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曾飞

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人民当家做主

曾飞

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笔者在《阶级斗争无需发明，人民民主专政才是要害》一文中总结说：“实现人民民主——人民当家做主才是这一切的中心点。淡化了这一点，其他的论说都会变成骗人的鬼话。”这并非耸人听闻的奇谈怪论，而是事实。

亿万人群长久以来饱受专制统治之苦的切身经验使之明白过来：无论是普世民主、人民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或协商民主等等，如果不以“人民当家做主”为实质，那就都是骗人的鬼话。如果以民主为招牌，少数精英专政为实质，那就是直接的欺骗。

所谓的普世民主，实质是“一人一票”的投票权，投票选择专政者；当选之后，专政者就得以“合法”地对人民（选民）实行专政——实际上的暴力统治。直至再一次投票选择由谁来对你实行专政。官僚及其背后的垄断资本势力永远是实际上的当家人。人民永远是被当家的人——被统治者。如此，所有的民主论说就都变成了骗人的鬼话。

同样，人民民主也好，无产阶级民主也好，协商民主也好，如果形式上的民主程序给予了官僚及其幕后势力内定人选（精英）的合法“代表”权，之后人民的“代表者”（官僚）也同样可以“合法”地对人民实行专政——实际上的暴力统治（只需任意指定某个国民为阶级敌人即可名正言顺地对其实行专政）。直至再一次的民主程序给予对你实行专政——暴力统治人选的统治“合法性”。官僚及其幕后势力（精英集团）永远是实际上的当家人。人民永远是被当家的人——被统治者。如此，则所有的民主论说也同样会变成骗人的鬼话。

总之，形式服从内容，没有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内容，任何表面上的、美妙无比的、貌似正确的民主形式都依然是虚假骗人的鬼话。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说真话也许“大逆不道”，但人民需要这样的真话——这是他们的根本利益所在：人民只有实质性地当了家做了主才不会永远被盘剥和受欺凌，才有真实的福祉和自由可言。

然后，下一个实质性问题就是，人民如何才能真实地当家做主，而不是被当家做主。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当下的历史重任。作为执政党就必须总结人民为此斗争而获得的成功经验，倾听民众的意见和有良知的学者的研究成果，给出方案，经过反复验证而后带领民众去实施。

就目前而言，执政党以下意见值得人民特别关注：

2014年09月06日京华时报《习近平：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生命》：习近平指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保证和发展人民当家做主。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必须坚持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支持和保证人民通过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国家权力。要扩大人民民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

2014年09月08日新华网《习近平用“8个能否”评价政治制度是否民主有效》：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用8个能否来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2014年9月2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成立6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实行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要求我们在治国理政时在人民内部各方面进行广泛商量。毛泽东同志说过：“国家各方面的关系都要协商。”“我们政府的性格，你们也都摸熟了，是跟人民商量办事的”，“可以叫它是个商量政府”。周恩来同志说过：“新民主主义的议事精神不在于最后的表决，主要是在于事前的协商和反复的讨论。”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表明，保证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通过依法选举、让人民的代表来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是十分重要的，通过选举以外的制度和方式让人民参与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管理也是十分重要的。人民只有投票的权利而没有广泛参与的权利，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这样的民主是形式主义的。

以上论述已经给出了实现真正的民主——人民当家做主的初步的、可操作性的路线图。国人不仅应当充分关注，更重要的是认真参与，在实践中完善之。人民的解放只能依靠人民自己，不可能等待上帝的恩赐。抱怨和空谈毫无用处。

