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议会斗争好过街头革命

大参考

　　所谓“议会斗争”乃非暴力政治斗争的一种。指社会各个阶级、政党、集团及其代表在议会里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直接影响到国家政策，斗争各方都进行理论宣传、施加政治压力，甚至采取金钱交易的方式，以实现自己的集团利益。这种斗争形式在我们正统意识形态中是上不得台面的，认为其斗争性质不可取——比如，我们在评价1688年的英国议会斗争“光荣革命”时，就认为这是一场不彻底的革命，因为它保留了帝制，而法国大革命则是一场彻底的革命，因为它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而历史的本来面目却是，英国革命使议会对国王的斗争最终以胜利而告结束，它以不流血的方式完成了政权的更替，使得“议会至上”原则和他们前辈不懈争取的其他宪政原则终于得以确立，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成为人类宪政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光荣革命前，国王詹姆斯二世由于违反前王国政府制订的有关限制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徒担任公职的法律，委任天主教徒到军队、政府、教会担任要职，支持任命天主教徒出任大学教授，撤销限制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权利的法令（不从国教者和天主教被贵族们认为具有激进和暴力倾向）。詹姆斯二世并且宣扬“君权神授”，逮捕新教徒，实行专制统治，导致与议会的斗争加剧。这使反对詹姆斯二世的辉格党和托利党人面临选择，废除帝制是否能够成功暂且不说，引发剧烈社会动荡是肯定的，即将“把国家投入到血泊之中，把他们的宗教、法律和自由带回到刚刚逃出的那种危险之中”。而且即使废除帝制，也不一定能够达到革命者想要达到的目的。殷鉴不远，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议会在与国王查理一世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将国王送上断头台，宣布建立共和。可是共和制并没有使人民企望的权利得到落实，克伦威尔利用通过战争积累起来的无法制约的权力武力解散了国会，以“护国公”的名义对国家实行了更为严厉的军事独裁统治。因此，辉格党人和托利党人选择了妥协，推翻詹姆斯二世以后，他们同意新教徒玛丽和其夫君威廉共同继承王位，由于威廉之妻玛丽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使得王位的继承具有了合法性的成分。与此同时，他们利用议会向威廉提出了一系列继位的先决条件，限制其作为君主的权力，即要求王位的继承者威廉签署由议会提出的《权利宣言》。内容包括：国王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詹姆斯二世的行为是破坏法律的行为；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收赋税；向国王请愿是臣民的权利，侵犯即为非法；新教臣民可以配备武器；国会内演说、辩论及议事自由，不应在国会以外之任何法院或任何地方受到弹劾或讯问；议员选举自由。威廉接受了宣言，并经议会正式批准定为法律，即《权利法案》。政治需要妥协，而光荣革命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们奉为人类史上政治妥协的经典案例。

