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反腐败与经济发展

大参考

　　新一届政府反腐力度空前加大，大小老虎与不计其数的苍蝇纷纷落网，民众对此多有赞誉。当然，也有人提出异议，认为短期来看，反腐败肯定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因为反腐败使得一些与政府有关的经济活动放缓，从餐饮业到与政府有关的一些服务业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放缓。还有人更进一步指出：“现在反腐败政策的最大成本，不是公务消费的下降，这只是冰山一角，最大的成本在于很多与改革相关的一些措施在目前反腐败的大形势下难以推进，因为很多的改革措施需要通过地方政府官员的创新和尝试去推行……”一句话，反腐不利于经济发展。那么，反腐是不是真的与经济发展水火不容呢？

　　从理论上讲，我们现在推行的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本质上就是公正的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源于竞争，竞争要有规则，而规则必须公正。而腐败是社会公正的大敌，它意味着权力寻租和对市场的干预，意味着有的人可以通过走关系和权钱交易，获取不平等的竞争优势，由此伤害社会公平与公正，破坏市场经济的基础。那些依靠腐败资金和腐败交易支撑的产业和行业，本身就是市场资源被错误和扭曲配置的结果，是饮鸩止渴，是难以持续的。反腐败，就是要让这些错误和扭曲配置的市场资源，回到正确的轨道上，以更加优化的配置，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和社会价值。所以，认为反腐影响经济发展是皮相之见。

　　再看事实。我们看到，我们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原先都是腐败之地，而反腐败给它们带来的不是萧条，而是真正的繁荣。、

　　比如香港。香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为世界航运、金融与消费中心，离不开一支廉洁的公务员队伍，而香港廉洁的捍卫者就是大名鼎鼎的“廉政公署”。“香港，胜在有你同ICAC”，在港剧港片里常能听到的这句台词就是廉政公署的广告语。“被廉署请和咖啡”则是让香港人闻之色变。廉政公署简称廉署，或ICAC。香港北角渣华道的一栋25层蓝色玻璃大厦就是它的总部。20世纪50年代，香港警队成立了检举贪污组，但贪污仍然猖獗。特别是20世纪中叶以后，随着香港经济迅猛发展，来港非法移民人数也迅速增加。本来就人多地少的香港社会资源矛盾严重。批文、办照、领牌等公共资源腐败的一塌糊涂。香港廉政公署前专员罗范淑芬曾这样描述40年前的香港，“医院看病，要向医生塞红包。小贩被警察追，要给警察塞红包，就连自己家的房子着火了，都要按规矩给消防队员“开喉费”。警察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横行街市，肆意寻租。前香港警司韩德曾说：“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1974年廉政公署成立，之后，香港才有了秩序，有了是非、白昼和黑夜。它的巨大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廉政公署的建立首当其冲的肩负起了反贪污反腐败的担子，把矛头指向了与市民联系密切的基层机构，比如警察署、工商局、市政局、消防署等部门，有效地遏制了腐败风气；其次，廉政公署是一个比较有效率的组织，它的组建恰如良医诊病，一下捏住了政府机构的痼疾所在，香港由此才真正迎来了廉洁的黄金时代，成功地实现由乱到治的历史必转变，并成为公认的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再次，香港廉署破案如神，并能屡屡扳倒高官，令腐败分子闻风丧胆，其反贪经验引起了全球关注，并且快速的遏制了香港的贪污腐败风气，反贪模式也为全球反贪机构所效仿。最后，廉政公署的建立，有效遏制了腐败风气，为城市下层劳苦大众的劳动报酬提供了有效地保障机能，提高了劳动力的劳动积极性，间接的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发展。如果没有诸如廉政公署这样的机构保证香港清廉，那么它在世界经济版图中的位置将不复存在。

　　又比如韩国。这个国家的国土面积仅为9.9万平方公里，约占中国面积的百分之一，只相当于广东省的一半。人口也只有4800万，约为中国的1/28。然而，就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国家，其经济规模的总量，已居世界第10位，近乎于中国的一半，而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近15000元美金，是中国的10余倍。除了经济领域外，近10多年来，韩国在政治、文化、电影、电视、大众娱乐、体育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韩国的崛起，正与其反腐的推进过程同步。

