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巧俊：安惠君会成为权色交易的标本吗？

大参考

　　在巧大哥看来，权色交易的危害后果与权钱交易并无二致，甚至更为恶劣，不仅毒害了社会风气，而且还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应予严厉惩处，这就要在立法中“性贿赂罪”，否则，要遏制性贿赂的泛滥就依然步履维艰。立法“性贿赂罪”， 安惠君、蒋艳萍都是权色交易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标本。

安惠君会成为权色交易的标本吗？

洪巧俊

　　重提安惠君这位女贪官，是她又“犯事”了。这个被称为贪财好色，经常调遣模样周正的年轻男干警与其一道出差，绯闻不断白权色局长，曾经权倾一时。2004年10月被深圳市纪委移送检察机关立案，一审获刑15年。但在2007年1月，仅仅羁押不超过三年的安惠君就违法保外就医，得以监外执行刑期，直到此事去年暴露，今年7月再次遭收监。为其操作保外就医的妹妹安惠莲涉嫌行贿等罪名，今年10月在河北邢台被起诉。(2014年12月12日《南方都市报》)

　　说重提，是巧大哥在2004年，就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了《机构改革为何让安惠君"钱色"双赢》，在该文中我这样说，想不到改革前沿的深圳，也有人借机构改革之名，玩起同样的把戏。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原局长安惠君就是“把戏”的导演者，她借深圳派出所机构改革之名，全区派出所由原来的25个变为8个（现为10个）。机构改革使安惠君钱财滚滚而来。部分公安干警为了保位子、争位子，竞相向顶头上司送钱。罗湖分局共有警员1500名，50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平均起来是“一个官两个兵”。后来安惠君又把原来的25个派出所折合于8个，这折来折去，却把科级的派出所折升为副处级，所长虽然还是所长，但不是过去的正科级所长。这样的撤并，使得更多的人走进了“保位子、争位子”的行列。安惠君的机构改革，只是玩了一把游戏，只是将中层干部的位置换一换，提一提，这应了一句老话：“要致富，动干部。”这样的机构改革，对徐娘半老的安惠君来说是“钱色”双赢，对于“保位子、争位子”下属送来的贿赂可一一笑纳，对于想提拔的帅小伙子送来的性贿赂，就更博得她的“芳心”。安惠君多次以出外考察的名义，指定年轻英俊的男警员单独跟随她外出，期间向英俊下属作出性暗示。如顺其要求，回深圳后将迅速升迁；反之则升职无望，理由是“有待磨练”。机构改革让安惠君“钱色”双赢，根子上还是用人决策由少数人说了算，用人决策过程缺乏公开化、民主化，“一把手”主导意见左右了结果。

　　2013年1月，巧大哥还发表了《有多少贪官是倒在性贿赂上?》，该文再次提到了安惠君：说起贪官的性贿赂史，不得不讲两个女贪官，一个是蒋艳萍，另一个就是安惠君。据报道，40多名大大小小的官员，被蒋“玩”得团团转，甘愿为她效犬马之劳，成了她步步攀升和大肆敛财的阶梯与保护伞。她从一个工人也一路擎升到湖南省建工集团总公司原副总经理（副厅级）。于是她总结出如此“至理名言”：“男人玩女人可以不讲档次，女人玩男人就不能不讲档次。在男人当权的社会，只有懂得充分开发利用男人价值的女人，才能算是真正高明的女人。”这一怪论的“精髓”，也诠释了性贿赂的要义：就是利用女人的“资本”，充分“开发利用”男人的权力，让性贿赂成为权色交易中的最佳回报。安惠君原是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局长，她先是性贿赂上司，得到提拔，手中有了权，便疯狂地接受帅警员的性贿赂。

　　在这里巧大哥要申明一下，我不是“娱记”，更不是“狗仔队”，对明星名人中那些“裙子”和“拉链门”新闻早已“审艳疲劳”，从不关注。说穿了，他们生活再靡烂，也不会损害到老百姓的利益。但是贪官与“权力”在床上肮脏交易时，人民赋予他们手中的公权便堕落成 “伟哥”了。重提安惠君的权色交易，是希望在反腐败中能寻找到一种惩治的途径。因为性贿赂本质也是权色交易，是利用自身姿色或权力与对方发生或者保持不正当性关系。早在2000年3月，赵平等全国人大代表联名向全国立法机关提请增设“性贿赂罪”的议案中指出：通过性贿赂进行各种非法勾当，谋取不正当利益，严重危害了社会。性贿赂行为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违法犯罪行为，应当在刑法中明确规定“性贿赂罪”，以刑罚惩治进行权色交易的腐败官员。时至今日刑法中仍然没有明确规定“性贿赂罪”，但在司法实践中这种现象却非常频繁地发生。性贿赂如此猖獗，除了惩治不力外，还因为“性贿赂”成本远远低于“钱贿赂”。权色交易首先弄钱，弄钱要付出“汗水”还往往还存有风险；而“性贿赂”简单易行，退掉裤子就行，只要“无耻”，几乎为“零成本”。“性贿赂”造就了“性受贿”，“性受贿”促进了“性贿赂”，如果性贿赂得不到严惩，性贿赂只会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即“每一个倒下的贪官后面都有一个女人”，虽然不一定每一个贪官后面的女人都是性贿赂的实施者，但性贿赂的发生频率之高和中国刑法惩治力度之弱，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这种现状使得对性贿赂的惩罚显得苍白无力。

　　在巧大哥看来，权色交易的危害后果与权钱交易并无二致，甚至更为恶劣，不仅毒害了社会风气，而且还严重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应予严厉惩处，这就要在立法中“性贿赂罪”，否则，要遏制性贿赂的泛滥就依然步履维艰。

　　立法“性贿赂罪”，安惠君、蒋艳萍都是权色交易值得研究和探讨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