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士兵：围观为何不能改变“游街示众”

大参考

　　10月17日，湖南华容县公捕公判大会在东山镇召开。会上，16名犯罪嫌疑人分别被公开拘留或公开逮捕，8名犯罪嫌疑人被公开宣判。县四大家分管领导和公、检、法、司“四长”出席会议。

　　此事引发强烈“围观”。当天，有5000多人在现场观看了这场公判活动。随后，现场图片和视频在网上疯传，这场盛大的“游街示众”迅速取得更为强大的“围观效应”。

　　我仔细观看了相关图片和视频，那场景，自然少不得当地官员在激情公布“战绩”，尽情做“庆功”表演。当地电视台还不厌其烦地以“大数据”形式列举出当地在司法战线上斩获的成果，来强调这是“法治”建设的丰功伟绩——今年上半年，华容县信访维稳工作排在全市第一名，民调工作排在全省第29位，继续保持“全省平安县”荣誉称号。

　　一场“游街示众”，在当地官员或是严肃或是激动的宣讲中，在现场观众或是充满兴致或是一脸木然的关注下，顺利完成。随后，这次“游街示众”就招致外地媒体普遍炮轰，白纸黑字的文章，都在直指“公捕公判”刺痛人们关于文革记忆，违背依法治国精神，是在开历史倒车。

　　只要有起码的理性，也都能认同这样的观点。毕竟，这些观点只要放到制度框架下，只要置于人性视角，只要围绕文化尊严，都可以找到充足的理由支撑。

　　比如，早在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坚决制止将已决犯、未决犯游街示众的通知》就已“再次重申”：不但对死刑罪犯不准游街示众，对其他已决犯、未决犯以及一切违法的人也一律不准游街示众。由此，当然完全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准华容县“喷口水”。

　　还有就是文革的伤痛。挂个牌子站在“囚车”中游街，在中国，完全就是文革这一历史痛点的标志符号，那个黑暗年代的“游街示众”给亲情、人性和伦理造成的伤害，至今也没有从很多人心中消解。现在华容县还是站在这样的文化垃圾之上，不去尊重个人隐私，不去呵护人格尊严，自然应该接受来自舆论的炮轰。

　　白纸黑字是必须理性的，也必须切合法治与文明的精神要求。所以，批评华容县“公捕公判”的做法很容易，也是应然。问题是，这种“游街示众”法治闹剧长期屡禁不绝，官员认为是维稳工具，也有动力上演，而很多民众也有心情“围观”。现场5000多人观看，就是明证。这说明，游街示众是尴尬的法治闹剧。

　　这些年，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也曾发生过太多的围观事件。“围观”主要呈现出两种特征，一是“围观改变中国”，一些事件因为引发强大关注，最终为背后的问题迅速找到解决办法；一是围观很麻木，或者只是在看看热闹，缺少反思，甚至还会蕴蓄出一些不理性因素，制造社会悲剧。那么，接下来，华容县“游街示众”的围观应该往哪个方向走？

　　要知道，这些年，不仅是在湖南，全国很多地方都存在“游街示众”这种不符合法治和文明的丑陋之举，只要上网搜索一下，就会发现有的地方上演将小偷“游街示众”，有的地方将婚托“游街示众”，还有的地方将卖淫嫖娼人员“游街示众”。而且，每次“游街示众”被媒体报道后，也都招致一片批评之声，然而，各地还是依旧照演不误，很多民众也依然照看不误。这其实才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围观”不能形成倒逼效应，把权力关在笼子里，如果围观者不能以法治和文明的视角来看待问题，这样的围观无疑就是不理性，就没有价值。“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游街示众”的闹剧屡禁不绝，一次次“围观”没能形成更大的公共理性，只能说明，在很多地方法治并未成为普遍信仰，文明也不是人们普遍选择的生活方式。

　　当围观总是不能改变“游街示众”，现在，对于一再上演的“游街示众”，就不能再停留于重复搬出早已出台的制度来进行批评了，各地在培养官员运用法治思维方面，在针对不能依法行政的制度问责方面，必须拿出有效办法，来改变官员“权大于法”观念，来培养人格更加独立的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