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从数据殖民到算法权力：数字社会的隐秘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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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以前我们并没有见过的新型权力

　　今天，我们憧憬着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给我们带来经济的繁荣与生活的改善，但却忽略或轻视了这个过程的另外一面，一种无形却精密的力量正在悄然重塑着我们的世界甚至我们本身。

　　疑惑的起点是对我们的迎合与贴心：当你打开手机，资讯、商品、路线似乎都恰巧是你所需的。但问题恰恰是在于这种贴心与迎合。在这种贴心与迎合的背后，是一场从你日常经验中提取价值、并以此塑造你未来行为的庞大而精密的工程，最后形成的可能是一种以前我们并没有见过的新型权力。从平台对外卖骑手的规制和治理中，我们就可以体会到这种权力的存在与力量。

　　在这种新型权力中，数据殖民与算法权力是两个极为重要的节点。下面根据已有文献对这方面研究做一些概括性的介绍。

　　数据殖民：将生活变为矿藏

　　早在2019年，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尤利西斯·梅希亚斯（Ulises Mejias）就出版了《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为资本主义所用》（The 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一书。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了“数据殖民主义”这一崭新的概念。

　　殖民主义一词当然是一种借用。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殖民者掠夺的对象主要是土地、矿产与劳动力和市场。但两位作者指出，在今天，一种类似的现象正在出现，不过这种殖民的对象不是远方的领土，而是我们的日常生活，是我们日常生活的痕迹与数据。这就是数据殖民主义。

　　在这种数据殖民主义中，所有的人类经验，从心跳频率、位置移动，到与朋友的交谈、网上浏览的痕迹、购物前的犹豫都在成为一种自然资源。

　　对这些资源的获得都是免费的，而且不需要使用任何武力。通过一种看似平等自愿的人机之间的“数据关系”，就可以轻易地实现对这些资源的获得和占有。你的每一次点击、点赞、停留，都在为平台生产着免费的数据，而平台则将这些数据视为自己的资产。人们乐在其中，却很少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免费的数据提供者，正在为一种自己无法参与决策的体系贡献原料。

　　最近的一则消息说，人类社会那些高质量的原生数据，已经在2024年就给AI喂完了。虽然网上有很多新数据，但相当一部分都是AI自己生成的废数据。如何才能获得新的数据？业内人士说，下一步的方向之一，就是获取更加私密的人类真实数据，如医院病历、律所合同、工厂技术手册、客服录音、公司内部资料、线下聊天、专业从业者手写笔记等。

　　两位作者在《连接的代价》一书中指出，数据殖民并不满足于了解你的过去，而是试图控制你的未来。通过对海量生活痕迹的分析，他们不仅预测你明天想买什么，想干什么，还能通过干预信息环境，塑造你未来的欲望、情绪甚至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数据殖民主义完成了对生活世界的整体性圈占，从而为算法权力的运转奠定了资源基础。

　　算法权力：规训、分配与裁决

　　有了源源不断的数据供应，算法便从技术工具转变为一种切切实实的权力。它不再是中立的计算过程，而是能够进行分类、判断、奖惩和引导的统治技术。

　　2017年，系统探讨算法权力的《算法的社会权力》一书出版。作者大卫·比尔 （David Beer）深受福柯思想的启发，强调权力的本质不是压制性的（说“不”），而是生产性的（促使、引导、构成）。算法权力的特点正是如此。它不禁止你看某个内容，而是通过推荐系统“喂养”你它认为你会喜欢的东西，从而积极地塑造了你的信息环境、文化品味和欲望结构。它生产了我们可能的未来。

　　比尔分析了算法行使权力的具体实践过程：

　　首先，是数据化 （Datafication）。这是权力运作的前提。正如上面所分析的，算法通过将我们的行为、情感、关系等都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点，使一切都变得“可见”、“可分析”和“可干预”。你在健身App上的心率数据，在社交媒体上的“喜欢”按钮，都是数据化的例子。

　　然后，是排序与分类 （Ordering and Classification）。这是权力的直接表现。算法通过对内容的排序（如搜索结果、信息流）和对人的分类（如信用评分、风险等级），决定了什么人或事具有“可见性”，以及他们在社会空间中的位置。这种排他性的排序权是一种巨大的文化权力。

　　最后就是预判与介入 （Anticipation and Intervention）。这是权力运作的未来时态。算法通过分析你的过去，预测你未来的行为，并提前进行干预，以左右你的决定。例如，根据你浏览高价商品的记录，就“预判”你对奢侈品有兴趣并推送相关广告。这就是一种介入，旨在引导你的行为和选择朝向可被计算的未来。

　　通过这样的权力实践，算法实现了规制、认知和分配的功能。正如劳伦斯·莱斯格所指出的，“代码即法律”。在数字空间中，算法直接规定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微博字数的限制、支付平台的信用分准入规则，这些都不是由法律直接规定，却比法律更不容商榷。同时，通过个性化推荐和排序，算法决定了你能看到什么，从而塑造你如何理解世界。这样一来，从表面看，人们似乎是生活在同一个信息平台上，但不同的人实际上是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信息现实里。最后的结果就是，算法决定了谁能获得贷款、工作机会、保险定价甚至司法风险评估。

　　这些新型权力的可怕之处，不仅在于其高效，更在于其不透明。弗兰克·帕斯夸里指出，算法构成了一个“黑箱社会”——决策标准深藏在代码中，被决策者往往毫不知情，也难以申诉。这种隐藏的价值判断和利益偏好，让算法得以推卸其决定性的政治和道德责任。与此同时，从外卖骑手到内容创作者，越来越多的人直接受到算法的实时规训，被迫遵循一套由效率最大化所设定的行为准则。算法权力由此成为一套覆盖日常生活各个角落的、难以违抗的治理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