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洋：高市早苗执政半年，日本变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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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新闻网4月22日电题（记者王丰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1日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名为“真榊”的祭品。同日，日本政府修改武器出口规则，正式允许杀伤性武器出口。高市早苗内阁执政刚满半年。

　　高市早苗在2025年10月靖国神社秋祭期间没有参拜，以自民党总裁身份自费供奉玉串料。4月21日至23日举行靖国神社春祭，高市以“内阁总理大臣高市早苗”的名义供奉了被称为“真榊”的供品。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2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严厉谴责日方有关靖国神社的消极动向，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强烈抗议。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政府同日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此次修订是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重大转折。

　　青年日本问题学者、察哈尔学会研究员陈洋22日接受香港新闻网、香港中通社专访，对以下问题作出解析：

　　1、高市供奉靖国神社，以总理大臣名义，供的是“真榊”。“真榊”什么涵义？此事的严重性？

　　陈洋：首先需要解释一下，“真榊”是日本神道教祭祀活动中使用的一种供品。4月21日是日本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的第一天，所以日本国内外舆论普遍关注作为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会否参拜靖国神社，因为在去年10月正式当选自民党总裁、日本首相之前，高市每年都会高调参拜靖国神社。那么，21日当天高市没有去参拜，而是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供奉“真榊”，实际就是延续了安倍晋三以后几位首相的“常规做法”——不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但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供奉。这样做法的影响程度，虽然要比直接参拜低一些，但本质上仍旧折射出一些日本政客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且扭曲的认知。

　　需要指出的是，去年10月，高市曾以自民党总裁的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日本神道教祭祀活动中支付的参拜金），但这样的做法之前的首相石破茂任内也曾采用过。在如何应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尽管高市去年10月和今年（4月）的做法略有差异，但问题的本质实际没有任何变化，仍旧是对自身侵略战争罪责的逃避、对历史公正的亵渎、对被侵略国家的挑衅。

　　事实上，日本靖国神社每年有3次主要的参拜事件，分别是4月和10月的春秋例行大祭，以及8月15日的日本战败投降日。因此，去年10月和今年4月，高市都没有去参拜，那么接下来8月15日高市会采取怎样的做法，无疑值得关注和警惕。

　　2、日本正式解除武器出口限制，是否军国主义死灰复燃重大突破？具体会开哪些口子，可能会重点推进哪些项目？

　　陈洋：是的，高市政府21日正式解除武器出口限制，虽然名义上是日本可以不受限制地向其他国家或地区出口武器装备，但更为实质的战后日本安保防卫政策的一次重大历史性调整、日本将正式成为“输出战争的国家”。

　　具体来说，日本未来可能重点打开三大“口子”。

　　第一是整装武器出口。过去受限最严的护卫舰、巡逻舰、导弹系统、雷达、防空装备将成为主力推销对象。日本已与澳大利亚启动约70亿美元护卫舰合同，这被视为示范项目。

　　第二是联合研发武器外销。日本与英国、意大利共同推进第六代战机项目，新规将为未来战机及配套系统出口扫清障碍，也利于日本融入欧美军工供应链。

　　第三是面向东南亚的地区军援化出口。菲律宾、孟加拉国等已表达兴趣，日本可能以“海上安全合作”为名，输出舰艇、监视雷达、反舰导弹、无人机等装备，藉机强化地区军事存在。

　　从战略层面看，这不仅是经济上的军工产业扩张，更是日本突破战后体制的象征性动作。武器出口一旦常态化，日本军工资本、政界鹰派与对外安全政策将形成相互推动机制，军事外向化趋势会明显加速。

　　因此，这一步可视为日本“新军国主义”的重要节点。它未必意味着重走旧路，但意味着日本正在摆脱和平宪政束缚，从“专守防卫国家”向“可输出战争国家”转变。亚洲国家对此需保持高度警惕。

　　3、高市内阁急推日本右转的同时，还妄图经济分开，从中国获利？能分得开么？日本经济有什么问题？

　　陈洋：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在安保防务领域推动防务松绑、强化武器出口限制调整，同时在经济上强调“对华风险对冲”甚至“经济分离”，但从现实结构看，这种“安全对抗、经济依赖”的双轨策略本身存在明显矛盾，实际可操作空间非常有限。

　　首先，日本难以真正与中国“经济脱钩”。中国长期是日本重要贸易伙伴和出口市场，汽车、机械设备、化工产品、电子零部件等均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消化。

