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为什么停不下来？急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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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能慢一点吗？

　　赫拉利在多个场合分享了他与AI行业领导者的对话。他总是问他们一个问题：

　　“你们为什么进展这么快？就不能放慢一点，给人类社会一些时间吗？”

　　得到的的回答往往是这样的：“我们理解人工智能存在巨大的风险，甚至可能导致人类灭绝。我们也想放慢速度，但我们不能，因为如果我们放慢速度，而我们在其他公司、其他国家的竞争对手不放慢速度，他们就会赢得竞赛。”

　　于是，围绕人工智能的竞争就成了一双停不下来的红舞鞋。

　　这里仅仅是一般商业意义上的竞争逻辑吗？可能不仅于此。在这后面，其实有一股影响越来越大的技术加速主义的思潮。

　　泰勒·考恩：“低垂的果实”与大停滞

　　也许在我们身处的环境中不太容易理解，在不少西方人的脑子里有一种可以称为“大停滞”的概念。如果我们换一种说法，也可以叫作更容易理解的存量时代。这可能与我们很多人脑子里的概念不一样，西方的科技创新不是在日新月异吗？

　　有些人真的不是这么看。

　　2011年，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经济学家泰勒·考恩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大停滞》。这本书以直截了当的方式披露了这当中一种沉重的心结。

　　《大停滞》一书的核心论点很直白：美国这些年的经济实际是陷入停滞之中，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几个世纪以来赖以增长的“低垂的果实”已经被摘完了。人类在技术上已经处于大停滞的状态。

　　在考恩看来，过去几百年人类经济的狂飙猛进式的发展，主要是得益于“低垂果实”，即摘起来比较容易的那些果实。这种“低垂果实”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廉价易得的土地资源、受教育人口比例大幅提升的人口红利，以及那些改变人类命运的颠覆性技术。

　　就技术而言，考恩认为，目前支撑经济的主要科技成果大多是在1940年之前发明的，此后真正重要的发明只有计算机，其他领域的发明都乏善可陈，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科技高原”。

　　他说，我们现在就正坐在这个高原的顶端，等待着下一次革命性突破。但荒谬的是，现在很多人还误以为自己仍然生活在创新层出不穷的时代。

　　考恩对过去几十年科学技术的进步，给出了非常苛刻的评价：计算机和互联网固然意义重大，但比照20世纪初期那些极大推动经济发展的变革性技术——电力、马达、汽车、火车，数字化创新至今未能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也未能让所有人受益。

　　而当前人类普遍面临的收入增长停滞、生活水平停滞、全球经济停滞，根源都在于此。

　　罗伯特·戈登：“特殊世纪”与“六股逆风”

　　如果说考恩是以思想家的敏锐勾勒出问题轮廓，那么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在2016年出版的《美国增长的起落》中，则用厚重的历史数据为当前人类面临的困境就做出了更系统的分析。

　　戈登提出，1870年至1970年这一百年是美国的“特殊世纪”。

　　在这段时间里，内燃机、电力、电灯、室内管道、汽车、电话、飞机、空调等革命性技术集中爆发，彻底改变了家庭生活、生产劳动、城市面貌乃至社会组织形态。尤其是1920年至1970年间的“大跨越”时期，美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最为迅速。在这段时间里，城市化进程、交通运输速度迅速提升，女性从挑水等繁重家务中的解放出来，中央供暖和空调带来的全年恒温的环境。

　　这些都是一次质的飞跃。

　　然而，1970年之后，技术变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下降。戈登通过严谨的数据对比告诉我们：信息革命对技术进步的影响主要发生在1994年至2004年间，但其贡献仍低于“特殊世纪”的水平。更引人注目的是，2004年至2014年间，TFP增长已降至1890年以来的最低值。

　　戈登认为，这一时期美国科技创新之所以处于停滞的状态，是因为面临着“六股逆风”的拖累：人口结构的变化，婴儿潮一代退休，劳动力参与率下降，人均工作时间减少；教育瓶颈，教育水平提升速度放缓，大学成本飙升，学生债务沉重；不平等加剧，财富越来越向上层集中，底层99%的人收入增长停滞；全球化的竞争压力，来自全球的竞争加剧了对本土就业和产业的冲击；能源与环境成本，能源价格波动和环境保护要求的成本日益增加；政府和消费者债务，高额债务负担制约了未来的消费和投资能力。

