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坤：新历史潮流下的淘汰与超越

大参考

新历史潮流下的淘汰与超越

——兼谈当代中国的几个要害问题

　　现如今的中国处在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当代中国社会潮流具有怎样的政治属性与历史特征，这大概是任何关心中国的人所不能不关心的最高层级的问题。坦率一点直白地说，基于中国人的历史认知特点，过去，对于中国的政治年轮曾有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之说。那么，第三代之后又怎样呢？是不是已经进入第四代或者第五代了呢？现在看来，这似乎已经被搁置，完全没有了下文。

　　这样的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我们就有必要就中国正在形成的历史潮流及未来发展做一番粗浅的展望。

　　一、展望中国的未来，需要抓住核心与要害问题

　　当代中国各种问题多如牛毛，不同的人对不同的问题感兴趣，轻重缓急截然不同，比如，追星族最感兴趣的是明星的绯闻艳遇，炒股者高度关注股市的起落沉浮，等等，但是如果想展望中国的未来，分析中国今后走向与未来历史的话，那应该关注什么问题呢？

　　回答是，应该关注当代中国社会的核心与要害问题。

　　核心与要害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具有决定性作用，社会前进方向取决于核心问题的走势，政治历史潮流决定于要害问题的演变，对此如果没有深入的分析，则有关中国的未来就将一片混沌，模糊不清。

　　当然，具体哪些问题才属于核心与要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笔者以为，如下几个问题的赞同率无疑位居前列。

　　1、腐败问题

　　当代中国社会腐败严重，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由此引出一个哲学命题，即中国是否已经重陷历史周期律，当今中国究竟在哪个历史节点上，是仍然处于历史上升期，还是已经从高点上滑落，走向衰落阶段。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历史问题。

　　如果说，现如今中国仍然处在历史的上升期，那么一切所谓“中国道路”，“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类在逻辑上就能够成立，所谓的“三个自信”也就理直气壮了。

　　反之，如果像有人宣扬的那样，现如今中国已然走下坡路，就像1840年以后的清王朝一般，则任谁也都是有心救世、无力回天，“三个自信”也好，“中国梦”也罢，全不过“满纸荒唐言”而已。

　　毫无疑问，一年分四季，世事有荣枯，人类社会的历史总是呈现周期性的发展，这毋庸讳言，也根本不必谈周期而色变。如今的中国将走过一个怎样的历史周期，这个问题只能等待历史的答案，任何人，哪怕是佛陀再世、耶稣重生，也不敢遽下定论。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综观中国社会的发展现状，其中有光明也有黑暗，有跃进也有沉沦，总的来说进步巨大、发展巨大，光明面远大于大于黑暗面，进步要素远大于退步要素，当代中国的历史仍然处于快速的上升期，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也就是说，有关历史周期论中所谓中国已经走上历史下坡路的论调，具体表现就是各种“唱衰”中国的论调，完全是危言耸听与一厢情愿。

　　但是，当今中国也并非没有堕入危机的现实危险，其中一个重要危险来自与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博弈。如果腐败问题继续向纵深发展，则中国快速上升的势头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如果反腐败取得真实的胜利，则中国历史向下总有的危险将因此降低到一个很低的水平。

　　所以，反腐败的结果将直接诠释中国社会的历史走向，腐败与反腐败之间的博弈，已经构成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政治运动。

　　2、战争问题

　　战争往往打断既定的历史进程，古今中外概莫如是。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不期而至的战争不仅多次中断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努力，而且多次把中华民族抛到生死存亡的悬崖边缘，这是一条重要的历史经验，因而，中国人一直对战争危机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和警惕性，历史上任何一位高瞻远瞩的战略家，无不高度关注中国所面临的战争危险，始终把战争问题当做事关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并为此做周密详尽的应对准备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在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上，要想赢得长久的和平，必须进行艰苦的战争准备。

