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高考改革，从选官到分门别类

大参考

　　自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已三十多年了。但我国的举国统考制度，自隋朝始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止，科举制已经绵延一千三百年之久。无论朝代更迭，农耕还是小工商，还是工业化现代社会，以及后来在我国源自苏联的教育体系中，这套沿袭上千年的科举体系都是形似神亦未变，皆是“精英教育”的产物。

　　所谓“万般皆下品”，“学而优则仕”：只有拿到高等教育文凭才能成为“精英”，只有成为“精英”才能当官。要有文凭就必须考上大学，尤其是“重点大学”。这种“当官运动”的结果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考重点大学竞争白热化，“应试教育”独霸一切。整个“应试教育”过程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从幼儿园到大学，每次考试都是一次真刀真枪的“优胜劣汰”，这是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特色”，考试如撕杀，考场如战场。

　　然而，这个毁灭人性的高考制度在中国得以长盛不衰，一方面，作为新的“科举制度”，它是平民子弟通过自己的努力向上流动的主要途径，拥有一个大学文凭在某种意义上等于拿到能够较多或优先分配资源的凭证。因此，高考形式的公平性与社会结构的稳定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正如古代科举制一样。另一方面，高考作为一种为国家、社会选拨人才的主要手段，它的背后又指向一种善的理念，即选出的人是要能做得了符合其学历及身份的事的。如果高考选出的多是废物，或是虽然聪明，但在大学所学的却不适应他的智力结构与兴趣偏好，以致他毕业以后碌碌为无的，也等于失败。因此，近年来，关于高考改革的声音不绝于耳。如7月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就发布了民间版的“高考制度改革方案”，引起广泛关注。

　　以往，高校僧多粥少，自然是物以稀为贵。现今大学、高职院遍地都是，具备大学学历者众，学历已不再是就业的灵丹妙药和金钥匙。学子们深深意识到，起早贪黑、寒窗苦读十几载付出的努力与回报已不成正比。当前的中国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大众化”教育也必将走向“普及”教育。有人在反对取消高考时总振振有词地说：高考是唯一的公平竞争方式。其实不然，把高校请下神坛、让所有人都有机会读才是最公平的方式。

　　今年3月22日，教育部副部长鲁昕在“2014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2500所高等院校，将有1600~1700多所学校转向以职业技术教育为核心，换言之，中国将有近百分之七十的高校将转轨为职业教育学校（其实也就是过去的技工学校），其所培养的对象，不再是什么精英，而只是社会的普通劳动者。

　　如果此项改革让“天之骄子”们伤了自尊，那么实际的调研数据则可能让人更清醒。据《上海教育》2011年12A期报导，中教科院的调查结果称，恢复高考以来的3,300名高考状元，没有一位成为行业领袖。而有相关机构对从1977年到2006年30年间1,000多位“高考状元”进行了跟踪调查更显示，这么多的曾经让人惊羡的高考状元，却没有一位成为顶尖人才。他们如今都过着平凡的日子，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的预期。

　　可见，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能力的发挥，而不只是让一个人混一个文凭、混一种身份。合理地配置资源，更能体现“人”的尊严。

　　因此，高考改革的宗旨应是从选官到分门别类，让人才学以致用。改革不仅针对的是统考或招生制度本身，还需以它强大的指挥效能，将目光投射至整个教育体系的设计，带动全局。

　　在培养模式方面，伴随着中国进一步打开国门，国际竞争又不可避免。此时推动职业教育发展，培养专科技术人才，是势在必行的。职业学校，或说“技术学校”，办学定位很明确，就是让学生学到从事某一职业所需要的足够的知识技能，以便就业。和普通高校以学习文化、理论以及研究自然和社会科学为主的定位应该是有所区分的。

　　德国的工学培养经验，也即学徒制，便是很好的借鉴例子。德国的学徒制是让学徒在工作单位和学校中同时接受教育，中学毕业便可进入专业的学校或者企业接受培训。这样学生既可以实地接触他们未来要做的工作，企业可以直接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而学生的理论知识水平没有落下，很多企业还会对学员的继续深造提供支持。在学徒期间，学生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获取一定的劳动报酬，学生无需支付学费，全部由政府公共资金承担。正因为实行了学徒制，德国青年失业率远低于欧洲其他国家。

　　总之，高考制度的改革，就是要告别“学生竞赛”的套路，走向“大学竞赛”的良性轨道上来，从追求大学数量到追求教学质量，在竞争中拓宽大学的实际效用，既让每个学生都能发挥所长，都有实现人生出彩的机会，也满足社会的真实需求，为中国的改革转型提供良好的保障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