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国：反腐的底气应当来自哪里？

大参考

　　本届政府的反腐败运动，是新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其历史意义必将不亚于党史上任何一个转折点。通过反腐败，新中国重新获得了建国初的那种纯正血液，党重新获得了民心，站在民意的一边并得到空前拥护。在此过程中，党的领导人，与王歧山副总理带领的中纪委，是历史的功臣，必将名垂青史。

　　但这场伟大的血透运动中，始终有一个法律上的悖论，一直没有解决，即通过权力强化的反腐败，究竟与法治化进程如何协调？换着百姓的白话来说就是，反腐的底气应当来自哪里？

　　反腐败，虽然目前依靠的确实是强化了的权力，是经中央授权而展开的清理行动，但这种做法显然有似于古代社会治理中的钦差大臣制度，而不是法治化的正常道路。钦差大臣不但没使中国走向法治，反而变相强化皇权，所以最终被历史淘汰。所以有人提出，反腐败应当制度化、常态化、司法化，取代现行的运动式治理，防止出现过去所有运动式治理的老路，即雨过地皮湿，不能形成一个长效机制。

　　这种担忧是必要的，毕竟历史上贤王政治并不靠谱，因为贤王实在百年不遇，虽然每个当权者在任期间都标榜自己是贤王。何况，当我们手执法律来惩治另一批“腐败者”时，我们的底气也不应当是因为手执权杖，有皇帝的圣旨或天的授权，更不应当是以国家机器的强大暴力相威胁。毕竟，社会治理是一项长久之事业，正如法治是一项有其目的性的理性事业一样，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通过短时间的运动式努力就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因此，制度化或法治化，是反腐败未来必须要实现的重大转向，如此才能形成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反腐竹的核心终极目标：国家的长治久安，江山永固。

　　但，当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比较复杂，短期内想迅速实现法治是不太现实的，因此需要一个过渡期。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特殊阶段称为“权力反腐”与“法治反腐”的过渡时期。

　　因此，反腐败的底气不应当来自权力，而应当来自制度。就目前这个“权力反腐”与“法治反腐”的过渡时期来说，我们应当依靠一个什么的制度，就可以实现权力反腐与法治反腐的有机结合了呢？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课题，其实相当于在问中国法治的道路在何方，它需要诸多制度的配套与机制的配套，但有一点可以迅速做到并起效，那就是官员的财产公示。

　　反腐败的底气，应当来自于所有官员的财产公开，包括反腐执法者的财产公示。王副总理在就职之时就公示了自己的财产，这就是要给全国官员做示范，就是要推进这项财产 透明公示制度，就是要从制度上进行反腐败的长效机制与制度建设。但遗憾的是，这个好的开端，没能得到好的继续。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不是中央反腐败的决心或力度不够，而是现实的腐败程度与阻力超乎执法者的想像。为了不走前苏联的休克式疗法，中央采取了“打老虎”的战略，即突破重点，以点镇面，既明确表示国家的反腐败决心，又要适当考虑政界与社会稳定。这或许也是被迫同意“禁止以人查房”的立法缺憾存在的原因所在，因为存在太多的难言之隐。

　　不管怎么样，官员财产公示，是反腐败的必走道路，并且必须立法化，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的正常轨道，最终实现司法化。否则，不断强化权力的运动式治理，最终仍会陷入历史的泥潭，步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怪圈。唯有如此，才能从遵纪升格为执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故而反腐败的执法者才有资格公开地说：我是执法者，依法受人民之托执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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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当下权力反腐正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