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1953，江同志的转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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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篇《江同志的年轻岁月》中，没有说江同志在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分局的工作经历，但这段经历是江同志的事业转折点，值得专门开一篇。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简单聊聊这件事。

　　1

　　1947年夏，江同志从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

　　此后数年，他从上海海宁洋行的电力供应工程师，一路晋升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的党支部书记兼副厂长、上海制皂厂副厂长，并因为“二六轰炸抢修电路”和“创办光明牌”的功绩，得到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汪道涵的赏识。

　　这段工作经历，为江同志初步培养出管理工厂的经验。

　　但，这些经验都是“块块”上的经验，如果止步于此，便有可能养成眼光局限一隅的狭隘风格，不能放眼天下，统筹全局。

　　唯有再培养出“条条”上的经验，他才能补足短板，成长为真正的六边形战士。

　　所谓的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其实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要把条条和块块综合起来考虑问题。

　　而这个短板，江同志在1953年开始补上了——

　　他从上海制皂厂，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分局，做电器专业科科长。

　　此次调岗，江同志第一次从块块到了条条上。

　　2

　　那时，第二设计分局的工作量很大，承担的任务很重，甚至在中国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单位。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就有一个下设单位，基本建设科，专门负责所属企业的新建和扩建工作，但这个科的规模很小，根本不可能承担这么重要的工作。

　　直到“一五计划”确定以后，电器管理局的相关领导才认识到，将来一定会有大规模的建设工作，基本建设科必须增加人员。

　　于是，局里从下属企业和工厂抽调技术骨干，短时间内，便把基本建设科扩充到三十余人。

　　但，华东工业部部长汪道涵认为，仍然不够，需要继续扩充。

　　在这样的背景下，电器工业管理局的基本建设科，被提升为华东电器工业设计处，并从上海、南京等地的电工企业里，进一步抽调技术骨干，充实设计处的骨干力量。

　　到了1953年初，汪道涵已调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他的主管工作之一，是在全国范围内搜寻优秀人才，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储备技术骨干。

　　因此，汪道涵决定把分散各地的设计人员都集中起来，成立一个设计总局，并在北京、上海、武汉、沈阳设立四个设计分局，独立负责各个大区的工厂设计工作。

　　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便是由原华东工业部机械工厂设计处、电器工业设计处、船舶工业设计室、上海建筑设计公司等单位合并而成，职工1100余人，是上海技术力量最雄厚的单位。

　　其中的电器专业科，又是拥有职工50余人、全权负责南方地区所有电器工业工厂设计的重要科室。

　　江同志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被汪道涵指名调入第二设计分局，并出任电器专业科科长的。

　　可以说，江同志自调入第二设计分局起，就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技术干部，可以自上而下的俯瞰南方电器工业。

　　他从管理工厂的人，变成了给国家设计工厂的人。

　　3

　　设计工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个时候的江同志，甚至对这项业务很不熟悉。

　　当时，全国共有78个设计单位，但“一五计划”的建设目标是包括156项工程在内的694个大中型项目，平均每个设计单位要承担9个项目的设计任务。

　　苏联援助的项目，虽然给图纸、给设备、给专家、给贷款，但苏联和中国约定，所有援助项目的设计工作，苏联承担七成，中国承担三成。

　　也就是说，苏联援助不是全程包办，最后的落地实操，必须由中国独立完成。

　　而其余的大中型项目，完全是由中国独立完成，苏联专家最多能起到顾问、指导的作用，并不亲自参与。

　　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工作量，对于不熟悉设计业务的江同志来说，是一项非常严峻的挑战。

　　那怎么办呢？

　　学吧。

　　一方面，江同志了解到，工厂设计分为计划任务书、初步设计、技术设计、画施工图等几个阶段，而且每个阶段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严格的标准。

　　为了和科室同志尽快掌握工厂设计的全套流程，他便找来专门讲述机械制造工厂设计的《苏联机械制造百科全书·第十四卷》，以及苏联援建项目的设计书，夜以继日的逐一研究、分析、揣摩。