另外，要具体构建人民当家做主的体制，还必须关注当什么家，做什么主和如何当家的问题。其中应当特别关注的是：其一，必须完善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产生过程，党组织必须从民众中而不是官员中，经过充分调查，听取民众意见，经过充分协商之后提出差额候选人，发布他们的信息，然后选举确定“人民代表”，而不是“官员代表”。官员不能作为代表，只能根据需要由人民代表大会特邀而参加会议旁听或接受质询。“人民代表”必须深入了解民众的意见，并如实反映到大会上。如果失职，只看官员的脸色说话，选民随时可以依照法定程序免去其代表资格；领导则无权剥夺其代表的称号。其二，人民的意愿通过人民代表大会集中而形成法案，依法实施，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行政、司法及其人事的做主，并随时可以依照法定程序罢免政府和政法的官员。其三，要特别关注人民对全民资本的直接控制和监督，不能让行政官员直接控制全民资本，从而有机会化公为私而蜕化为官僚资本家，并依靠这样的经济实力成为社会的主人。

最后一个问题，那就是人民当了家做了主，有了名副其实的民主，为何还要专政——暴力统治？

那很简单，某一些统治过绝大多数人（人民）的极少数人（贪官污吏、内奸）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曾经的朱门酒肉臭的极乐世界被人民夺走，从而铤而走险，对人民进行反攻倒算，继续侵吞人民的公有财富。人民也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胆敢反攻倒算侵吞全民财富者实行专政——暴力统治。专政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整体的的经济利益，是人民这个经济集团对精英经济集团的斗争，而不是争夺个人权利的个人对个人的争斗。更不是官僚用以打击平民的借口。所谓的划分阶级成分、戴阶级异己分子高帽、上纲上线等所谓的狠抓阶级斗争的惯用把戏目的都是官僚趁机对平民实行专政——用暴力维护他们巨额的不法经济利益。这当然是反人类的罪恶。人民绝不能容忍其重演。而人民用以对付反攻倒算集团的专政工具主要是法制、人民军队和民兵，是依法处治；而不是放任官僚富豪及其爪牙无法无天地借口阶级斗争来随意加害个人，侵犯人权，保护他们的非法巨额财富。

中道凡变

不会是那么容易实现的事。

曾飞

但是必须努力。官僚精英当家而暴富有些人很舒服，可百姓不舒服。

曾飞

2011-08-15《曾飞：俞可平博士“增量民主”论的错误思维》：国人永远不要忘记，民主不可能靠主子的赏赐而获得，民主只能靠绝大多数人自己去争得。中国人如果永远被困禁于奴才的思维之中，天天期待着主子大发慈悲而赐予“民主”的日子快点到来，那就永远摆脱不了做奴隶的命运。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如果永远连维护自己的利益都不敢，众人沉沦于鲁迅先生说痛陈的“无智愚贤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那种甘当奴才的病态中，中国要突破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而建成绝大多数人民主的制度就根本不具有现实性。而那些真正有良知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也就根本发挥不了本来应该有的作用。不能忘记，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2011年11月《曾飞：国有企业不是全民所有制企业》：“因此，人们要控制资本，用其利而防其害，全体劳动者——人类的绝大多数就必须能够控制的资本，而这就只能是保持全民所有的资本保持主导地位。资本垄断的必然就是垄断整个社会的公权力，从而为所欲为，为暴利而不惜毁灭人类。全体劳动者唯有控制主要的资本，才能牢固控制公权力，使私有资本不能为所欲为，危害人间。……因此唯有在全民所有制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全民所有制企业、私有制企业、股份合作制等企业和个体劳动者共存并平等竞争的格局才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而不是消极作用。“全民所有制企业不能归国家的行政机关（政府）管理的理由或要害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不是国家所有制。全民所有制企业属于全民，不属于国家，不应该由国家行政机关管理。而应该由人民代表大会设立专门的全民资本监管委员会来监管，并依法设立许多全民财团来独立经营全民资本，进行市场投资。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全民资本监管委员会的委员也不能直接干涉全民财团的独立经营。所有依法成立的企业，包括全民财团投资的企业和私有资本投资的企业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情况之外，都应当平等公平竞争。全民资本的红利归全民所有，由全民决定其用途。国家只能依法收取税收。政府无权任意收缴全民资本所产生的红利。那样不利于构建廉价的小政府，也破坏了全民所有制的基本性质。