　　但是，此前一个历史阶段的中国却并非如此。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做出了两个重要战略判断，一是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二是和平与发展为当代世界的主题。在上述两个判断的指导下，中国基本上放弃了大规模战争的预想，转而准备应对“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而在实际层面，则基本上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一个时期之中，和平主义在中国是如此嚣张，以至于一些公知精英公开宣告战争已经退出人类历史的舞台，“人类利益共同体”论，“和谐世界”论，一时间技压百家，成为不容置疑的行动指南，完全彻底地割裂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

　　于是，在“天下无敌，和平永驻”这种绥靖精神的指引下，整个社会沉醉于“霓裳羽衣”曲中而混混入睡。作为社会一角的军队也不例外，可以说，最近的二十年，是中国军队战斗力明显下滑的二十年，也是中国安全环境急剧恶化的二十年。

　　发展到今天，现如今的情况又怎样了呢？

　　对现如今的中国而言，目前已经不是有没有战争危险，而是如何才能打赢的问题了。

　　从内战角度说，反恐反分裂战争事实上已经开始，只不过规模与力度还不是很大，但其持久性、波及面以及相关的经济社会代价，比之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已毫不逊色。

　　从外御的角度看，与中国为敌者各个雄赳赳、气昂昂，战争决心与战争意志空前澎湃，在对峙和对抗中丝毫不肯示弱，决不后退半步。在这种情况下，说现如今的中国已经进入到战争的前夜，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程度毫不为过，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之言。

　　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关头，驾驭战争与和平的关系就成为左右国家方向与民族未来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而目前中国所作出的选择无疑是非常正确的，那就是全力以赴地去准备赢得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战争准备已经上升成为中国社会相当重要的命题之一。

　　这一命题具有极大的战略拉动作用，将从另一个维度推动中国实现战略转型，从过去依赖西方、靠拢西方向着与西方分庭抗礼、并肩而立的方向转变，重新为中国进行战略定位，重塑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既是一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也将成为中国崛起最重要的战略牵引。

　　3、改革问题。

　　改革的全称叫“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并列词组，一体两翼，具有一而二、二而一的内涵，现在我们将其简称为“改革”。这个问题过去在中国具有压倒性意义，唯我独尊、至高无上，是核心中的核心，是要害里的要害。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至少上述反腐败与战争这两项问题就已经与其等量齐观、并驾齐驱了。虽则如此，但改革依旧是中国的焦点，尤其在经济领域，改革对于推动中国发展的意义仍然不容低估，对于中国政治走向的影响同样也不容低估。

　　但是，在改革这一名号之下，具体内涵与具体内容已悄然发生变化

　　一是目标有变迁。过去，中国改革主要以“普世”化、“自由”化为牵引，极力向西方靠拢，缩短与西方社会的距离，最终目标是实现“国际化”、“一体化”，达到与西方的“殊途同归”；现在则不是这样，现在中国改革主要以“中国梦”为牵引，力争在西方面前取得应有的战略地位，赢得应有的战略空间，最终目标是实现中国的崛起与复兴，达成人类文明多样化发展的态势。

　　二是焦点在政治。过去，中国改革的焦点是经济，一句经典的表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主要围绕经济发展做文章；现在经济问题仍然重要，但改革的焦点已经抬升到政治层面，矛头指向国企与共产党的领导：有一派主张坚持发展壮大国企，改善和加强共产党领导，而以普世集团为核心的另一派则千方百计引导当局放弃国企和弱化共产党的领导，逐步把共产党的领导权压缩至最小的范围，直至最后取消湮灭。

　　三是路线起斗争。当代中国的路线斗争主要是在改革的旗号下进行的。其实，中国的路线斗争由来已久，改革前的中国就持续发生着路线上的斗争。当然，后来有人不承认这一点，他们说所谓的“路线斗争”不过是官场上的权利矛盾与个人恩怨，不过是打着“政治路线”的旗号以便冠冕堂皇而已。但现在看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今天日趋激烈的路线之争镜子般的映照出当年的政治斗争的的确确就是路线斗争。前后对比可以发现，与过去的路线斗争一样，今天的路线斗争仍然还是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争斗的双方围绕着普世道路还是中国道路而进行着激烈的主导权争夺。目前来看，现如今改革的主导权已经从原来意义上改开派的手中转移到了“中国道路派”的手里。为此，改开派现如今是又急又气，十分焦躁，但又不敢与“中国道路派”正面撕破脸皮彻底决裂，所以只能患得患失地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某种戈尔巴乔夫式的奇迹之中。因此，任何细致观察中国政治动向的人，如果简单地将现如今中国的改革与过去三十年的改革等量齐观、视同一貉，则就难免有管窥蠡测之嫌（有关这个问题，请参阅笔者文章《是原来没有改完，还是改革的否定之否定——关于新一轮改革意义的另类解读》）。

