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石川：杨金山被查缘何给媒体打了“强心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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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海外版侠客岛微信公众号23日，在解读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称，“公报没有辜负我们几天的等待”时，抑或是因“周老虎”一案，并没有进入司法程序等诸原因，20日至23日，以“依法治国”开锣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习近平总书记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并没有提及媒体早前预测的“周老虎”。但随着公告的公开，早前并没有被公开的另一名中央委员、成都军区副司令员杨金山中将，因严重违纪接受调查、开除党籍的消息传来，无异给媒体和外界打了一剂强心针。

　　据媒体记录，本次会审议并通过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李东生、蒋洁敏、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严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杨金山严重违纪问题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李东生、蒋洁敏、杨金山、王永春、李春城、万庆良开除党籍的处分。

　　根据观察，本次会议引发法律界与舆论关注的焦点，还在本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推动实行审判权和执行权相分离的体制改革试点，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探索设立跨行政区划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新华社发布的公告亦显示，健全依法决策机制，把公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确定为重大行政决策法定程序，建立行政机关内部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

　　观察会议的核心，我们还看到，全会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六大任务：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加强宪法实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保证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领导。全会提出，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依宪执政。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宪法监督制度，健全宪法解释程序机制。同时，这份公告还称，推进法治专门队伍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完善法律职业准入制度，建立从符合条件的律师、法学专家中招录立法工作者、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从政法专业毕业生中招录人才的规范便捷机制，完善职业保障体系。

　　有趣的是，在这之前，人民日报海外版在对京西宾馆的所谓“揭秘”中的这段描写，“10月23日，十八届四中全会就将落下帷幕。这场在两个月前就宣布了‘依法治国’主题的会议，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消息放出。国内的网站媒体也进入了新闻饥渴的时刻——想知道会开得怎么样、开了什么内容——迫切想知道，非常想知道，但就是不知道。”是的，在新华社没有发布本次全会的公告之前，大家或都在猜测，这次会议到底会为中国规划一个什么样的法治路径？

　　上述问题不但国内民众感到好奇，全球媒体都瞪大了眼睛。原因是，已经形成权与法、情与法、礼与法交织缠绕的中国，推行法治不仅是国家治理方式，还是规范社会关系的方式。对此，习近平表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只不过，这句话，在笔者看来，说起来容易，它做起来却难。建国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固然有目共睹，到了现在已经是中国打一个喷嚏，世界都跟着感冒的时代。但之前的中国处于创业阶段，大家都穷怕了，都有着强烈的积累财富的欲望，但这一欲望一旦达成，接踵而来的问题也就浮现了，人们对国家的要求、对执政党的要求也相对提高了。接下来，执政党如何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的问题，也就摆到了桌面上。对于这个问题，部分西方媒体，似乎对中国的法治抱有成见，他们对于如何在党领导下实施法治，充满了疑虑。这种疑虑似乎也发了中共高层的关注，这次四中全会也作了响亮的回答。

　　与相对应的，其实外界早就关注到了，那就是，今年6月以来，中国司法改革已经启动，主要有4项内容：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在东、中、西部选择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为全面推进司法改革积累经验。这项改革的主要目标是推动法官群体的独立化、精英化，让司法去地方化、去行政化。有评论认为，此举直指中国司法问题的核心。

　　其间，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经济学家胡星斗，群发给笔者的一封邮件中称，在司法改革之上，需要顶层设计。胡星斗认为，依法反腐将是四中全会阐释依法治国理念最主要的表现形势之一。依照习近平领衔中国以来的执政逻辑，极有可能设立“国家反腐败总局”，整合中纪委、监察部、信访局、审计总署等反腐力量，建立一个独立于中央的垂直反腐部门。

　　有媒体举例称，类似的改革措施，在中国有很强的可行性，一个成功的例子是新加坡，新加坡的经验表明，司法独立化并不必然与三权分立相联系。新加坡有一个强有力的反贪执行机构。成立于1952年的新加坡贪污调查局，拥有类似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独立的秘密调查权，局长由总理直接任命，只对总理负责，香港廉政公署（ICAC）正是取经于此。李光耀在谈“新加坡模式”时表示，“我们会接受那些能够使国家运转得更好的美国式的制度和做法，但我们也要保持自我。”这个道理也适用于中国。谈到四中全会时，《洛杉矶时报》称，“中共接受‘法治’——以他们自己的方式”。观察人士称，洛杉矶时报的说法是对的，中国有自己的传统与独特国情，法治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

　　美国侨报也认为，法治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一步步推进。中共高层不止一次表达过“反腐要标本兼治，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的理念。四中全会是一个从治标走向治本的关键节点，但不是终点。同时，该媒体引述《中国纪检监察报》披露的反腐“成绩单”的记录称：中共十八大以来，至少61名中管干部落马，其中应包括周永康、徐才厚、苏荣3位前任或在任党和国家领导人。今年前10个月，仅副部级以上干部便有32人被组织调查。在这样的成绩单之上，上周，中央政治局7名常委全体出席“群众教育路线活动”总结大会，正是在四中全会前夕为这场历时1年多的“运动式”反腐画上一个休止符，为接下来以制度建立官场新秩序做足准备。

　　据此，侨报在发表自己的观点时认为，“运动式”的功效可喜可贺，但运动式反腐要持续，必须以制度反腐相配套。本次中纪委反腐功不可没，但中纪委的运作机制长期存在着模糊地带，如“双重领导制”：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在同级党的委员会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双重领导下进行工作。“屁股指挥脑袋”，这种体制严重存在着同级监督不力或监督过软的问题，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不力，是腐败高发的重要原因。中纪委也坦承，“一把手出事“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因此，一直以来，舆论对于地方纪委接受同级党委领导的“同体监督”收效看法不一，有关“纪检机构垂直管理、异体监督”的呼声不时响起。故而，这家媒体在拿捏本次全会“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共将拿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时称，纪检体制的改革，其实不只是纪检系统的问题，而涉及到中共这个执政党的治理结构问题，对整个政治体制改革都将产生影响。敏感性很高，难度很大，但如果改革不难，就不叫改革了。

　　面对侨报的这一说法，笔者似是若有所思。只不过，笔者在回顾新华社另一篇文章《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所说的，“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必须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时，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源由抑或在于，曾有人告诉过笔者，“在中国打官司，就是打关系”的缘故吧！（文/梁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