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学东：金融监管官员“下海”后遗症

大参考

　　如果一个金融监管官员退休前进入金融企业做高管，还能保持此前的行政地位，这才是真正的完美的结局。在笔者有限的认识范围内，这是最爽的事了，因此就只能用羽化登仙来形容。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市场对金融业由于垄断导致的暴利一再诟病，而部分金融监管官员关于却一再辩解的根本原因。

　　从银行系统看，2013年以来，银监会已经有包括法规部主任黄毅，银行监管三部原副主任张霄岭，组织部原部长、人事部主任吴跃等多位司局级官员到金融机构担任高管。而最近银监会消费者保护局局长刘元将加盟招行担任监事长，深圳银监局局长熊良俊或将接替汤小青任招行纪委书记。

　　在证监会系统，官员“下海”到下属金融企业任高管，更加是稀松平常的事，媒体统计，仅2012年就有5名证监会前官员到基金公司任职督察长：证监会上海证管办机构处原副处长薛珍上任华安基金；基金监管部原处长林海中到岗国泰基金；上海监管局原副处长范伟隽空降富国基金(微博)(微博)；期货监管部原副处长李修辞正式赴任国金通用基金，以及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原副主任杨小松任职南方基金督察长。而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在公募基金担任高管职务的证监系统前官员达到30余位，共涉及30家基金公司。督察长由原证监系统官员担任的基金公司包括华安、长安、长城、国富、国泰、国联安、富国、南方、广发、国金通用、景顺长城、德邦、平安大华、融通、万家、信达奥银。

　　除了公募基金，还有一部分官员赴证券公司担任高管要职。公开资料显示，银河证券、国金证券、平安证券、太平洋证券等券商曾有7位老总来自中国证监会。而地方上的证监局和银监局官员去下属金融企业任职的就更加屡见不鲜了。

　　事实上，这几年下海到金融企业的监管官员，也不乏有志于商海里搏击一番的，想要在市场一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证明自己的实力，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因此有人说是自己的职业选择，但是问题这些下海的官员下去后，一般都是下属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到底是企业的自愿选择还是行政权力从中作梗，就很难说了，并且很难消除这样的嫌疑。

　　而更加不能回避的问题是，这样的现象难免让人们猜测这些官员的下海是在体制内和体制外进行套利，一是享受了体制外市场化企业的高薪待遇，而这些高薪待遇又是以行政监管好处做后盾的：官员本人在监管机构的人脉资源，和对政策背景的了解；二是享受了平行于体制内监管机构的行政待援，目前的金融企业大多是国有企业，高管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监管机构官员下海后，没有经过市场化业绩的历练，而是直接对应体制内行政级别，这明显是一种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表现。

　　这样的现象过于频繁，就会形成许多弊端，一个是损害监管机构形象，对其权威性和公信力有着难以觉察的危害，这是监管机构没有认识到的。监管机构人员如果仕途无望，最差也可以去下属企业任职，享受以上所有好处，而其他政府机构就没有这样的好处，或者他下属的企业没有金融业这么暴利，影响其他公务人员的公平竞争。这也许是一种变相的以权谋私，因为这些官员下海很多并非市场行为，也并非相应企业的自愿，很可能是迫于行政监管有形无形的压力。

　　二是损害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当监管官员到下属企业做高管形成潮流，就会在监管机构里形成这样的预期，个别官员会提前培育他今后下海的企业，提前为自己留后路，这时候各种监管好处就可能向这类企业倾斜，而在企业之间，就会对某些官员提前抛绣球，这中间就难免出现一些让市场担心的利益输送的事情；这还不算，当这些监管层的官员下海后，成为企业的高管，他当然就不是官员那样是为了公共的利益，而只是维护的是企业的利益，以企业利润最大化为最大前提，那么此前的人脉关系、监管资源都会对其他没有官员下海的企业构成极大威胁，即使这些官员秉持公心，也难免其他企业猜疑。

　　而目前中央正在行政部门尤其是行政官员的薪水和职务行为进行规范的情况下，可能有更多的监管人员去下属的企业任职，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形成更加恶劣的影响。

　　其实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企业和监管机构的人才流动也是很正常良性的循环，也是个人职业选择的自由，但是在国内却一直在受市场诟病，主要原因还是在中国金融业，政企不分、政资不分的问题一直进展缓慢。一些金融高管人士以金融行业为特殊行业为由，近几年，政资分开、政企分开的问题非但没有进展，而且政府对金融企业的控制更加加剧，个别出现倒退的现象，这不仅仅为这种体制内外的套利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而且让客观上也让这种行为损害了公共利益；第二是金融行业目前还是一个行政管制的行业，垄断到处都是，金融企业最近几年的高薪和暴利，大多建立在资产无序扩张和垄断的地位以及行政保护的利差上，这些暴利和高薪既然来源于行政权力所赋予，那么就应该将这些好处分配给社会全体公民，而不是由金融从业人员所独吞。

　　尤其是金融监管人员即享受了行政权力的好，还品尝了金融暴利的待遇，就更加加剧了社会的不平之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