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晖：官员举报官员能有几成胜算

大参考

　　8月12日，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实名举报国家食药监总局原局长邵明立在金银花更名上有腐败问题。近日，媒体梳理新世纪以来官员举报官员情况，发现举报者结果各异，他们有的达到举报目的，有的因举报吃了官司，有的为此丢了性命。（《河南商报》8月19日）

　　官员举报官员，尤其是实名举报，较之于其他社会人士举报官员更能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以及舆论的关注。从反腐效果上说，官员举报官员一般证据确凿，可信度较高，理论上说命中率也就高；从道德角度看，人们常说“官官相护”，因而官员举报官员就属于某种打破“常规”的举动，这种举报行为在民间看来往往带有敢于“犯上”、不畏强权的英雄主义色彩。

　　因此，很多人对“官员举报官员”抱有期待，希望敢于挺身而举报职务犯罪的官员更多一些。基于反腐诉求，官员举报官员的确值得鼓励并提倡，但笔者以为，对此不能寄予厚望。就现阶而言，无论我们如何肯定官员举报官员在道义上的正确性，它都很难成为一种普遍的、自觉的行为。

　　首先，官员举报官员不符合传统官场文化，为官场之大忌，不到万不得已，不会有官员出此“下策”。实名举报之后，无论上级机关或有关部门调查结果如何，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一般说来，大家“同朝为官”，彼此因工作或利益问题也会有纠纷、有冲突，甚至有暗中角力，但官员们会遵循某种潜规则，双方无论有多大的矛盾，也会寻求“内部解决”，轻易不会撕破脸。多数官员明白都明白“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道理，能“完胜”对方的可能性不大。故此，“要互相补台，不能互相拆台”成为官场上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其次，官员举报官员尽管在多数情况下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但胜算太小。现实中官员举报官员多是下级举报上级，而很多时候决定举报者和被举报者命运的，不是事实的真相如何，而是彼此掌握的政治资源之强弱。由于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举报一方往往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虽然媒体统计发现“结果各异”，“有的达到了举报目的”，但更多的情形是被举报者安然无恙或无伤大雅，而举报者最终吃了很大的亏——有的丢官，有的坐牢，有的莫名其妙地送了命。很难说这些举报者吃亏都是因为“诬告”上司，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被举报一方拥有巨大的报击报复能力。

　　不否认现实中有基于内心正义感而举报贪腐之辈的官员，但这样的官员在官场上只能是少数。当然，我们希望更多官员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气节和胆识，可毕竟官员们“人在江湖”，身家性命要紧，这不是可以用道德横加指责的。笔者之所以不看好官员举报官员这种反腐形式，更为关键的地方还在于，它对于监督和制约权力运行、减少权力腐败并没有太多制度上的推进意义。

　　人们为什么寄望于官员举报官员？无非是官员举报职务犯罪行为有其自身优势，即较之一般人容易获取证据。职务犯罪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权力寻租，而权力之所以能够寻租，是因为权力在暗箱中运行，一般人看不到，只有作奸犯科者的同僚有机会略窥门径。因此，人们希望这样的腐败堡垒能够从内部攻破。愿望很好，但如前所述，结果堪忧——如果“内部”有裂痕，庶几有可能；如果“内部”是铁板一块，则只能徒唤奈何。

　　国家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既然多因“权力暗箱”，解决之道就只能是让权力走出暗箱，让权力透明运行，接受全社会监督。这有赖于进一步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简政放权的步伐，尽快建立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等，让权力运行方式和官员财产状况充分暴露在公众眼皮底下，而不只是“内部”可监督。

　　故此，不必放大官员举报官员的特殊作用，反腐还是要立足于良好的制度建设。当然，此类举报行为应引起纪检监察部门的高度重视——通常情况下，若不是确有其事且相当严重，很少有官员人会冒着巨大风险举报上司。有关部门接到此类举报线索，一方面要彻查，另一方面应做好举报人信息保密工作，切实保护好举报人自身及其家庭生命财产安全，使其免遭打击报复。官员举报官员本来胜算就小，若“裁判”再拉偏架，举报人就更加悲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