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蓬安：对烟草广告就要一棍子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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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网北京9月3日电（刘云 实习生张雯）8月31日，从成都飞往北京的联合航空KN5216班机上，有乘客在飞机飞行途中和等待加油的过程中吸烟，引起机上其他乘客不满，这一事件引发社会讨论。而就在30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广告法修订草案，有委员建议全面禁烟草广告。禁烟广告入法是否合理？公共场所吸烟为何有令不止？9月3日13时，安徽芜湖政协常委周蓬安做客人民微博微访谈，为我们解答“烟控”为何“难”。>>点击进入微访谈回放

　　目前占世界总人口19%的中国，却拥有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烟民，烟民总数量已达3.2亿，年消耗香烟达2万亿支，全球40%香烟系中国制造，有超过7.4亿中国人受二手烟危害，每年逾百万人因吸烟死亡。这一系列数据的背后，无疑是中国“烟控不力”。而“烟控”如此之难的原因究竟何在？笔者以为主要在于烟草业政企合一的特殊体制：国家烟草专卖局与中国烟草总公司虽两块牌子，但却是一套人马。作为政府部门的烟草专卖局，要履行公约规定的烟控义务；可作为烟草公司，又要维护本行业的经济利益。简单地说，就是“左手控烟，右手售烟”，而这两种角色又永远无法调和。国际烟控专家帕翠莎?兰伯特曾批评中国烟控：“当中国政府官员在讨论控烟这一公共卫生政策时，烟草公司的代表就坐在旁边。这就好像让狐狸坐在鸡笼里，讨论如何保护小鸡。”

　　烟控不力，甚至会导致国家形象受损。2009年在南非德班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缔约方第三次会议上，中国得了一个十分尴尬的奖项——“烟灰缸奖”。中国“获奖”的原因，是“宁要漂亮的烟盒，不要公民的健康”。

　　大家知道，中国制造的烟草制品包装盒上，标识那是“内外有别”。例如，出口到泰国的“中华”烟外包装上，是吸烟者溃烂的嘴唇和几颗被熏黑的残牙的特写图片。周蓬安认为：“国内的“中华”烟，包装典雅大方，富有喜气，被视为身份的象征，成为中国礼品首选之一，虽然也标有“吸烟有害健康”，但因为字体太小，警示作用微乎其微。”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烟草业全面禁止生产、销售和抽吸的困难较大，只能科学地逐步控制，但是，对于烟草广告就该“一棍子打死”。因为中国是《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该公约于2005年8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在中国具有正式法律效力。《公约》第13条及实施准则要求，缔约国在公约生效五年内，修改立法，全面禁止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理所当然要践约。

　　一些人赞成烟企以公益捐赠的形式进行赞助活动，认为如果能避免捐赠中掺杂广告、促销，保证烟企做到“只捐钱，不留名”，公益捐赠就该被允许。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分组审议广告法修订草案时，就“全面禁止”还是“广泛禁止”烟草广告，也存在争议，但“全面禁止”还是暂时占了上风。

　　考虑到中国的执法现状，如果不是全面禁止，烟企必然会利用慈善，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来改变“毒企业”的形象，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将会形成误导，而习惯于变通、打擦边球的烟企，加上执法机关的“配合”，最终一定会突破“只捐钱，不留名”的限制，从隐性宣传发展成为直接的广告促销。

　　最后，笔者对“烟控”提出12点建议：一是要进行体制改改，将行政管理机构国家烟草专卖局与生产经营企业烟草总公司完全分开，各司其责。二是应强化《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落实，从砸烂党政机关烟灰缸做起。三是禁止在中小学、幼儿园内吸烟；严禁在医院吸烟；严格限制在高等学校内吸烟；四是影视作品禁止出现吸烟画面。五是全面禁止烟草广告。六是大幅度提高烟草税率，以增加吸烟成本。七是重视对科学戒烟方面的研究。八是将戒烟纳入医保报销范围。九是积极开展禁止吸烟方面的立法研究；十是正确评价烟草业科研成果，“烟草院士”这一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怪现象，应该彻底杜绝；此前授予的，应该坚决取消。十一是全面落实《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必须印上警示语，宜占据50%以上面积，不应少于30%，最好有警示图片”之规定，学习境外做法，在烟盒上印上烂心、烂肺、烂牙及骷髅等标志。十二是取消有损形象的香烟商标，如中华、黄山、中南海、双喜等。

　　“烟控”确实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必须履行签约国的义务，并将“烟控”工作上升到维护“国家利益”的高度。我希望，“控烟形象大使”彭丽媛成为“第一夫人”后，能在“烟控”方面施加更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