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从小孩子为什么要某种玩具看现代科技浪潮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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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以为自己在选择，其实我们一直在模仿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有这种经验：小孩子突然对某个玩具有强烈的兴趣，比如说一个红色的小汽车，哭着喊着想要。这完全是因为这个玩具特别有吸引力吗？

　　而且，我们还会发现，有时小孩子会说，你看，某某都有这个玩具。一般滴说，这个某某在孩子的心目中分量越重，他对某某越欣赏，越羡慕，要那个玩具的欲望就越强烈。

　　这是为什么？

　　1961年，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勒内·吉拉尔（René Girard）在《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三角欲望”假设和“模仿欲望”（Mimetic Desire）理论。这个理论可以对上面的现象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解释。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人的欲望，比如小孩子想要某个玩具，是源于自己的内心的需要，这种欲望是自发形成的。而吉拉尔则认为，事情并不是这样简单。他解释说，我们渴望某物，并非因为其客观的价值，而是因为看到别人拥有了它，他是在模仿别人的欲望。

　　如果理论化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由三要素构成的三角结构：主体（孩子本身）—介体（拥有那个玩具的孩子）—客体（红色的小汽车）。

　　那个被模仿的对象，即已经拥有那个玩具的孩子，或者叫介体，同时拥有双重的身份：楷模与对手。这个介体既为主体指明了欲望的方向，又与主体在争夺同一目标。

　　竞争是危险的，出路是垄断

　　吉拉尔没有能想到的是，他的模仿欲望理论影响了一个人，一个后来很重要的人。

　　1980年代，吉拉尔正在斯坦福大学任教，在他主持的文学研讨课的课堂中，坐着一个青年学生，他叫彼得·蒂尔（Peter Thiel）。其时，蒂尔正在那里学习哲学。

　　吉拉尔的模仿欲望理论深深地吸引了蒂尔。当然，不是因为买玩具，是因为那时的吉拉尔正在课堂上用他的模仿欲望理论来阐释文化、宗教的暴力起源，来考察历史上的神话与圣经，进而揭示为什么从古希腊杀害苏格拉底到现代法西斯集中营，迫害行为始终是社会秩序的创始和建构原则。

　　蒂尔后来坦言，正是吉拉尔的模仿理论对他有着重大的影响。

　　而恰恰是蒂尔，将吉拉尔的理论运用到他的商业甚至与政治实践。我们都知道，蒂尔是硅谷最具争议和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是PayPal的联合创始人、Facebook首位外部投资人，也是Palantir的创始人。

　　说运用也好，说曲解也好，不管怎么说，在吉拉尔理论的基础上，蒂尔形成了一个颠覆性的商业洞见：竞争是危险的。我们知道，在主流经济学中，人们都是对市场竞争赞美有加，但蒂尔从中看到的却是模仿欲望催生的毁灭性内卷。

　　在蒂尔看来，模仿导致竞争，竞争导致冲突与暴力，因为模仿欲望必然导致人们涌向同一目标、相互厮杀。那么真正的商业智慧是什么呢？那就是，逃离竞争，追求垄断。

　　在此基础上，蒂尔发展出“从0到1”的商业哲学，即有本事的人要自己重新开一条赛道，没本事的人才去和别人竞争。

　　于是，就有了他对Facebook的投资，这笔投资后来为他带来了超过12800倍的回报，他说：“我赌的是模仿”，因为Facebook是模仿欲望与榜样的平台。在那里，人们可以看到其他人拥有什么、想要什么，还可以寻找、追踪榜样，这些让Facebook具备了强大的成瘾动能。

　　然而，蒂尔对吉拉尔的理解远不止于商业套利。他将模仿理论延伸到了地缘政治层面。他创立了Palantir Technologies，其核心理念便是通过大数据分析“预见”由模仿竞争引发的冲突。在蒂尔看来，社交媒体不仅是商业机会，更是一种“遏制和疏导模仿暴力”的机制。因此，Facebook对蒂尔而言，不只是一笔精明的投资，更是一个政治行动。

　　当然，也有人说，蒂尔的这些思想其实是对吉拉尔理论的误读，真正对他产生影响的是另外的一个人。这个我们就先不去管它了，我们知道蒂尔是如何理解的就是了。

　　算法的无主体模仿原理

　　一个人的思想或理论被别人误读，并在误读的基础上产生更大的影响，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并不鲜见。马克思的思想或理论，难道就没有经历这样的过程吗？历史就是这样的吊诡，这也是历史的耐人寻味之处。

　　还是回到蒂尔。不管怎么说，吉拉尔思想的引线成就了蒂尔的技术、商业及政治社会主张，这是一个客观的现实。有人这样概括，一个深信“模仿欲望导致恶”的学者，却投资于放大这种“恶”的商业模式。换一种说法，这是一场“以吉拉尔的声誉背叛吉拉尔”的思想异化，因为吉拉尔做的事情是批判。

　　老孙荐读：从创投天王到深入政坛的野心

　　如果从开阔一点的视野来看，蒂尔所理解或误读的吉拉尔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蒂尔关于商业、技术、社会政治的观点，深深地影响了这一波科技浪潮的气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这股科技浪潮中，总是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其背后的某种有些怪异的保守主义底色。他们把人性假定是恶的，社会中的暴力是必然的，对于这些东西，必须用强权或更强的暴力才能压制。

　　最直接的，就是算法社会。在算法支配的社会中，AI在成为一中新的介体，就有如那个已经拥有红色小汽车的的孩子一样，而我们每个人走在成为模仿者，成为那个哭着喊着也要红色小汽车的那个孩子。这时，推荐算法已经不再是一种中立的工具，而是成为一种无主体模仿的生成器。

　　算法在学习、预测并重新部署人类的模仿行为，在注意力经济中分配符号性冲突。

　　而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正是这一机制的典型表现。平台通过优化推荐算法最大化用户停留时长，算法不关心什么是美的，它只关心什么能让你留在这里。久而久之，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品味”，而是完美的面孔和标准的姿势，是这一切的重复。

　　因此，可以说，推荐算法就是一种放大模仿的工业化流程。

　　如果是这样，那么更令人警惕的问题就是，当机器比我们自己更懂得如何激发我们的模仿欲望时，我们还能分辨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什么只是算法让我们以为自己想要的？更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我们人类会不会越来越不像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