　　韩国的腐败是从1946年春日本人撤走之后便立即开始的。此时，美国的经济援助一批批运来，那些掌握了物资分配权的官员开始毫不犹豫地大肆贪污。朝鲜战争后拍卖日本人留下的工厂，又给一大批人提供了致富的机会。不贿赂政府官员，同官场没有密切的关系，想买到企业是不可能的。公开招标只不过是公开的欺骗，在韩国对日本人留下的企业实行私有化的过程中，国家资产大量流失，出售价格只有评估价的一半。就象美国人所说的，李承晚的官员们“成为肆无忌惮的剥削者。没有理想也没有道德顾忌的约束，他们的行为是享乐主义的，他们的纲领是高消费取向的。”李承晚政权对韩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缺乏责任感，也不可能采取什么有效措施。在李承晚统治十二年中，韩国经济没有任何起色，韩国人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一九六一年五月十六日，朴正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成立军人政权也开始了韩国的反腐历程——所谓“庶政刷新”运动，运动结果是清除了数万名素质较低的行政人员，并且永不复用。一九七四年和一九七七年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肃正”，一九七七年一次就惩处行政人员51468人。然而，这场反腐从本质上来说是传统的人治的，因而效果也有限。真正开始反腐并取得成效的是第一个民选总统金泳三推行的的制度反腐。就任总统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率先把自己和家属的全部财产公布于众。以此为起点，金泳三政府开始了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实质性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开，这是被西方先进国家的行政经验证明行之效的，对腐败有釜底抽薪作用的反腐利器。韩国人当然早就认识到它的威力，也早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然而直到金泳三时代，它才千呼万唤始出来，真正进入实施。他于 1993年2月20日将自己和直系亲属的全部财产公开，于同年5月20日向临时国会提交并通过了以高级公务员财产公开为主要内容的〈公职人员伦理法〉修正案。此法于同年7月11日生效。这一反腐举措，使得两位前总统卢泰愚、全斗焕巨额秘密资金被揭露出来。1995年，金泳三把这两位前总统送上了法庭。一审判决前总统全斗焕死刑，判决卢泰愚22年6个月有期徒刑，并分别罚款2259亿韩元和2838亿韩元。当然，最后也伤及自身，金泳三的儿子后来也因贪腐被送进监狱，但这毕竟保证了政府的清廉，也为韩国经济腾飞提供了动力。

　　反面的例子当然也有，比如印尼。苏哈托于1965年开始在印尼执政，在实行威权统治的同时，以发展经济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这一基本特征确保了其在印尼的长期统治，但也为腐败在印尼的泛滥猖獗创造了条件。1966年，苏哈托宣布印尼进入“新秩序”时期，所谓“新秩序”，实质上是建立完全的军人统治，依靠武装部队来控制国家。苏哈托政府长期以保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为目标，力求通过高度的中央集权确保政治稳定，为全面进行经济建设创造条件，这是实现其长期统治的重要保障。然而，“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在印尼表现为：集中于苏哈托及其家族以及军队手中，并且缺乏相应的在立法和司法领域的监督。从地方和中央关系来看，权力高度集中于中央。这些因素都导致了腐败在印尼的泛滥。 而腐败的猖獗不仅不能推动经济发展，还可能连政权也会丧失，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直接导致了苏哈托政府的下台，这是诸多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长期积累的结果，其中，腐败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们看到，正因为腐败的猖獗使投资者对印尼望而却步，甚至抽身而退，直接阻碍了印尼经济的恢复。据报道，外国直接投资从90年代中期的399亿美元，跌落到了2003年的不到100亿美元。

　　再比如菲律宾，这是亚洲国家中贪污腐败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多年来，菲律宾经济持续低迷、贫富差距日益扩大、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贪污腐败盛行。和其历届前任一样，阿基诺三世也曾高举反腐大旗参加总统竞选。上台伊始，他信誓旦旦，向菲国民承诺“三要”：“要反腐、要扶贫、要改革”。如此壮举赢得舆论高度称赞，社会上甚至出现要求他连任的呼声。但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阿基诺三世交给国民的却是一张白卷：贪污腐败依然横行，失业率从20%升到了24%，所谓的“改革”，也未见丝毫推动。可以看出，导致菲律宾陷入腐败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在于“家族政治”。权贵家族利用手中的政治权力获取经济财富，同时又利用财富上的优势和影响力继续寻求政治权力，成为菲律宾家族政治腐败的成熟模式。美国殖民主义带来美式选举的民主政治制度后，菲律宾权贵家族的财富便有了一个可以实现成本收益比最高的途径——投资政治。从此以后，这个国家政治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现在权贵家族之间的持续不断的血腥争斗。自1986年马科斯总统被推翻至今，菲律宾当选的历届总统，或出身豪门，或得到豪门支持。现任总统阿基诺三世、前任阿罗约、拉莫斯，都来自“政治世家”。而拉莫斯的前任，则是阿基诺三世的母亲阿基诺夫人。在菲律宾，整个社会形成了对腐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的腐败文化。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造成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下降，以至社会上多数成员都认可腐败的合理性；人们痛恨腐败往往不是出于社会正义而是出于嫉妒，即使是高调反腐的阿基诺三世，其家族也屡被质疑。因为1987年其母阿基诺夫人运用总统特权，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但在那次土改中，阿基诺家族多达6400公顷的路易西塔种植园却得到“袒护”，毫发未损。

　　总之，我们看到腐败独裁猖獗的国家，其经济岌岌可危；而能真正进行反腐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早晚会欣欣向荣，这，或许足以说明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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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真正进行反腐的国家或地区，其经济早晚会欣欣向荣，这，或许足以说明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子曰

中国的卢泰愚们还活着，所以官员公布财产仍是水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