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伊朗的问题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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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目前有关伊朗问题的讨论中，似乎存在一种简单化的叙事：巴列维时期伊朗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突飞猛进，然后是霍梅尼革命的倒行逆施，由此形成今天经济凋敝社会动荡的局面。

　　这种叙事尽管从基本事实上说是大体不错的，但却因忽略了这当中起伏的过程而失之简单化，结果是使得我们错失了对其中一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的机会。

　　下面，我想把这整个过程及关键转折点完整梳理和复原一下。

　　巴列维王朝的末日图景

　　说到巴列维王朝的被推翻、霍梅尼革命的成功，很难回避两个很重要的问题：一个看似非常强大且经济成就不俗的巴列维王朝为何会瞬间崩塌？由霍梅尼这样一位流亡海外的宗教领袖所发起的革命为何能够一呼百应？

　　答案也许就在历史的细节当中。

　　1963年，巴列维国王推行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这场改革将王室和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农民，约200万农民获得土地，农业生产率由此得到提升；同时，借助大量的石油收入，巴列维大力推进工业化，伊朗GDP增速一度达到10%。到1978年时，伊朗的人均GDP达到2200美元，伊朗在经济总量上是当时世界排名第九的富裕经济体。

　　然而，正是在这耀眼成就的背后，隐藏着王朝覆灭的伏笔：

　　其一，王室与权贵的超级腐败。 王室成员利用权力大肆敛财，生活极度奢靡，与民众的贫困形成鲜明的对比。当时，仅巴列维家族就控制着200多家企业，积累的财富约占当时全国GDP的10%以上。国王的妹妹阿什拉芙公主以权钱交易闻名，国王的一位兄弟甚至被允许种植和出售鸦片牟利。王室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使其统治丧失了道德合法性。

　　其二，经济高速增长下的贫富分化与社会不满。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伊朗的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特别是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进入城市的农村失地人口则大量拥挤在贫民窟中。这种“富裕中的贫困”成为社会不满的温床。而且，当时的伊朗也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问题，1978年通货膨胀率达到30%以上。

　　其三，政治高压堵死了社会宣泄的出口，也制造了更多的不满。在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的背景下，巴列维政府不惜采取政治高压手段，依靠秘密警察“萨瓦克”镇压社会中不满与抗议，那时的民众在政治上毫无民主与参与的空间。这使得社会各阶层的不满无法通过合法渠道疏解，结果是，最后如火山一般爆发出来。

　　当然，激进的世俗化、西化改革（如妇女解放、废除回历），以及对宗教领袖霍梅尼的迫害和驱逐，也严重触动了拥有巨大社会影响力的什叶派教士阶层的根本利益。当他们汇合起广泛不满的社会大众时，巴列维王朝的覆灭就成为定局。

　　两伊战争：伊朗经济的第一次断崖式崩溃

　　巴列维王朝晚期的危机是多维度、系统性的，而霍梅尼的“一呼百应”，正是建立在对这些危机的精准把握和有成效的社会动员之上。

　　但令人感叹的是，革命的成功并未带来经济的繁荣。恰恰相反，在霍梅尼执政末期（1989年）和2010年代之后，伊朗经济分别经历了两次断崖式的衰退。

　　两伊战争就是对伊朗经济的第一次毁灭性打击。

　　两伊战争的直接导火索，从表面看是领土之争。但其实有着更为错综复杂的原因。首先，是种族与宗教的因素。伊朗和伊拉克两国的主体民族分别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他们在历史上积怨颇深。在现实中，两国也互相利用对方的库尔德人，不断搞分裂活动。宗教的因素更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在伊朗执政的是什叶派，在伊拉克执政的是逊尼派，而在伊拉克，占人口多数的也是什叶派。

　　这里还不能不提到的，是霍梅尼与萨达姆之间的个人恩怨。当初，霍梅尼流亡伊拉克期间，曾被萨达姆于1978年驱逐出境，两人由此结下深仇。革命成功后，霍梅尼视萨达姆为异端和仇敌；而萨达姆则认为刚经历一场革命的伊朗，政局动荡、军力削弱，正是推翻1975年屈辱的《阿尔及尔协议》、确立地区霸权的天赐良机。

　　于是，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爆发了。

　　据估计，这场战争给伊朗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000亿至6000亿美元，若算上间接损失，总额更是高达9000亿至1万亿美元。战争初期，伊拉克就摧毁了作为伊朗命脉的石油设施，伊朗的石油出口从战前高点断崖式下跌：1983年尚有210亿美元，1985年降至140亿美元，1986年进一步跌至60亿美元，而到了1988年战争结束时，仅剩下可怜的10亿美元。结果，就是财政收入的枯竭。

