飞往雅加达,顺利出席了万隆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享誉世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打开了新的局面。

  九、中国政府强烈谴责美国和蒋介石当局蓄意制造的谋杀,

  “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空难发生后,周恩来非常悲痛,随即指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请外交部立即给英国政府发一照会,指出英国政府香港当局负有严重责任,必须认真追究,将参与此案的台湾国民党特务全部逮捕归案,同时尽快起草外交部声明在次日发表。周恩来特别交代,在外交部声明和给英国代办处的照会中,应如实写出4月10日上午张越对艾惕思的通知内容及艾惕思关于香港当局所采取的措施的答复。在照会中,要求香港当局着重查究机场人员。

  4月12日,新华社发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声明》,其中指出:“这一不幸事件绝非一般的飞机失事,而是美国和蒋介石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以实现它们暗杀我国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参加亚非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和破坏亚非会议的阴谋。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次不幸事件是负有严重责任的。我们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查究,将参与这一阴谋暗杀事件的特务分子逮捕法办,以明责任。”第二天早晨,张闻天召见英国代表杜维廉,宣读并面交一份照会。并指出英国政府和香港政府首先得有决心,有了决心再去查究,此案是不难弄清的。

  由于飞机失事的地点在印尼领海,按照国际民航法规,只能由印尼政府组成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经过空中和海上搜寻。在4月12日凌晨,在新加坡东北500公里处印尼所属的纳土纳群岛的斯达瑙附近发现“克什米尔公主号”残骸。此后,印尼调查委员会对飞机残骸经过一个多月的检查取证,在5月27日公布了调查报告,他们“断定这次失事的原因是由于放在飞机右翼轮处的一个定时炸弹的爆炸所造成。爆炸打穿了第三号油箱而发生了无法控制的大火”。事实证明,这是一起人为制造的空难事件。

  十、周恩来悲痛中亲自交涉合作破案事宜

  据有关资料记载,这次空难发生后,周恩来除指示外交部采取必要的措施外,还亲自与有关方面进行交涉。4月14日,在仰光访问的周恩来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表示:在这一案件中,中国和印度都是受害者,应共同敦促英国政府指令香港政府破案。如果英国政府有合作的诚意,中国政府愿意提供有助于破案的材料。周恩来希望尼赫鲁敦促英国首相罗伯特?安东尼?艾登进行合作,尼赫鲁当即表示,愿意做好敦促英国尽快处理此案。

  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尼赫鲁告诉周恩来,他已于4月19日致函英国首相艾登。4月22日,艾登在复信中称:“如果要使香港的这些调查进行得有效,有必要由有关各方提供他们关于坠机事件的情况所获得的全部情报。”尼赫鲁还函告周恩来,他指派负责调查此案的印度情报局副局长高氏已到印尼雅加达,很快就去香港负责办理此案,希望周恩来能会见高氏。

  4月27日,周恩来会见尼赫鲁和高氏。周恩来向高氏介绍了飞机失事前和飞机失事后中国外交部向英方提供的情报以及交涉的情况,并邀请高氏在香港调查后于5月初到北京。尼赫鲁表示同意。

  5月7日,周恩来回到北京,第二天就约见了印度大使赖嘉文和应邀来京的高氏,商谈合作破案事宜。随后,周恩来于5月9日、5月15日两次约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表示如果英国政府愿意全心全意地合作,中国政府愿意提供详细材料,并派一位代表去香港,通过高氏与香港当局联系。英方当即表示同意。

  5月15日深夜,周恩来把罗青长、熊向晖找去部署工作。他先简要地讲了“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同英方交涉的情况,然后对熊向晖说:“英国政府同意合作破案,明天你做些准备,后天就同高氏去香港。高氏代表尼赫鲁和印度政府,你代表我和中国政府,这样便于执行任务。你把新的情况提供给香港当局,把高氏转告的香港当局破案的情况报回来。代表不是传声筒,特务案件不同一般,如果你认为香港当局处理有问题,时间允许就报回请示,时间紧迫就马上向高氏表态,不要错过时机。”于是,5月17日,熊向晖和高氏一起离京,第二天由广州抵达香港。督促港英当局尽快破案。

  十一、港英当局轻率了解此案,致使罪犯逍遥法外

  有关资料表明,5月18日,熊向晖和高氏到香港后,港英当局在最初阶段对合作破案的态度还算比较积极,对中国提供的情报较为重视,根据中国提供的台湾驻港特务名单进行了搜查,逮捕了参与筹划的沈齐平、运藏炸弹的张祖顺、与周驹同受破坏训练的李瑞元、发放破坏经费的蔡渭清等44人,但执行这一破坏任务的凶犯周驹已经逃往台湾。当时,港英当局甚至表示:他们完全相信中国所提供情报之正确,决心破案,并已作出周密计划,不但如此,他们还决心在更大范围内将潜居香港的蒋介石集团的特务加以肃清。

  但是,后来港英当局对此案却敷衍了事,竟将此案拖了一年后,才分两次将结果告之中国政府。1956年1月16日,英国代办处照会中国外交部称,港英已将逮捕的31人驱逐出境,送往台湾。这些人被判定“曾在香港进行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但不能提出有关破坏事件的控告”。港方拘留13人。6月24日,英国代办处再次照会我外交部,说由于无充分证据交付审讯,港英已将拘留的13人驱逐出境,也就是说,港英当局逮捕的44名蒋特案犯和嫌疑犯以驱逐出境的方法全部释放了。

  8月4日,周恩来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的名义照会英国代办处,对港英释放重大嫌疑犯提出严重抗议,并郑重声明,此案尚未破案,“英国政府仍然负有不可推卸的国际责任”。

  虽然,这次“克什米尔公主号”案件以无结果而告终,所有案犯都逍遥法外,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可以告慰死难烈士的是,中国政府尤其是周恩来为揭露美蒋破坏阴谋、促使港英当局缉拿破坏案犯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倾注了大量心血,烈士们为世界和平事业所做的牺牲将永远为人们所铭记,而中国人民的伟大的革命事业是任何反动势力也破坏不了的。青山遮不住,毕竟水东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也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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