　　具体内容与具体内涵都已悄然发生变化的改革将重新诠释发展的真实意义，此次新一轮的改革，就经济层面来说，将不是过去那种资本主义化的发展，而是民族的、社会主义化的发展；从政治层面上说，这轮改革将不再推动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弱化，而将着眼于更有力地加强中共在中国政治和中国历史上的执政地位。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展望未来，改革不仅仍然是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而且它所带来的，还将真正是中国人民而不是“国际社会”或者国际资本的红利。

　　二、中国的发展崛起正迈进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当代中国是否出现新的历史潮流，中国的发展是否已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在这样一个重大问题上，笔者有如下三个判断。

　　第一个判断：三大问题的展开与演绎，正在塑造新的历史潮流。

　　腐败问题、战争问题与改革问题，围绕这三大要害问题的政治运动将给中国的历史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反腐败运动涤荡中国，战争危机砥砺中国，改革发展激励中国；当代中国以反腐败为政治拉动，以驾驭战争与和平关系为历史牵引，以改革发展的基础动力，中国的政治与社会面貌将为之一新（有关这个问题，可以参阅笔者《习李新政，名符其实》一文）。

　　第二个判断：当今中国正在进入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三个历史阶段。

　　首先声明，本人不赞成以领导人为标志划分政治时代。比如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云云。这样的划分没有多少科学依据，因为这样划分下去，必然造成中国政治年轮多而滥，从而变得庸俗不堪。更坦白一点说，这样划分也难免有一代不如一代的瑕疵。因为即使是政治顶层，也不乏庸人当政，这些人注定将是历史上的匆匆过客，雪泥鸿爪而已，经不起岁月的冲刷。

　　综合考察，笔者以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显然是共和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历史阶段，这大概没有什么疑义。

　　毛泽东后的时代中国进入了另一个历史阶段，就是说进入了第二个历史阶段。这大概也没什么疑义。

　　问题全在于第二个历史阶段什么时候结束，同时什么时候开启了第三个历史阶段。

　　笔者以为，在事实上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提法，提出以“中国梦”为主旋律，以反腐败、准备打仗、新一轮改革这样三驾马车为驱动的社会发展实践，标志着中国建国以来的历史发展已经开始迈进第三个历史阶段了。

　　第三个判断：第三个历史阶段是一个内容更加丰富的历史上升期

　　进入第三个历史阶段以来，初步的事实已经证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更加人性化、平民化和民主化，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核心福祉得到了更多更大的关心与关爱，因而并不夸张说，目前人们对反腐败充满信心，对赢得战争胜利充满信心，对改革进一步凸显人民与公平的属性充满信心。人们普遍相信反腐败会还给中国一片青天，赢得胜利将给中国带来应有的尊严，改革发展能使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加体面，总之就是一句话，“中国梦”是一个实在的而不是虚幻的美梦。

　　三、新历史阶段中的淘汰与超越

　　在新的历史潮流下迈进新的历史时期，必然发生新的历史冲刷，这种冲刷注定将是广泛、深刻与持久的，对此现在就做系统全面的预测是不行的，但可以探讨如下几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大浪淘沙

　　每一场新的历史大潮到来，都要淘汰一系列旧的东西，如旧贵族、旧势力、旧文化、旧习俗等，从而催生催化出新的影响和新的力量，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规律。