　　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江同志和科室同志，便初步掌握了工厂设计的标准流程。

　　另一方面，他虽然是电机专业出身，但对电机、变压器、开关等工业产品的具体制造流程，并不熟悉。

　　如果不懂装懂的话，那么在做工厂设计的时候，就有可能因不了解实际情况，设计出不符合实际的图纸。到那个时候，损失的便是国家财产，耽误的是国家工业化的进程。

　　于是，江同志发扬不耻下问的精神，经常请熟悉工厂的同志，带他到不同的工厂学习参观，观摩各类工业产品的制造流程。

　　就这样，一边读资料、一边下工厂，理论结合实际，没用多长时间，江同志便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工厂设计领导干部。

　　但，江同志仍不满足。

　　在第二设计分局工作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大门永远是敞开的，任何一个技术人员和专家，随时可以进去找他，然后铺开图纸一起讨论技术问题，有时甚至因为各执己见而吵起来。

　　江同志在和各个领域专家的讨论争吵中，逐渐吸收了众人的长处，日复一日，不断进步。

　　那时是苏联援助中国建设工业的关键时期，和苏联同志沟通、阅读苏联原版资料，是非常必要的。

　　而要做这两件事，不懂俄语是万万不行的。

　　因此，江同志就经常组织科室同志，通过收听电台的俄语节目、阅读俄语资料等方式，和大家一起学习俄语。

　　东北地区曾是日本的殖民地，现又得到苏联援助，所以工业基础雄厚，远远超过了旧中国时以官僚资本主义为主的华东地区。

　　为了观摩先进的工业设备、沉淀工厂设计能力，江同志又亲自组织二十余名同志，到沈阳的第四设计分局学习二十多天，并参观了沈阳变压器厂、高压开关厂、低压开关厂、哈尔滨电机厂、抚顺电瓷厂、大连电机厂等工厂。

　　至此，江同志基本脱离了单一工厂管理者的身份，成长为既懂设计、又懂工业产品制造流程、兼通苏联技术的电机工业六边形战士。

　　他日后的成就，和这一阶段的历练有极大关系。

　　4

　　195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迎接一九五三年的伟大任务》，宣告新中国正式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启大规模经济建设。

　　随后，第一机械工业部就给上海电机厂，下达了“一五计划”扩建任务书，要求上海电机厂搬离杨浦，到闵行建立新厂，以后所有的电机和变压器都要从老型号改为仿苏型号，并且新增汽轮发电机的生产任务。

　　上海电机厂要筹建新厂，第一步，便是由第二设计分局电器专业科来设计工厂图纸。

　　而其中最重要的，又是设计制造汽轮发电机的车间。

　　因为当时的中国，只能制造100—200千瓦的发电机和电动机，制造汽轮发电机完全是空白领域，没有任何参考。

　　江同志和电器专业科做汽轮发电机的车间设计，其实是从零开始的。

　　不过，上海电机厂的计划任务书规定，汽轮发电机要以捷克斯洛伐克的斯柯达公司的图纸为标准，进行制造。于是，上海电机厂便聘请捷克斯洛伐克专家许嘉德，前来上海指导工作。

　　毫无疑问，这条规定给江同志的设计工作，减轻了负担。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嘉德到上海以后，江同志便经常跑到上海电机厂，向许嘉德请教技术问题。如果许嘉德有空，江同志还要邀请他到第二设计分局，给科室同志们讲解汽轮发电机的构造，让他们在设计车间时，做到心里有数。

　　就这样边学边干，忙了大半年时间，1953年9月，上海电机厂的设计工作就初步完成了，成为第二设计分局成立以来，第一个完整的设计方案。

　　接下来，便是设计方案的初审。

　　第一机械工业部派到上海做初审工作的是褚应璜、沈从龙、钱振业、陈德方等知名专家。

　　这些人，都大有来头。

　　褚应璜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生，解放前曾到美国西屋电气公司进修，新中国成立以后，陆续出任华东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第一机械工业部电器工业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他是江同志的学长兼老上级。