　　戈登认为，这六股力量将经济的长期增长率拉低至1860年至2007年间1.9%年增长率的一半甚至更低。

　　戈登做了一个“减法练习”：如果只考虑这六股逆风的拖累，未来美国收入分配中底层99%的人口的人均消费增长率，可能会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降至每年0.5%以下。

　　彼得·蒂尔：比特繁荣与原子停滞

　　几乎与考恩同时，美国著名科技投资人彼得·蒂尔在2011年发表的《未来的终结》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更具哲学色彩的诊断。作为PayPal联合创始人和Facebook早期投资者，蒂尔身处数字革命的核心，却对科技现状发出了最尖锐的批判。

　　蒂尔将技术发展划分为两个领域：一是“比特”世界——计算机、互联网和通信技术；二是“原子”世界——交通、能源、航天、生物医药等实体领域。他的核心论断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原子”领域的技术进步已明显放缓，尽管“比特”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整体社会陷入了“技术停滞”。

　　“我们现在用着21世纪的手机，但仍然坐着19世纪的地铁。”这句广为流传的话精准概括了蒂尔的洞察。在他看来，人类依旧治不好癌症，寿命难以再延长，登陆火星仍是遥远梦想——这些“原子”领域的停滞，才是真正关乎人类命运的核心问题。他说，我们沉迷于数字世界的繁荣，却误以为未来已经到来。

　　2025年，蒂尔在一次播客访谈中表示，他仍然“基本认同技术停滞论”。尽管他投资的AI（包括OpenAI、DeepMind）具有变革性潜力，但他认为AI可能还不足以终结这种停滞局面。他期待看到人类在某些使命上“更积极地冒险”——登陆火星、攻克痴呆症，因为这些才是真正突破“原子”边界的努力。

　　卡普：大国的AI竞争

　　考恩、戈登和蒂尔，这三人之间存在一种清晰的呼应关系。戈登在他的书中明确引用了考恩的观点，承认自己的论述与《大停滞》的分析有相似之处。蒂尔虽未直接引用二者，但他所说的“原子”领域的停滞，正是考恩“低垂果实”被摘完在现实世界中的具体体现。

　　他们共同诊断出同一个病症：技术创新已经结构性放缓，而且面临着日益严峻的社会结构性阻力。而后全球化时代世界的巨变，特别是地缘政治关系紧张的加剧，则为技术的加速与竞争提供了新的动力。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到一个公司和一个人。

　　这个公司就是Palantir，我在以前的文章中多次介绍过（《哈梅内伊之死与Palantir和《科技共和国》》）。Palantir 技术公司是一家美国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软件公司，专注于为政府和企业提供数据整合、分析与决策支持平台。从猎杀本·拉登到抓捕马杜罗，从明州ICE事件到这次的击毙哈梅内伊，背后都有Palantir的影子。

　　Palantir共有五位创始人，分别是Peter Thiel（彼得？蒂尔）、Alex Karp（亚历克斯？卡普）、Joe Lonsdale（乔？朗斯代尔）、Stephen Cohen（斯蒂芬？科恩）、Nathan Gettings（内森？格廷斯）。其中的蒂尔和卡普是斯坦福法学院的同学。蒂尔大家都知道，美国科技右翼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而卡普也不是等闲之辈。

　　2025年，卡普出版了《科技共和国》一书。《经济学人》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一本"时机微妙的书"。微妙在什么地方？微妙就微妙在地缘政治紧张大国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明确提出科技界要重归国家使命。

　　在这本书中，卡普痛批硅谷的消费主义和"集体放弃雄心"。

　　在卡普看来，硅谷已经从冷战时期服务于国家使命的创新引擎，堕落为一种专注于消费主义的"技术游乐场"，他说，硅谷过度专注于解决消费者日常琐碎需求，而忽视更具深远意义的国家目标。现在硅谷感兴趣的是在线广告、社交媒体平台等，关注的是个人的需求和欲望，把工程才华浪费在 "浅薄创新"上，如照片的分享应用、外卖的软件和广告的算法，而非解决教育、医疗、国家安全等重大问题。

　　那卡普的主张是什么呢？他认为，科技要回归国家使命：“为了让美国及其盟友保持其全球优势——并维护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软件行业必须重新致力于解决我们最紧迫的挑战，包括人工智能的新军备竞赛。反过来，政府必须接受推动硅谷成功的工程思维的最有效特征。”

　　对此，有批评者指出，如果依此行事，也可能让美国走上苏联的老路。但无论如何，这可以让我们意识到美国科技发展的另一种道路选择。也可以让我们理解本文题目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为什么停不下下来？急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