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只有“终身追究”才有“责任到位”

大参考

　　刚刚结束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亮点很多，看点也很多，而尤其令人关注的是大会决定“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这一决定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这个决定既有现实迫切性也有长远的指导性。

　　众所周知，决策失误对经济造成的损失可能是致命性的。有研究表明，世界每1000家倒闭的大企业中，就有85%是因为经营者决策不慎造成的。一个小企业的决策失误影响的只是其本身，但一个巨无霸企业的决策失误则可能影响到一个行业，甚至会涉及上下游若干个行业，对经济发展产生较大的负面关联影响。 例如，航运业错误的扩张战略，会导致造船业的借势扩张，而造船业的扩张战略，又会导致与之相关的钢材及零部件生产的过度扩张。伴随中远集团由大举扩张到成为A股亏损王，中国造船业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现实中，决策失误可能带给企业和经济的损失并没有得到充分重视。2004年在对10家央企原领导人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报告中，有两个对比数字耐人寻味：经济犯罪金额16亿元，决策失误、管理不善造成损失145亿元。和经济犯罪可能受到的处罚相比，很少有人为决策失误所造成的巨大损失负责，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损失，最后只能是由国家来买单。

　　而据中国经济贸易促进会副会长王文利介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大约是800亿美元，涉及各行各业，比如有联想收购IBM笔记本业务；三一重工投资风电项目；大连万达收购美国AMC院线等。但是，其中很大一部分资金是投入房地产项目，大约有200亿美元。王文利将这部分投资叫做没科技含量的低端投资行为。在谈到中国海外投资的成功与否问题时，王文利认为，总体来讲是不成功的。王文利说，中国有20000多家企业在海外投资，“90%以上是亏损的。”

　　不妨来看一些具体例子。中国铝业收购澳大利亚力拓公司损失大约5百亿人民币，2008年1月31日，中铝联合美铝以每股约60英镑的价格，获得力拓集团9%的股份，耗资140.5亿美元 ，其中中铝出资128.5亿美元。10个月过去，力拓股价已暴跌75%，跌倒每股不足14英镑，加上英镑的汇率大幅贬值带来的汇兑损失， 损失已超过80%，中铝差不多损失了750亿人民币，成为近年来“出海投资”代价最惨重的一次。中投投资黑石损失逾173亿港元。中投在2007年5月斥30亿入股黑石9.4%股权，入股价约为29.61美元，以黑石周四收市价计算，中投在黑石的投资损失逾173亿港元。同年12月向摩根士丹利投资了56亿美元；但由于两家公司股价在金融危机中大跌，中投账面损失约60亿美元。而国家开发银行投资巴克莱亏损近80％。2007年8月14日，英国巴克莱银行发布公告称，其对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投资控股公司的定向增发已顺利完成。其中国开以每股7.2英镑的价格，获得巴克莱银行2.014亿股普通股，持股比例分别为3.1％。2008年7月，国开行完成对巴克莱银行的增持。 此次国开行斥资1.36亿英镑(约21.1亿元)，每股2.82英镑的价格增持巴克莱股票。至此，国开行在巴克莱银行上的投资达到15.96亿英镑。截至2008年12月18日，巴克莱股价跌至1.4英镑，按2.82英镑/股的配售价算，国开行增持部分亏损近50％，总投资亏损近80％。平安投资富通巨亏230亿：2007年11月，中国平安以196亿购入了荷兰与比利时的合资公司—富通集团9501万股股份。不久，中国平安继续增持富通集团4.99%股份。投资总计花去240亿元。2007年底，中国平安以每股19.05欧元购买了富通集团4.99％股份，并为此付出了18.1亿欧元。随后，中国平安再度斥资8.1亿元人民币增持富通股份。截至10月17日，富通的股价已狂泻至1.16欧元，依此计算，中国平安的亏损已超过200亿元人民币。其它诸如中信泰富投机亏损200亿港元，中国远洋投机期货指数损失40亿元，东航与国航等在投机期油的交易中巨亏300多亿元！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亏损高达两千亿元！至于说，国家外汇局投入美国的1万多亿美元的债券损失将有多少，更可能是个天文数字。最新的例子则是：自2006年以来，委内瑞拉接受了中国500亿美元石油支持贷款。上周，委内瑞拉全国性报纸公开称，该国不再需要每日向中国出口33万桶石油以偿还贷款。另外，贷款期限已无限期的延长（见10月24日凤凰财经综合）。国外如此，国内就更不必说了：2009年，广州荔湾区投入8个多亿对陈家祠进行扩建，将古祠周边的建筑拆除，3.7万平方米的一期陈家祠广场，八成空地加种高大乔木，统一铺设复古的麻石和青砖，其中东侧下沉广场改建成“余荫亲境”的绿化广场。然而，由于广州地铁八号线北延段建设，昔日重金打造的东侧绿化广场却在短短四年内“推倒重来”，8亿元的巨大投资就这么在决策者的“失误”下打了水漂，而作为老百姓，我们却至今弄不清这是谁的决策，更谈不上追究其决策失误的责任了。

