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开云：“欠债失联”缘于监管失灵和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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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丰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刘景忱近期被曝“欠债跑路”。记者调查了解到，刘景忱不仅自己直接注册公司经商，还利用高息诱惑“集资”，欠下至少数百万元债务。（12月23日《经济参考报》）

　　基层干部“欠债跑路”，刘景忱不是第一个。从广东阳江市地税分局局长林其军携上亿元借款跑路，到湖南辰溪县农机局米仁春疑欠下巨额债务“失踪”，再到江苏沛县商务局的刘某被曝欠下大量债务“失联”，今年以来，基层干部“欠款跑路”事件已发生多起。“欠债跑路”表面看是欠债人没有流动道德和法治血液，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却是监管失灵和缺失。

　　为啥说监管失灵，至少有两个理由。第一，“欠款跑路”暴露的是基层干部违规经商、“隐形经商”屡禁不绝的顽疾，而无论《公务员法》还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和《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都有严禁干部经商的规定；早在1984年，中央就出台了禁止党政机关干部经商、办企业和到企业兼职的规定，中央组织部2004年、2008年曾两度发文重申这个要求。然而，领导干部违规经商屡禁不绝。领导干部亦官亦官，这些法律和规定自然成了瞎子的眼睛和聋子的耳朵，沦为了纸老虎和稻草人。

　　第二，中国有13亿人口，有8600多万党员，有数以亿计的领导干部，有几个违规经商者并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领导干部违规经商不是个别、不是特例，这就值得深思。还是用数据说话——在中央巡视组巡视中，河南共受理科级以上干部涉嫌违规经商办企业线索148起，其中科级干部有96人；2013年，安徽对2725名党员干部登记申报本人及其配偶、子女经商办企业的情况进行甄别核实，最终确认198名干部存在违规经商办企业问题，其中乡科级干部146人……干部违规经商和兼职问题非常普遍。而在违规经商的干部群体中，基层干部更为常见。

　　为啥说监管缺失？按照2010年央办、国办印发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只有处级副职以上干部每年1月31日前要集中报告一次，事项包括本人工资奖金、本人及配偶子女房产、配偶子女是否投资公司、配偶子女是否注册企业等。而对科级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未作明确要求，这个监管“盲区”，当然成了科级干部可钻的最大的空子。

　　由于监管失灵和缺失，基层干部经商容易，依靠职权借贷也容易，“欠债跑路”同样容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监管或者监管不跟上，基层干部“欠债跑路”会出现“井喷”现象，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小官大贪”已经出现甚至甚嚣尘上，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监管不能有真空地带，基层干部不能成为监管的“盲区”，这是摆在世人面前的现实问题，不想法解决肯定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