2013-12-31《曾飞：政府和人民不是契约关系而是委托关系》：政府与人民似乎是一种契约关系。这是错误的。政府与人民主体是委托授权关系而不是契约关系，人民主体把一部分公权力，特别是具体实施的部份委托给政府。而绝对不是两个主权体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理论错位，必然导致政府与官僚阶层政治活动的错位，把自己当成了公权力主体，凌驾于人民之上而任意作为。“创制政府的行为绝不是一项契约，而只是一项法律；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委任他们，也可以撤换他们。对于这些官员来说，绝不是什么订约的问题，而只是服从的问题；而且在承担国家所赋予他们的职务时，他们只不过是在履行自己的公民义务，而并没有以任何方式来争论条件的权利。”（卢俊《社会契约论》）显然，形成社会公约的全体社会成员——人民构成了主权体，主权体把行政权力委托给政府，政府只是介于全体社会成员与每个社会成员之间的媒介，而不是人民主体之外的另一个独立的主权体。政府官员只能服从人民，无权与他们谈论契约关系，争论条件。

鹰雄鹰

从理论上阐述了制度与资本的关系，观点很原始新潮辩证正统。

曾飞

2010-11-07《曾飞：唯有民主才可以兴中国》  

中国近代不但缺乏民主意识，更缺乏真正的民主。而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也唯有民主才可以救中国，唯有民主可以兴中国。

人们不要忘记黄炎培先生的忧虑。

吴洪群先生在《黄炎培说周期率》一文中描述道：

“毛泽东还与黄炎培做了三个半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交谈。临别，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几天感想如何？

“黄炎培坦率地道出了一席诤诤肺腑之言。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的回答是坚定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它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这个周期率。”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创建一个永远强盛不衰的国家，唯有民主——人民大众当家作主。除此之外别无他方。

曾飞

2010-11-07《曾飞：唯有民主才可以兴中国》  

中国近代不但缺乏民主意识，更缺乏真正的民主。而对于现代中国来说，也唯有民主才可以救中国，唯有民主可以兴中国。

人们不要忘记黄炎培先生的忧虑。

吴洪群先生在《黄炎培说周期率》一文中描述道：

“毛泽东还与黄炎培做了三个半天、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交谈。临别，毛泽东问黄炎培，来延安考察几天感想如何？

“黄炎培坦率地道出了一席诤诤肺腑之言。他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的回答是坚定的：‘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回答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中国共产党没有自己的任何私利，它的唯一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依靠民主，必将能够打破历史上屡屡出现的这个周期率。”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创建一个永远强盛不衰的国家，唯有民主——人民大众当家作主。除此之外别无他方。

曾飞

2011-02-22《曾飞：简论中国无产者争得民主过程中的得失》：

发布时间:《共产党宣言》指出：“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这是一种可怕的传统的力量。

　　在中国的革命获得胜利之后，执政党内的当权者很难摆脱“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这种传统势力的可怕诱惑，大部分当权者很难抗拒。而新中国六十多年的历程也证实了这一点：大部分的当权者总是力图把握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发财致富并力图巩固自己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这种状态表现为大面积的高官腐败。而且屡禁不止，愈演愈烈。

　　这种现象表明，无产者集团与官僚集团控制公共权力（政治权力）的斗争，并没有因为革命胜利而结束，而是以新的形式在或明或暗地继续进行着。这就是建国之后阶级斗争的新表现形式。这样的国情，决定了中国无产者“争得民主”过程的艰巨性与曲折性。

虽然新中国成立后所制定的宪法已经勾勒出了实现人民民主的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基本民主体制。这是中国无产者及其先锋队在民主道路上前进的重要成果。但可惜在“干部决定一切”的信条被推向极端和中国传统的尚贤政治影响之下，“一把手”集权体制迅速膨胀。宪法所规定的人民民主体制如同空话。国家的一切权力不在人民手中，而高度集中在以“一把手”为核心的干部集团手中。“人大代表”成了党恩赐的荣誉，而并不代表人民大众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甚至连监督都难以做到。在监督机制形同空设的状态下，一部分“一把手”开始利用自己手中的特权图谋自己的权势与私利，欺凌百姓。

