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瀛台囚徒，改革皇帝光绪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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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1908年，戊申，清光绪三十四年。放在动荡不安的清季大历史之中，1908年并非突出的年份。往前八年，是整个华北攘攘不安的义和团运动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往后三年，是天翻地覆的辛亥革命。最值得一说的是，该年11月13日与14日，帝国象征性的主宰光绪皇帝与实际执政者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时间相隔不到24小时。

　　因此前的戊戌政变，光绪帝被囚瀛台，虽名为君主，实为囚徒。光绪之死，为一大历史疑案，百年间史家笔墨官司不断。几年前，科学家经过对光绪帝头发的研究而得出光绪死于毒杀，为这桩百年公案做了一个了结。从各种迹象来看，毒死光绪帝的幕后主使者，慈禧太后难逃干系，甚至是被怀疑最多的人物。

　　君主制帝国的命运，与不同于现代政治国家，它与最高的政治权威（君主或僭主）的身体状况、权力传承有着深刻的联系。1908年，清帝国的命运交给了三岁的小皇帝溥仪、平庸的摄政王载沣，以及那位幽处深宫的隆裕太后。留给摄政王载沣的清帝国，本已千疮百孔，更由于权威人物的去世，他缺乏对于政治的整合能力。更因为缺乏政治整合能力，载沣的用人施政，只能限于皇族本身，改革终于成了捍卫皇族小集团本位利益的冒进之举。终于在之后的三年中，将整个汉族改革派推向了革命党人一边。

　　晚期清帝国的最大命题，是为改革。改革，是上层的共识。但怎么改革，却有着不同的见解。在如何推进改革这一命题上，光绪帝与慈禧太后产生了严重的偏差，并最终导致光绪被囚瀛台的悲剧。

　　1898年，慈禧太后的懿旨中出现最频繁的词汇是“祖宗之法不可坏”。

　　什么是祖宗之法？简单说，就是老祖宗定下的法。清室是三祖一宗，清太祖努尔哈赤钦定的政治制度是八王议政；到了皇太极手里，就南面称孤了；入关之后，主少国移，于是有了多尔衮“皇父摄政王”；顺治驾崩，四辅臣为政。实际上，清代的政治制度最终定型是在康熙手里，康熙诛鳌拜定三番之后，才算是完成了乾纲独断。但这并不是结束，“祖宗之法”还在变，康熙朝本实行嫡长制，太子两废两立，雍正神秘上台，这之后就有了秘密建储制。由此可见，清一代的“祖宗大法”，变化无常，但惟有后宫不预政事、太后不得临朝称制一条，为清朝祖训，始终没变。以此而论，恰恰是口口声声“祖宗大法不可坏”的西太后坏了“祖宗大法”。

　　1861年祺祥政变慈禧上台，是皇族近支反对大臣势力的产物，同时也是皇族近支权力妥协的产物，恭亲王本有意仿多尔衮而称摄政王，迫于舆论压力，最终在政变后退居总理王大臣一职。两宫垂帘，本身不具备合法性，仅是作为“主少国移”、“日后还政”权宜之计而被接受的政治安排。未料同治帝十八岁就因为嫖娼染梅毒而丧命，亲政未两年而龙御归天。此时慈安已死，两宫只剩一宫太后垂帘了，后党势力垄断中枢，以四岁的光绪帝继承大统，这一招，深得中国传统僭主政治之妙。可见，所谓“祖宗之法”，不过是个幌子，真的厉害之处，还是权力之争。

　　“戊戌变法”，光绪帝欲变祖宗之法而为近代新法，但所谓变法也未有触动清室统治的根本性的问题，即君主专制。“戊戌变法”的条款几乎全部集中在教育、工业、邮电、铁路之上，康梁根本没胆量提出“君主立宪”的勇气。但和所有改革一样，变法难免触及人事，然而人事问题恰恰就是最刺痛中枢神经的尖刀。西后本支持光绪变法图强，固然对于某些“冒进”她懿旨频出以求保守，但并未有阻拦，真正使西后恐慌的是光绪帝要在人事上面大做手脚，革除西后数十年间培植的老部下。变革人事，就是革西后之命，这才引发了政变。有趣的是，西太后废新政的口号依旧是“祖宗之法”。

　　再说说戊戌变法风云人物南海圣人康有为。康有为，号长素（长素者，长于素王孔子，或修正素王。这个号在传统儒家伦理为中心的社会，本身就有僭越犯上的嫌疑），一生以帝王师自诩。南海圣人康有为平生最恨慈禧与革命党，流亡海外之际，常借“伪衣带诏”以自矜，招揽徒众，收聚钱财。

　　大抵而言，伪圣人康有为自戊戌年之后，大部分是活在自我想象与自编历史之中，戊戌年的事实是，光绪帝根本没重用康圣人，也根本谈不上什么康梁维新。相反，真正推动变法的是张之洞、陈宝箴等手握重权的封僵大吏，几个新拔擢、实际操作变法的军机处章京，幕后撑台的还是外省大员，只有谭嗣同勉强可算康党中人。

　　“戊戌变法”，康圣人不过六品小吏，连直接递折子的权力都没有，上达天听尚需人转奏，何谈掌舵变法？后世有史家考证，所谓“公车上书”也是被康有为大大地夸大了。

　　值得一提的倒是，变法者的变法理由和西后反对变法的理由都是依据了“祖宗之法”。康氏变法，以孔子改制为理论依据，不过古文经学大师钱穆却直呼《孔子改制考》“仅有新闻纸宣传功用”。无论保守派还是维新派的“祖宗之法”，大约都靠不住。

　　西后颟顸误国固然不假，康梁一言兴邦亦难为真。晚清的问题，究其实质，是“祖宗大法撞上礼崩乐坏”，大清帝国这架破旧的战车撞上了盾坚矛利的洋枪大炮，购买西洋兵刃而自强，以中国为皇家私产而假君主立宪之名，病急乱投医，臭招频出，以致国亡。

　　1908年11月13日与14日，光绪与慈禧先后死去，第二日，《纽约时报》评论这一新闻时介绍了中国人的观感，“在清国百姓中间，鲜有迹象表明人们对正发生着的事有什么情绪化的反应。皇帝的驾崩以及皇太后在很短时间内也可能薨逝这件事对清国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这则评论大致可靠，见识了甲午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之乱、八国联军耀兵北京，皇帝之死，没什么稀奇的，至于可能谋杀丑闻，也是民国年间稗官津津乐道以嘲讽清廷腐朽的话柄。

　　不过，时任荷兰阿姆斯特丹《电讯报》驻华记者的HenriBorel在参加完慈禧太后葬礼之后，做了如此评价，“慈禧太后是神圣和古老理念的最后一位代表……当另一个新的黎明降临在这个已经成为世界未来一部分的奇妙王国时，上述理念就会已经随她一起死去了。”

　　确实，“祖宗之法”就像风烛残年的西太后一样，经不起稍稍颠簸就被辛亥革命捅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