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泉忠：你会选择“新加坡模式”吗？

大参考

　　新加坡对笔者而言，一直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存在」。

　　1986年身在香港的笔者，人生第一次拿护照出国旅游，去的国家就是新加坡。那时的新加坡，开国不过二十年，早已呈现「东方瑞士」的气派。导游的一句话在我幼小的脑海里盘旋至今今：「新加坡人都很踊跃去交税，因为大家知道这些税都会用在我们身上」。

　　1991年身在东京，上了大二的笔者，写的人生第一篇小论文，就是评论新加坡的政治。那时李光耀才刚卸下总理一职，交棒给吴作栋不久，笔者却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加坡正在构筑『李氏王朝』，真命天子是李公子显龙」，若干年后，果然……。

　　不过话説回来，在此之前香港人均本地生产总值（GDP）居四小龙之首，然而如今只有新加坡的三分之二。数字会説话，李光耀奠定的「新加坡模式」确实在发展经济与社会治理方面发挥了让人刮目相看的效能。

　　所谓「新加坡模式」是李光耀以父权主义为本位的儒家传统政治思维，糅合以法治主义为主轴的西方制度原理而融汇而成的「东（方）西（方）复合型治理体制」。该体制生成的年代，正是冷战时期东（东欧、苏联）西（西欧、美国）高度对立的时期，东北亚与东南亚的亲美独裁政权如韩国、台湾、印尼、菲律宾、马来西亚一个个涌现，新加坡只是其中之一。

　　虽然这些国家的独裁者藉经济发展来正当化其威权体制的存在，不过这些「开发型威权政体」（developmental dictatorship）大多在八十年代后期纷纷走向「现代论」者所指出的方向：随著经济发展，中产阶级大量出现，最终促成威权政体的「民主转型」。

　　只不过，新加坡却成了典型的例外，这个东南亚唯一的先进国家以其傲视同群的经济成就，説服其国民继续支持执政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政治体制。诚然，这种説服伴随着对国民言论与新闻自由及对在野势力的压制。

　　而这种适合经济高发展却又能巩固政权的「新加坡模式」，自然成了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强调「依法治国」的中国在「崛起」时代寻求长治久安、千秋万世的参考对象；甚至在史无前例的香港学运后，还成了北京最想借鉴的「治港新模式」。事实上，「八三一决定」正符合威权政体维持权力的「民主」思维------容许一定程度的选举，但选举结果必须是可控制的。

　　记得1998年笔者在哈佛大学的一场研讨会上拿新加坡和香港做比较，指出「新加坡有民主无自由；香港则是有自由没民主」，近二十年过去，情形未变。

　　东亚一代政治强人仙逝，引发两岸三地对李光耀缔造的「新加坡模式」议论纷纷。五十年前刚建国的新加坡人均收入与台湾不相伯仲，如今已是台湾的两倍，笔者在脸书fancbook询问经过「太阳花学运」洗礼后台湾年轻人的意见：「如果今天你有机会选择，你会选择新加坡模式吗」，随即有不少回复：「不！」。

　　如何评价「新加坡模式」或李光耀强调的「亚洲价值」，或许本质上是价值取向的问题，如果在后学运时期的香港年青人中做调查，恐怕答案与台湾相比，也不会相去甚远。这也是在提醒当今的为政者：经济在21世纪的华人社会已愈来愈难成为维持威权政体最有效的因素。

　　事实上，尽管「新加坡模式」成效斐然，却没有任何国家成功加以复制，印证了其缺乏普遍性原理的局限。而在没有政治强人的后李光耀时代，尽管依旧层层设限，如今执政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却也已跌至六成，「新加坡模式」在当地还能否走多远，本身也是未知之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