　　实际上，这种对议会斗争的重视利用也不限于“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比如恩格斯万年对议会斗争的意义也有了新的认识。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只是断定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得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一门科学，绝不是说对有关社会主义的问题已经有了科学的结论，所以马恩在这两个伟大发现的指导下与时俱进地考察了无产阶级完成解放世界的历史条件及其性质本身，并且把考察的结果运用于指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在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他们曾主张通过无产阶级专政的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新社会，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1852年致魏德迈的信等著作中就是这样说的；而到了六七十年代，对从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问题有了新的认识，把经济上的过渡同政治上的过渡区分了开来，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五篇第二十七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提出股份公司和工人自己的合作工厂是向新社会过渡的“过渡点”“过渡形式”，在《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中把无产阶级专政限定于“政治上的过渡时期”和“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到了八九十年代，则主张在建立了宪政民主的国家“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成了备用手段，只在发生“维护奴隶制的叛乱”时才使用。因此，恩格斯主张建立一个议会党——原来他也追随马克思，主张暴力革命，可19世纪两次工人起义失败及其所引起的严重后果也使恩格斯对暴力革命成功的可能性产生怀疑，他明确指出：“1871年的轻易胜利，也和1848年的突然袭击一样，都是没有什么成果的”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也越来越造成使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成为不可能的形势。对此，恩格斯做了较详细的考察：“城市街道变得又宽、又直、又长，使新式枪炮能够发挥更大的效力；街垒越发难以构筑，巷战更加困难；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使军队的集结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军队数量成倍增长，武器装备得到改进，先进的火器和枪弹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因此，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的巷战，现在大都陈旧了。”因此“如果军队作战，进行抵抗就是发疯。”在这种情形下，恩格斯主张：“我们目前应该宣布进行合法斗争，而不要理睬别人对我们的种种挑衅。”“我们不应当在胜利的道路上受人迷惑，给我们的事业带来危害，我们不应当妨碍我们的敌人为我们工作。因此，我同意你的意见：在当前，我们应当尽可能以和平和合法的方式进行活动，避免可以引起冲突的任何借口。”恩格斯还提出这么一个著名的论断：“实行突然袭击的时代，由自觉的少数人带领不自觉的群众实现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凡是问题在于要把社会制度完全改造的地方，群众自己就应该参加进去，自己就应该明白为什么进行斗争，他们为什么流血牺牲。”在实践中，这种议会（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取得了丰硕成果。二十世纪末，有无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民主党以在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选执政、使欧洲和平进入民主社会主义的历史性成就，证明了恩格斯论断的正确。欧盟十五国中英国、法国、德国、瑞典、芬兰、奥地利、葡萄牙、荷兰、意大利、丹麦、希腊、比利时、卢森堡等十三个国家是社会民主党或工党执政。社会党国际以红玫瑰为徽记，世人惊呼欧洲红潮涌动。民主社会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在老资本主义国家通过生产力的大发展和调节分配，基本上消灭了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脑劳动的差别，铸就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辉煌。这一成就使苏联模式的暴力社会主义黯然失色。这是促成苏联和东欧国家“和平演变”的根本原因。社会民主党人用团结资产阶级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办法，实现了差别日益缩小的共同富裕。在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已经没有农村和农民了。二十一世纪初，德国蓝领工人只占工薪阶层的百分之六。被《共产党宣言》当作革命主力军与资产阶级对峙的工人阶级变成少数了，这少数人的生活水平也超过了罗马尼亚总统。工人阶级用不着起来革命，随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就这样“解放”了。三大差别的缩小，不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彻底灭亡上，而是寄托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上。

　　反之，街头革命则不仅可能带来极大的社会动乱，而且还会伤及民主。民主是什么？其要件有二：首先是代表性，即民意能够通过制度化的渠道体现于公共政策；其次是协商，即通过协商来增进民意的理性程度。而“街头革命”在这两方面都不具备。先看代表性。比如，你就很难说前段时间乌克兰基辅街头的示威者代表了乌克兰人民，因为乌克兰南部、东部的亲俄派民众也为数不少。又比如，在泰国街头革命中，你也很难说黄衫军代表了人民，因为还有那么多的红衫军。而事实上，有调查显示，泰国大多数民众既不喜欢黄衫军也不喜欢红衫军，他们希望结束一切街头示威对抗，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是不是人民？街头政治的代表性是可疑的。议会或者总统总理有一个选举程序，街头上的那些人是谁选上去的？事实上“街头政治”很可能会造成代表性的倾斜，那些没有上街的人的声音，不能在“街头政治”中被表达出来。如果一个制度不断给“上街”正面反馈，这就会鼓励一种“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政治局面，事实上就是奖励政治观念和行为的极端化，而这是违反民主的本意的。再看协商程度，街头政治往往与激情、口号、愤怒甚至暴力联系在一起，而这些特征往往使得协商变得很困难。好的民主不仅仅是把民意简单地用“一面镜子”照出来，它同时还应带动一种“协商机制”，使人们能够充分、理性地对公共政策进行辩论。但是，因为“街头政治”容易诉诸激情和暴力，这就使得民主中最好的那一部分——“协商精神”、充分辩论和“多元化”——难以展开。所以，无论是从“代表性”的角度还是从“协商精神”的角度来说，“街头政治”都不是民主的最好表现形式。

　　现代社会，利益不一矛盾重重，解决之道只有民主协商开会，哪怕在会场上打得头破血流，只不过是人们捍卫自身利益代价最小的方式，而且在法律的框架内的有限斗争受到法律的制约。只要商量，总会有解决的办法。况且，实在不行，你还可以选择等待：这回选举了一个你不满意的人，如果遵守民主规则的话，那你再忍四年呗，或者发动弹劾、发动不信任案。或者你支持的这个人没有被选上，那你可以通过选举之外别的渠道去影响公共政策。

　　无论如何，议会斗争都好过街头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