　　同时，日本制造业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体系，大量中间品在中国完成最终生产与组装。一旦“脱钩”，不仅出口受损，整个产业链成本与效率都会受到冲击。

　　其次，日本经济本身存在长期结构性问题。人口持续老龄化、内需萎缩，导致增长动力不足；产业升级相对滞后，在数字经济、新能源等领域竞争力下降；“失去的三十年”使日本企业投资意愿偏弱，日本经济长期低增长。在这种背景下，对外部市场依赖反而更强，而中国正是其最重要的外部增长来源之一。

　　最后，日本在安保防务与经济合作之间的“双重逻辑”正在加剧政策矛盾。

　　一方面日本强化与美国及部分盟伴的安全协同，推动军事能力扩张；另一方面日本又无法摆脱对中国市场与产业链的依赖。这种结构性张力，使所谓“经济脱钩”更接近政治表态，而非现实路径。

　　总体来看，日本既想在安全上配合对华遏制，又难以在经济上真正脱离中国，这种矛盾状态将长期存在。其根本问题不在于选择意愿，而在于经济现实约束。中日关系因此也呈现出高度复杂的相互依存结构，难以简单切割。

　　4、高市上台执政满半年，半年政绩如何？重点做了什么事？

　　陈洋：4月21日确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不仅是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第一天，也是日本政府正式解除武器装备出口限制，更是高市早苗上台整半年。

　　回顾高市早苗上台执政的这半年事件，总体上呈现出“强安全、强财政、强改革意向，但经济改善有限、争议上升”的特点，政策推进速度确实很快，但结构性成果仍有待观察。

　　首先，在安保防务领域，高市政府明显加速日本“军事正常化”进程。其核心举措包括提前推进防卫费提升至GDP的2%，并将时间表从2027年提前至2026年，同时推动“安保三文件”提前修订，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协同，强化对周边安全环境的应对能力。总体来说，高市执政的半年事件里，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右倾化有着明显的深化发展。

　　其次，在经济政策方面，高市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重点围绕抑制通胀、产业投资与国家安全三大支柱展开，同时提出AI、半导体等战略产业投资，并推动减税与补贴措施，试图提振经济活力。 但从实际效果看，日本通胀压力与结构性增长乏力问题并未根本改善，民生层面的感受提升有限。尤其是中东局势的外溢，对日本经济构成了直接的冲击。

　　再次，在政治与治理层面，高市通过提前解散众议院并赢得选举大胜，强化执政基础，自民党取得战后罕见的超多数席位，为其政策推进提供了较强政治支撑。但与此同时，自民党在参议院仍受制于“少数执政党”身份的掣肘，且自民党推举的候选人近期在多场地方行政长官选举中落败，考虑到明年日本将举行“统一地方选举”，若当前的情况持续，那么很有可能动摇高市在自民党的执政根基，长期执政前景并不十分乐观。

　　最后，在外交方面，高市政府明显呈现出“强化同盟、对外收紧”的倾向。一方面持续深化日美同盟，在印太框架下加强与美、澳、菲等盟伴的安全合作，积极参与多边安全机制；另一方面在对华政策上趋于强硬，在安全、科技与经济领域推动“风险对冲”，致使中日关系遭到严重破坏。同时，日本加快推进与欧洲（北约）的安全与防务对话，试图扩大所谓“价值观外交”网络。

　　5、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未来的东北亚安全局势，是否承受很大风险？

　　陈洋：从近期日本安保防务政策调整与防务体系扩张趋势来看，东北亚安全局势确实正面临更复杂的不确定性，日本“新型军国主义”所带来的现实风险调整正不断提升。

　　当前日本推动的防卫费提升、远程打击能力建设、武器出口放宽以及与美西方安全协同加强，客观上意味着其安全战略正从传统“专守防卫”向更具进攻属性的方向延伸。这种变化将直接提升地区军备竞争烈度，并可能引发安全困境循环。

　　从地区层面看，东北亚本已存在多重结构性矛盾：半岛问题未解、海上争端复杂、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在此背景下，日本防务政策右转容易进一步强化阵营对立逻辑，削弱危机管控空间，增加误判风险。

　　总体而言，未来东北亚安全风险确实在上升，关键不在于单一国家标签化，而在于地区安全机制缺失与战略互疑加深，如何重建有效对话与管控机制，将决定风险是否进一步外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