竖琴螺：2014年11月10日参考消息评弹

大参考

　　《中国严禁占用农田“大兴土木”》，香港《南华早报》网站11月9日报道。尽管中国政府隔三差五地就发文严令禁止占用基本农田，但是，由于中国政府从来也没有严惩过占用基本农田的单位负责人，因此，占用基本农田一事也就一直无法得到遏制。

　　政府的法令和文告——作为历史证据——当然可以作为判断政府立场和性质的依据，然而，事实反复教育我们，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无法无天的正是统治集团自己。既然法条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集团自身的统治地位而服务的，因此，法条就无法对统治集团自己形成约束。统治集团也不可能因为自己人违法而惩戒自己。

　　历史研究往往就存在这么一个难点，朝廷的法令和文告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被贯彻执行了呢？如果以为纸面上的东西就是现实生活中被贯彻的东西的话，那么立刻就会被当下的社会实践打脸。从人体解剖到猴体解剖。既然当下的法令和文告都与现实存在不同程度的脱节，那么历史上的法令和文告也必然存在这样的问题。也正因为存在纸上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不一致的问题，所以统治集团才会用编造证据的方式来伪造历史。

　　当然，企图通过寻找灾难或犯罪证据来发现统治集团的问题是较难的，因为统治集团总会设法掩盖甚至消灭这些罪证，因而，我们往往只能从那些对统治集团的歌功颂德之中或统治集团的自我表扬之中挖掘出统治集团的问题。就占用农田这件事情来说，我们不可能从中国政府严禁占用农田的文告中发现问题，我们只能从中国政府“再三”严禁占用农田的行为中发现问题，如果不是因为中国政府不作为，就没有必要“再三”严禁了，而中国政府之所以“再三”不作为，就是因为中国政府官员自己就是这种不作为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他们自己在从侵占农田一事中获得利益。

　　汉奸买办集团也热衷此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禁止占用农田，恰恰相反，它们要求把卖地的权力从政府的手里转移到农民的手里。这种建议就是利用了农民的私心来促使农民支持这一改革，而改革后，当农民面对黑恶势力的强买强卖时，便会陷入更加绝望的境地。当然，反动派们总是给出这样的“两难选择”，但是，我们已经讲过，所有的两难问题都是以自私自利为前提的。幸好有一个毛泽东时代，否则我们也不知道还存在第三条道路。

　　中国的改革派也是承认中国有很多问题的，正如资产阶级也承认有阶级斗争一样，但是，它们承认问题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消除问题得以产生的根源，而是反过来利用问题本身来发财致富。水质污染了，不是想着如何消灭污染源，而是想着如何以此为由把水价涨上去。房价高企，不是想着如何解决人民群众的住房问题，而是想着如何通过打压房价来为自己囤积大批土地创造条件。国家四分五裂，不是想着如何尽早实现祖国的统一，而是想着如何利用这一分裂的格局和人民群众对统一的要求来使自己获得套利发财的机会。正因为改革派把自己发财的机会建筑在中国的问题之上，所以，它们不仅不曾解决一个问题，相反，通过深化改革，中国的问题更多更严重了。

　　无论是“人治”还是“法治”，只要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那么这种统治必然是反动的，这种统治集团的一切政策必然是以维护少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原则的。只要是以维护少数人的根本利益为原则的，那么无论是“左倾”还是“右倾”，都离不开压迫大多数人这个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