　　沈从龙是交通大学电机系毕业，曾到美国西屋电气公司实习、并获得匹兹堡大学硕士学位。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沈阳第四设计分局工作，负责了哈尔滨电机厂的设计工作。

　　他是江同志的学长兼行内前辈。

　　钱振业和陈德方，则是刚从苏联电力工厂实习回来，非常了解苏联汽轮发电机的制造过程，还掌握一些苏联独有的技术资料。

　　可以说，这次初审的局面很清楚——

　　参与审核的是老学长、老上级、老前辈，都是电器行业的权威人物。接受审核的是刚成立半年多的科室、从事工厂设计仅仅数月的江同志，以及仿照捷克斯洛伐克图纸做出来的方案。

　　正常来说，此次初审应该是一场一边倒的审问。

　　事实上，这个初审团队看见江同志和科室同志们做出的设计方案，就认为这份方案和苏联经验有较大出入，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想对方案做出较大修改。

　　但，江同志毫不退让。

　　他认为，这份方案既吸收了国外的先进经验，又结合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完全站得住的。

　　于是，江同志和科室同志们一起，向初审团队说明了设计这份方案的所有考虑，并从厂房选择、设备选型、机器布置、工时定额等方面，和初审团队做了详细的讨论。

　　最终，江同志有理有据的说法，压倒了初审团队的意见，设计方案获得通过。

　　在那个全国学苏联的年代，说“苏联经验不符合国情”是不安全的，坚持“已有方案不用修改”是要承担责任的。

　　但江同志就这么做了。

　　如果不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如果不是对自己的技术、能力、方案有极强的信心，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江同志的这些特质，随即被高层发现。

　　上海电机厂的设计方案送到部里通过终审以后，部长黄敬专门在全聚德烤鸭店宴请许嘉德，一同出席作陪的，还有设计总局局长李如洪、江同志等人。

　　这就意味着，通过上海电机厂的设计工作，江同志这个27岁的科长，已经可以和部长、局长、外国专家坐在一起谈笑风生了。

　　再往后，江同志带领科室同志和上海电机厂一起，自行设计制造了电机定子高压线圈的真空浸胶处理、转子线圈的扁绕、大型转子动平衡机、超速实验室等国外无法进口的专用设备。

　　而经过这一系列的努力工作，上海电机厂终于制造出中国第一台汽轮发电机，功率6000千瓦。

　　多年以后，江同志回忆起此事，还在《中国电机工业发展史》的序言里写道：

　　“那时，我在一机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担任电器专业科科长，协助上海电机厂副厂长孟庆元完成了这项任务。”

　　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5

　　1954年9月，江同志离开第二设计分局，调到长春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

　　在这个单位，他的工作时间不到两年，但他已经学会了如何从高处看待中国的工业建设、如何把本单位的工作融入全国的大局、如何把外国技术和中国国情相结合。

　　这些“条条”上的经验，和他曾经的“块块”经验结合起来，伴着他走遍天南海北，共同缔造出一位优秀的工业领导者。

　　而他身后的第二设计分局，后来成长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院、第二设计研究院，直至2001年搬迁到杭州，联合其他四家设计院成立了中国联合工程公司。

　　2009年4月23日，江同志到中国联合工程公司视察时，仍能想起当年的往事：

　　“我们就有几年是用鸭嘴的笔，旁边一个小盒子。最痛苦的就是鸭嘴笔把这个水弄到里面，描图的时候一下子就……然后就用刀片去刮，这个就是描图最痛苦的。”

　　可以想见，上海电机厂的设计工作，就是这样一笔一刀做出来的。

　　后来，他在座谈会上谦逊的说，十几年来主要做了三件事，一点微小的工作，算是给自己的职业生涯做了总结。

　　成长于斯，定论于斯。

　　人还是那个人，但心境已经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