　　从整体经济看，从1978年到1988年这十年间，伊朗GDP年均下降1.5%。1988年的GDP总量甚至倒退到仅相当于1974年的水平，十几年的发展成果付诸东流。按1982年官方比价计算，伊朗人均收入从1977年的29万里亚尔，骤降至1989年的15万里亚尔，直接腰斩过半。同时，失业率飙升，城市失业率从1977年的4.4%猛增至1984年的13.4%，到1988年战争结束时，更是达到了触目惊心的18.9%。

　　可以说，两伊战争使得伊朗失去了发展的黄金时期，有人估计，伊朗的经济发展由此推后了20至30年。

　　革命使命与伊朗的不归路

　　正是在这片废墟上，战后的伊朗开启了被称为“第二共和国”的重建时代。战后重建的核心人物是时任总统阿克巴尔·哈什米·拉夫桑贾尼，当然，背后的支持或背书者是当时还比较开明的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两人在重建初期有着不错的合作。

　　这一时期，有人将其比喻为法国大革命之后的热月反动，即从“革命狂热”转向“务实发展”。

　　在哈梅内伊的支持下，拉夫桑贾尼大力推行自由化的经济政策，调整货币汇率，放宽外汇交易，建立自由贸易区。1989-1992年，伊朗GDP增长率一度达到11.4%，1990年更是达到14.2%的高点。钢铁和水泥产量，跃居中东地区的前列，汽车年产量突破百万辆，农作物产量从1979年的3300万吨增加到1亿吨以上。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大发展。据统计，1979年伊朗高等学校在学人数还不足24万，大学生所占人口比例仅为0.7%；到1997年拉夫桑贾尼离任时，高等学校在学人数已增至121万，大学生所占人口比例也上升到2%。短短18年间，大学生数量增长了4倍以上。

　　然而，这条务实改革的道路没能持续走下去。逆转是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中后期。这其中的原因，当然有体制内既得利益者和保守势力的强力反弹，有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态度逐渐转向保守，从而使拉夫桑贾尼失去前者的支持，但客观地说，也不能排除拉夫桑贾尼改革当局政策本身失误的问题，如通货膨胀飙升、外债急剧膨胀、社会不满上升等。

　　如果进一步分析，这种逆转其实有着更深层的原因。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逆转也是必然的。

　　这当中最核心的，是伊朗以色列革命的宗教使命。所谓“输出革命”，常常被外界简单理解为宗教狂热或扩张野心，但在德黑兰的决策逻辑里，这实际上是一套融合了意识形态使命、国家安全战略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复合战略思维。要理解它，我们需要走进伊朗伊斯兰革命的精神世界。

　　1979年霍梅尼领导的伊斯兰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场仅局限于伊朗国内的变革。它的本质是一场带有普世主义色彩的宗教政治运动。

　　由此导致了这场运动的两个特点。一是在国内，把精神上的宗教使命而不是把经济发展作为政策的主要目标；二是把输出革命作为自己神圣的职责。正因为如此，霍梅尼本人作为什叶派宗教学者，其教派认同远高于国家认同。他们的使命，就是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黎巴嫩、伊拉克、巴林的什叶派社区甚至更广大的世界。

　　核问题与制裁螺旋：伊朗经济的第二次断崖式崩溃

　　伊朗的核问题，以及由此开启的长达几十年的国际制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现出来的。

　　原来，在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一个巨大的问号：伊朗为什么执意要发展核武器？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地区大国，为何甘愿承受经济制裁的巨大代价，也要执着于一个充满争议的核计划？如果放弃核计划，接受国际组织的核查，一心发展经济提升民众的福祉不是更好吗？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伊朗想象中的敌人或威胁究竟是谁？是美国？尽管伊斯兰革命推翻的巴列维是亲美的，但在现实中，当时美国对伊朗的威胁并不特别现实；是以色列？两国相距遥远，在历史上波斯人曾在以色列人最艰难的时候帮助过后者，而以色列人也一直存有感恩之心。是伊拉克？伊拉克在萨达姆之后，对伊朗的威胁并不大啊。那为什么他们那么偏执于将整个世界想象成是敌对的？

