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年：代表们为何沉默了？

大参考

　　3月6日，被誉为“最美洗脚妹”的全国人大代表刘丽，在安徽团分组审议现场说了两句话，让现场的代表都“安静”了——

　　对于农民工问题，刘丽说：“（农民工）如果在外面遇到什么事，真的只能用‘欲求无门’来形容。我也想讨工资，但不知去哪讨。去找劳动仲裁部门吧，人家看着你的穿着打扮也不当回事。”这种背景下，农民工们要么默默承受，要么就采用极端的方式。刘丽数度哽咽。“有一年，厦门有个安徽老乡，也是因讨薪被人打了。后来，他们找到我，让我帮帮忙。我就去了。可出来后我想，如果我不是一个人大代表，那么我该怎么办？这么多的农民工，他们没钱没地位，他们又能怎么办？”

　　刘丽的这两个问句让全场变得很安静。

　　这种安静对应着几个关键词：惊讶；认同；反思。

　　首先说说“惊讶”。两会，代表和委员们都经过体制和权力事先的甄别和遴选，确保委员和代表们绿色，环保，安全，无污染，绝对不会给本省、本地和体制添乱、添堵、绝对不会唱反调，否则下次就没有做委员、当代表的资格了。这种场合，代表和委员的发言，肯定是表扬和自我表扬、歌颂与自我歌颂为主，一团和气，皆大欢喜。刘丽代表的发言，明显不是歌功颂德，而是点出我们这个社会的疮疤，报忧不报喜，这种敢于说出事实的发言，让那些长期习惯于说好话的代表们不习惯了，“惊讶”了，但他们又不好附和、声援，于是选择沉默。

　　其次是“认同”。刘丽代表无疑揭示了某些政府部门的不作为、看人作为、选择性作为，以及在一个权力等级制社会，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的艰难。这是事实。权力等级制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依据一个人的综合权力（官阶、家族、财富、身份、名声）来确定一个人的地位，地位高的人，其言行会受到政府部门的关注和重视；地位低下的人，则被怠慢、忽略甚至直接无视。这是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事实。就算是两会期间，居然有学界代表因为误入“部长专用电梯”而被“请”出来的事情，可见权力等级制无处不在，人和人之间并未实现平等，而是沟壑分明。我想，安徽的代表们心里肯定承认刘丽说的是事实，但在我们国家，同志们善于趋利避害，站队意识很强，即便是明确无误的事实，也不会、不能随便应和，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代表们本能地选择了“安静”。

　　第三应该是“反思”。

　　其一，本来，付出就应该有回报，理所当然，天经地义，自古皆然。但在当代中国，在文明社会里，不少农民工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报酬，这显然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也是对制度优越性的反讽，是对底层赤裸裸的欺诈和剥削，也是对社会契约规则的公然践踏。在任何一个文明社会，这种行为既是侵犯人权的行为，也是犯罪行为，然而，为何在我们这个具有制度优越的国家，却公然大范围存在？

　　其二，权力的倒金字塔结构，使得底层承受的生存压力最为繁重，同时也成为令人盘剥、欺凌的大多数。对底层的群众而言，任性的、霸道的、具有典型人治特色的权力，就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雾霾，无边无际，求告无名、无处伸冤是他们身在权力雾霾中的生存常态。比如，现在虽不提“灭门知县”了，但一个村干部就能干出欺男霸女、鱼肉乡里的恶事。

　　——这些难道还不足以引起代表、委员们的反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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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dingcengsheji上盖个橡皮图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