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德国或欧洲会变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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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地方议会选举及引起的恐慌

　　2026年9月6日，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举行州议会选举。官方初步统计结果显示，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AfD）以43.8%的得票率位居首位，较2021年的20.8%大幅跃升。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17.2%的选票。选择党在83个州议会席位中赢得39席，距离绝对多数仅差3席。

　　这是二战以来德国极右翼政党首次有望执掌一个联邦州。

　　这一胜利并非孤立现象。在全国层面，选择党的势头同样令人侧目。在2026年8月初的民调中，选择党以28%的支持率稳居第一，联盟党仅以21%位居第三。

　　一个曾被德国情报机构贴上"右翼极端主义"标签的政党，如今已成为德国最受欢迎的政党——这种政治现实令整个欧洲不寒而栗。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莱斯屈尔直言，"此次德国的地方选举结果释放出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法国欧洲事务部长哈达德在社交媒体上称，这是"欧洲的严峻时刻"。波兰副总理兼外长西科尔斯基同样表示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德国总理默茨本人也承认"深感震惊"。对于一个经历过纳粹浩劫的大陆而言，德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触动了最敏感的历史神经。

　　极右翼为何强势崛起？

　　那么，德国选择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政党？该党成立于2013年，最初以反欧元为核心诉求，如今已发展为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其政策纲领包括加快遣返非法移民、提高德国本土居民福利待遇、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停止援助乌克兰，以及带领德国退出欧盟。在能源领域，选择党主张废除绿色转型政策、重启核电站和煤电厂；在外交上持强烈疑欧立场，主张削减德国对欧盟的预算分摊。

　　欧洲极右势力在近些年强势崛起，最核心的驱动力无疑是移民问题。2015年欧洲移民危机以来，大量来自中东、非洲和南亚的难民涌入欧洲，对欧洲各国的社会结构、公共资源和国家安全构成了持续压力。移民焦虑与经济失落相互叠加，构成了极右翼动员最肥沃的土壤。

　　还值得注意的是，德国选择党有着深厚的原东德地区背景和社会基础。这并非偶然，可以说，原东德地区现在已经成为德国选择党最稳固的票仓和大本营。在原东德地区，选择党的支持率通常是其在原西德地区的两倍。在2025年的联邦大选中，选择党横扫了前东德地区的全部5个州。

　　选择党在东部的成功，与两个因素有直接关系。一是统一后，原东德地区的工业企业大量倒闭，导致大规模失业和年轻人口外流。时至今日，该地区平均工资和储蓄仍然比较低，基础设施薄弱，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在此基础上，人们形成了一种普遍的“被剥夺感”。二是与前西德不同，前东德并非典型的移民社会，缺乏与不同文化背景人群长期共处的经历。

　　但尽管如此，选择党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的可能性仍然不大。原因是，二战结束后，德国主流政党之间存在着被称为"防火墙"的政治协议，旨在阻止任何与极右翼有关联的势力进入政府。因此，即便选择党赢得更多席位，只要无法单独过半，"防火墙"就能将其挡在权力门外。

　　梅洛尼执政后的温和化过程

　　其实，即使是极右翼在国家层面获得执政地位，也并不意味着天就要塌下来，并不意味着其内外政策会发生根本性逆转。因为即使极右翼获得执政地位，在其执政后，往往也会经历一个温和化的过程。

　　意大利现任总理乔治娅·梅洛尼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梅洛尼的政治底色不可谓不鲜明。她15岁便加入前独裁者墨索里尼支持者所成立的新法西斯政党——意大利社会运动的青年部。在野期间，她的政策主张充满激进色彩：强硬反移民、反同性恋、反堕胎、反安乐死；长期持疑欧立场，甚至呼吁意大利退出欧元区；她还曾批评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并对普京表达过欣赏。

　　2022年9月，梅洛尼率领意大利兄弟党赢得议会选举，成为意大利历史上首位女总理，组建了二战以来意大利最右倾的政府。当时，整个欧洲都很紧张。然而，执政三年多来，梅洛尼的表现让许多观察家大感意外。她不仅没有走上与欧盟对抗的道路，反而在多个领域展现出显著的温和化与务实转向。

　　梅洛尼在执政后，并没有发动与欧盟的对抗，而是展现出强烈的大西洋主义立场，对欧盟保持建设性态度。在对外政策上，她明确支持乌克兰加入欧盟，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在经济政策上，梅洛尼同样出人意料地谨慎。

　　这种温和转向特别表现在移民问题上。移民问题是她在野时最激进的领域，也是整个欧洲极右翼崛起的最核心议题。执政后，梅洛尼在移民问题上采取了远比在野时时的主张更为务实的做法。2023年7月，梅洛尼公开表示欧洲和意大利需要移民，她的政府批准了一项三年期劳工输入法令，在2023至2025年间允许45.2万名非欧盟工人合法进入意大利。

　　在这一转变背后的，是意大利严峻的人口现实：这个国家正面临严重的老龄化和劳动力短缺，经济需要外来劳动力的支撑。因此，在最近的几年中，梅洛尼推行的一直是强硬的反非法移民与开放合法移民通道并举的方针，体现了原则性与灵活性的平衡。

　　温和转向和务实施政背后的逻辑

　　从传统的政治眼光来看，极右翼好像是一些怪异的另类，极右翼的主张不仅与左翼甚至与温和右翼和中间力量也大相径庭。其实，这种政治主张和政策的分歧，固然是源于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不同，但与另一个因素也有着密切的关系。

　　这就是在野和执政的差别。

　　其实，在现代政治中，极端往往是在野者的一种特权。因为在野时可以专注于批评，而不用承担施行的后果。在野者可以无所顾忌地批评现行政策，可以提出激进的替代方案，可以迎合选民最朴素的情绪，而不必考虑可行性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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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洛尼在野期间的反欧盟、反移民、反同性恋等极端主张，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在野红利"的产物——她知道这些言论能争取选票，却不必为这些话可能引发的经济后果、外交摩擦或社会分裂承担责任。

　　或者也可以这样说，在野党的职责就是指出问题、放大不满、提供替代愿景，至于这个愿景能否落地、落地后会带来什么连锁反应，那是执政者才需要操心的事。梅洛尼深谙此道，当她高呼意大利退出欧元区时，她不需要考虑退出后的债务危机如何化解；当她强烈反对移民时，她不需要面对劳动力短缺的经济现实。

　　而一旦坐到了执政者的位子上，游戏的规则就完全改变了。治理的现实要求会要求你不得不冲破意识形态的纯粹性。

　　这就引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如果极右翼获得执政经历，是否反而有助于其弱化极端、走向温和？梅洛尼的案例似乎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执政是一个"社会化"过程——与欧盟机构打交道、与外国领导人会晤、面对国际评级机构的评估、回应国内利益团体的诉求，所有这些都迫使执政者从"反对者"的角色转向"治理者"的角色。

　　在这个过程中，极端的棱角被磨平，非此即彼的对立思维让位于妥协与权衡，激进的承诺被现实的约束所修正。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极右翼政党都能顺利完成这种转变。梅洛尼执政后有一个明显的温和化过程，而特朗普恰恰相反——执政不仅没有让他走向温和，反而在第二任期呈现出更加极端和激进的态势。这背后可能涉及政治体制、个人定位、国际环境和意识形态等诸多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