　　在回答这些投资巨大损失问题出在哪里时，王文利先生的回答是：“主要是文化、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这个答案显然有些避重就轻，事实上，外部的抵制仅仅是中国企业兵败海外的原因之一。自身的问题才是关键——这问题就是企业领导的独断专行，而其所以敢于这样独断专行，就是因为没有事后的责任追究制度与责任倒查机制。这些大型企业的特点是什么？简言之，就是拥有特权，先天地、天然地带有傲慢与自负的特点。这些企业在国内没有对手，他们骄横惯了，自以为是惯了。他们带着这种脾气纵横世界，以习惯的方式到国际上办事，结果只能兵败大洋，钱撒西方。但是，即使这样，这些大型国企依然会有钱。他们的实力来自何处？是谁在支撑着他们大手大脚？还是这种垄断体制以及这种体制对他们盲目决策带来巨大损失后的保护，有了这样的保护，还有什么样荒唐的决策不能做出来？凡是某种体制带有特权、垄断、不平等的性质，就必将惯坏一批人。再加上这些年里中国企业只知权力，不知责任，也不会被追究，以他们在国际上连遭惨败，损失累累也就自然而然了。可叹的是，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血汗轻易间就在官营企业的挥霍浪费中化为乌有。　　

　　总之，拍脑门盲目决策片面政绩冲动等是造成许多国有企业与地方政府重大损失的根本原因。而造成盲目决策的原因则是部分干部权力太大，缺少最基本的制衡所致。

　　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策之际没有制衡。企业或政府几个领导拍拍脑门，一项重要决策就出台了；体制内部无人质询，因为既无真正有效的质询机制，“闲杂人等”也无人敢表示异议，甚至，有些人大唱赞歌还来不及呢。至于体制之外，也就是社会人士和民众，更没有谏言的机会，利益攸关的百姓要反对政府决策，基本是螳臂当车。任何人都难免会犯错误，任何决策都存在失误几率，这个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正因如此，决策机制中才应当溶入制衡因素，需要充分的论证、博弈，经过能够充分代表更多民众意志的表决，才可以出台与实施一项重大决策。遗憾的是，在许多地方，这种制衡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

　　其次，则是缺乏事后的问责机制。目前官员问责大多还是局限于行政部门内部的上下级之间的内部问责（即同体问责），在具体问责方式上也大多是“行政问责”，事实上，问责主体理论上说应该是人民群众。此外，在已有的问责案例中，问责客体大多还局限在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对于一些官员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以及有关部门在选人用人方面的失误失察，问责尚少。特别是对一些各部门“齐抓共管”、“集体决策”的事情，个人责任的判定就更加困难，甚至出现“集体负责”就是无责的情况，直接导致了问责工作推进难、问责工作操作难和问责工作监督难“三大难题”。现在问责制的问题是不在法律的层次上，所以问责的主体、问责的启动、问责的程序等都没有确定的标准。如果我们要建构一套这样的责任体系，应该在法律的层次上来建构，可以从性质上将其分为决策责任、评价责任、实施责任和一般责任。所谓的决策责任，就是究竟这个事情是谁决策的。如果我们从法律上看，相关行政机关的许可审批文件是重要依据。但是我认为决策责任应该特别关注党委会纪录和政府会议纪录，正是由于目前这类文件不在法律的视野范围内，导致拍板和挨板子的不是同一主体。这是行政法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从三个方面入手：首先是决策前的咨询。应该组织一些非政府性质的机构，主要包括一些民间智囊，或者国外比较推崇的NGO，另外还应该有一部分科研机构，让他们来预测项目的可行性。其次则是在实施过程中的监督。这监督主体也应该是非政府组织的专业机构或其他地方的专家；最后则是由司法机关出面的事后追究制度。换言之，除了“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外，还要“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

彷徨的夏天

债券股票等投资不能只算浮亏，优质资产只要能守住，早晚会守回来。同时股权也会带来话语权的收益。钱放在账户上趴着不动才是真的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