　　我的一个猜测是，伊朗领导人头脑中的各种假想敌，固然有某些客观的因素，但更多的从自己精神世界出发形成的一种想象。在这种想象之中，到处都是敌人，自己是处在一个非常敌对的世界当中，最神圣的使命就是与这个敌对的世界对抗。

　　于是，核武器就成了自己的护身符。自此之后，核问题就取代了经济发展，成为伊朗与国际社会关系的核心议题。

　　结果是可以想象的。2006年起，因核计划问题，联合国安理会和美国开始对伊朗实施一系列金融和能源制裁。2012年，欧美全面禁运伊朗原油，导致其经济一度陷入衰退，通胀率突破40%。2010-2019年间，伊朗年均经济增长率仅剩0.9%，人均收入停滞甚至倒退。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后，制裁一度解除，伊朗经济迎来短暂喘息。

　　但在2018年，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极限施压”制裁，导致石油出口量从制裁前的每天约250万桶，一度断崖式下跌至仅35万桶。这直接引发了货币崩盘：里亚尔汇率从2015年的1美元兑4万，暴跌至2025年底的1美元兑140万，货币价值十年间缩水超过90%。

　　制裁给伊朗带来的结果是经济全方位、系统性的窒息。它不仅切断了伊朗与全球经济的联系，更扭曲了伊朗的经济结构，让这个曾经的中东富国陷入了持续的衰退与社会动荡。到目前为止，约有35%的伊朗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困境下的攫取型体制越走越远

　　从当今世界的情况看，一些国家之所以陷入困境，除了外部环境可能确实恶劣之外，一种敌对思维的想象，可能是更主要的原因。

　　这一点在伊朗尤为突出。

　　这种心理不仅容易把外部世界想象成是敌对的，在内部也是充满不信任感。我们都知道伊朗有个革命卫队。一个国家在没有内战的和平时期，同时拥有两支独立的军队，这在世界上可能也是绝无仅有的。为什么会存在这种独特的现象？根本的原因还是不信任问题，对原有的国防军的不信任。相反，革命卫队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忠诚。

　　也有人把革命卫队比喻为纳粹德国的党卫军，其实是不确切的。

　　纳粹德国党卫军的主要职能是对内的，如控制警察系统、管理集中营、执行种族清洗、监视社会异见等。而对外作战的主力始终是国防军，尽管战争后期党卫军也组建了野战部队，但在规模、装备和战略作用上，从未取代国防军的主导地位。诺曼底登陆、斯大林格勒战役、北非战场，这些决定战争走向的大战役，主角都是国防军。

　　而伊朗的革命卫队则是内外一肩挑。两伊战争期间，革命卫队就与国防军并肩作战，甚至在某些战场上承担主力角色。战争结束后，它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获得了发展导弹力量、掌控核计划、建设海外代理人网络的全套职能。

　　进一步说，革命卫队是被当作整个政权的“备份系统”来设计的。在纳粹德国，如果国防军垮了，党卫军救不了场，因为它没有那个能力和规模。但在伊朗，如果国防军崩溃了，革命卫队可以独立承担全部军事职能。甚至，如果政府被某种力量压垮了，革命卫队仍然有自己的经济和军事能力维持体制的运转。

　　但我们知道，一个国家要同时维持两支并行的军队，是需要巨大的资源的。从表面看，伊朗军费占GDP的比重并不是特别高，但名义上的“军费”概念，可能远远低估了伊朗在国防和安全上的实际投入。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革命卫队本身就是一种“隐形”经济，它是一个庞大的经济帝国。到现在为止，革命卫队已经掌控了伊朗国防工业的 90%，而且通过海外武器贸易、军事顾问服务获取巨额外汇；在民用经济方面，革命卫队垄断了全国 60% 的大型工程项目，并广泛涉足石油贸易与金融信贷等经济领域（见《孙立平|富裕中贫困：伊朗的攫取型体制》）。

　　革命卫队的隐形经济势必对民营部门造成直接挤压。前面说过，革命卫队垄断了全国约60%的大型工程项目，而这些项目基本都是通过无竞标合同直接从政府手里获得的。

　　从20亿美元的南帕尔斯天然气田开发，到超过15亿美元的德黑兰地铁的扩建，再到到数千公里的高速公路网络，这些项目基本都是不经过市场竞争而被直接分配给革命卫队的关联企业的。而且，作为这样大的一个经济主体，他们既不向政府纳税，也不接受议会审计。

　　在这样的情况下，伊朗经济走入今天的困境，就毫不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