　　由此可以预计，在中国新的历史阶段，首先是包括腐败资本在内的腐败势力将遭遇一次相当彻底的清洗。

　　众所周知，改革以来中国社会可谓沉渣泛起，其中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中，相当一些人要么是流氓黑势力，要么就是腐败权力，他们沆瀣一气，内外勾结，巧取豪夺，以各种非法、隐形的手段侵吞掠取大量的社会财富，然后摇身一变就沐猴而冠，用一句乡下老百姓的话说，村里的流氓恶棍都发家致富了，许多还当上村、乡乃至县里的官儿。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社会太需要涤汰一番了。反腐、扫黄、打黑都是涤汰社会的有效形式。人们已经高兴地看到，以东莞扫黄、审判刘汉、打大老虎等为标志的涤汰运动正高潮迭起，这甚至堪比是一场意义深刻的革命，人们正翘首以待这场革命能达成建国以后那场社会革命所曾达到的效果。

　　其次是买办与普世势力也将遭遇灭顶之灾。

　　买办与普世势力是国际资本在中国的延伸与发展，是西方战略力量体系的外缘组成部分，有关这些力量的属性及其在中国的前途，笔者在《中国公知的政治本色》、《当代中国的资产阶级为什么缺少民族性》及《右翼力量在中国的影响及今后出路》、《当今中国的政治危险是“右”而不是“左”》等文章中做了比较多的说明，这里不再赘述。现在需要强调是的，买办与普世势力在中国已明显地越来越不受待见，不但基层老百姓讨厌他们，就连当权者也明显地讨厌他们了。号称“公知”“精英”的那些人原来曾是庙堂上很风光的“座上客”，现在有的人则相继沦为“阶下囚”，或者有成为“阶下囚”的很大危险。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动向。，对此，中国的“公知”们已经不寒而栗，有些簌簌发抖了。因为他们知道，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又一个“寒冬”，如果他们中有谁还不做好冬眠准备，不久可真的是要“冻死苍蝇未足奇”了。

　　最后是国企与民族资本将获得新的发展生机，

　　国企是中国国家战略力量的脊梁，没有制造业领域力量强大的国企，中国的军事战略力量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国企也是西方世界的眼中钉，很久以前他们依托舆论学术大肆就鼓噪，说中国“国有企业毫无希望”，千方百计地引诱中国放弃之摧毁之；民族资本在发展第三产业及服务业方面有显著的灵活性和高效性，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作用不可低估。但也遭受到了买办与国际资本的打压冲击，一个时期甚至有冲垮的危险。现在看来，危险虽然并没有过去，但新一轮改革发展壮大国企的方针坚定不移，发展民族资本的政策坚定不移，现在已经从反垄断入手收拾那些抱有非分企图的外资与买办资本，在一些特别领域封闭国际资本与买办资本的觊觎染指。这是一个很令人鼓舞的动向，照此深入下去，国际资本左右中国的企图终将归于破灭，中国就此可以避免沦为国际资本主义的经济附庸的危险，并且也将让“国际社会”一贯有效的战略杀手锏——“制裁”在中国这里彻底失灵。

　　第二种可能：历史扬弃

　　所谓“历史扬弃”是一个很深刻很学术的概念，笔者在这里借用这样一个概念，是指新一轮改革必将超越既往的改革生态，超越那种号称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实际上是以庸俗GDP为第一的发展模式，并在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上迈上一个新的高度。也就是说，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将不是市侩式的“摸着石头过河”论与“黑猫白猫”论，而是方向明确、目标清晰、道路坚定、行动有力的系统发展，内容更加丰富，领域更加全面，政策更加系统，避免顾此失彼、丢三落四的各种急功近利行为。一句话，中国将不再是一个经济动物，不再是一个只认钱财的国家，它的文明生态将在全人类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尊敬和认可。当然，霸权主义者必须排除在外。

　　第三种可能：超越苏联

　　客观地说，前苏联的阴影一直笼罩着中国。这也是很多霸权战略家希望之所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必将走出并超越苏联模式，在政治制度、经济水平、军事实力、文化影响等几个方面达到新的历史高度，这将使中国重蹈前苏联覆辙的可能性归零，使霸权主义变相使用“再冷战”压垮中国的可能性不复存在。这是中华民族的光明前途，同时就是西方世界的战略噩梦，因为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什么“双赢”，而只有无情的你输我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