在党内，腐败蔚然成风。大批高官热衷于利用公权力来发财致富，图谋私利而无所忌惮。声调极高的“反腐斗争”成了装点门面甚至官僚派别斗争的工具。据吴官正披露：“据知，2003年，中纪委调查组、中共中央研究室、国务院研究室、中组部，曾就财产申报制，决定到上海、广东搞试点，结果发生二大问题：（一）党政干部强烈抗拒，以消极怠工、政局瘫痪来对待；（二）高、中级干部在内部申报时，上海市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拥有一千万以上的资金，广东省的省、厅级干部，百分之九十九拥有一千万以上资产，如公开，势必会被社会各界追击。”（《吴官正交班直言三大憾事》）中国的贪官集团终于敢于和“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一个样，“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官僚集团的专制一旦成风，人民民主也就奄奄一息。

中国无产者如果不争得民主，中国就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就不会有人民大众的真正福祉。也就难以粉碎官僚贵族及其背后的主子美国垄断寡头图谋在中国建立的天堂。中国的人民大众就永远不可能真正站起来，也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富裕和幸福生活。中国人民在争得民主的过程中走过了曲折艰辛的道路，有所得也有所失。中国无产者，中国的人民决不会失去信心。他们会进一步联合起来，紧紧地团结在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周围，坚持到底，争得民主，争得真正的社会主义和人民大众的富裕与幸福。

曾飞

2011-02-09《曾飞：反民主：尊孔、九五之尊与官僚专制》:
中国历代封建帝王大搞尊孔而把孔子捧上“九五之尊”的地位，那自然不是要生前十分落泊的穷教书匠孔丘来当皇帝。而是窃取他的某些理论来确立自己的君权——彻底否定中华传统的“民本”思想和“君权民授”的观念，而确立“君权天授”的封建帝王统治歪理。用现代话来讲就是搞一场反民权、反民主，确立君权、官僚精英专制的政治运动。茅于轼在《国家需由精英而不是大众治理》一文中早就在进行这种官僚专制合理性的“科普”宣传了：“一个社会要想稳定，需要有两个必要条件：第一，国家需要由精英而不是由劳苦大众治理。从邓小平迄今的三十年，中国的精英治国趋势越来越明显，政府官员、公务员，差不多都已是大学以上文化水平，而且具有硕士、博士学位的官员越来越多，从国外深造归来进入国家管理岗位的也越来越多。”“社会稳定的第二个条件，是实现国家治理的精英分子，优先考虑的必须是底层群众的利益。如果精英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个社会是靠不住的。”用茅于轼自己的另一种讲法就是：“提倡精英治国，但精英须代表草根。” （羊城晚报，《茅于轼：提倡精英治国 但精英须代表草根》）这就被是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打倒的孔家店僵尸的复活。在日益膨胀的“一把手”专制的官僚政治体制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早就成了一句空话。国家的一切权力早就属“一把手”们，而不属于人民。某些权力垄断的官僚们的这一切重大政治独断都需要有一个强大的统治思想体系来支撑，这就是“孔子思想”——五四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打倒的“孔家店”来支撑。也就是必须复辟“九五之尊”的君权的尊位；消除“民本”与“君权民授”的华夏文明传统；消除毛泽东的“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以及“我们的权力是谁给的？是人民给的”的“毛左”思想。在当今的中国，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一把手”的官僚体制，而不属于人民早就是现实。搞尊孔运动无非就是要让这种现状合理化和合法化。这就是近日在天安门广场树立起一尊九点五米高的孔子塑像大搞尊孔运动公开的秘密。

中道凡变

老师幸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