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二胖：上千年了，科举制度为何能持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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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创立以来，历经宋元明清四代，直至清朝末年废止，历时一千三百多年。

　　新中国没有科举，但是有高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延续。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学好文武艺，货卖帝王家。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 …

　　古往今来，有着无数的词句描述。

　　但究其本质，科举制度的核心逻辑在于：

　　维系社会稳定的同时，又平衡了各方利益，既保障阶级固化本质不变的前提下，又有效的防止门阀势力形成，还牢牢束缚底层民众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流动的幻想。

　　这与普遍的认知是不一样的，科举制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阶层流动通道，而是将阶层固化合法化。

　　在古代，这是王权垄断权力、拉拢控制社会精英、维持社会秩序稳定的核心工具之一。

　　通过科举，统治阶层能够实现双重目标，既让精英群体垄断政治权力，又维护了制度“开放竞争”的表面形象。

　　同时，让底层民众沉浸在“十年寒窗、一朝成名”的幻梦中。

　　从社会稳定的角度看，科举制度远远比直接的暴力和压迫更为高明，精力都用来考功名了，哪里还会闹事呢。

　　尤其当一个贫寒家庭节衣缩食、倾尽全力供子女读书时，他们并非在反抗固化体系，而是在为这一体系注入新鲜血液与持续活力。

　　留了一扇门，总还是有希望的。

　　用“读书改变命运”的叙事替代了对社会不公的反思。

　　当然，读书确实能改变命运，但这里是有一个比例的。

　　如果所有的人读书都能改变命运，要就意味着没有改变，不是吗？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

　　实际上，科举制度用百分之一的成功案例掩盖了剩余百分之九十九的现实。

　　成功跃迁的只是极少数，大部分，依旧是牛马。

　　我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人们对科举制度存在两大误解。

　　误解一，科举面向全民开放，平民可藉此实现阶层跨越。

　　这是严重离历史事实的。

　　在古代社会，具备基本读写能力的人口比例极低，十人中难有一人。

　　而以科举为目标进行系统学习的，更是百中无一。

　　这背后是极高的经济门槛：古代书籍贵，好的书籍更是家藏且不流通，笔墨纸砚对普通家庭而言都是奢侈品。

　　比如明代应试的普遍读物《四书大全》的价格约4两银子。

　　此外，书法功底更是需要长期投入、消耗大量纸张笔墨的“硬功夫”。

　　八股文写作更非易事，它不仅要求对四书五经的熟稔，更强调对经典的理解及其在现实问题中的应用能力，类似于今日的申论考试，

　　申论答错最多失分，科场上言论不当可能招致罪责。

　　考生不仅需要熟读经典、形成独立见解，还必须熟知各种政治忌讳，把握考官偏好与官场风向。

　　想象中的闭门苦读即能中举，这是不可能的。

　　乡里的孩子，四书五经读的再好，信息闭塞，考策论，就当前形势发表对策，怎么答？

　　之所以会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说法，是因为考生需游历四方、结交同乡，积累人脉，深入了解社会经济、政治生态与风土人情，才能写出切中时弊的文章。

　　这背后处处都需要银子的支撑。

　　举个例子：清代一名童生每年仅拜师费就需五两银子，加上笔墨纸砚书籍伙食费以及应试往返开销，每年至少需要二十两银子，这几乎相当于普通农户全年收入。

　　说银子大家可能没有概念，咱们换算一下就明白了，按今日银价（31元/克）换算，一两=50克，二十两相当于31,000元人民币。

　　别说古代了，搁在在今天，这对于很多家庭而言无疑也是很大的一笔负担。

　　相比之下，官宦富贵之家优势明显。明代首辅张居正之子张懋修，十二岁便有江南名士徐显卿每日授课六小时，束脩高达百两。

　　为让儿子熟悉科场规则，张居正甚至让他参与官场应酬，提前积累人脉。

　　清代江南士绅家庭常雇请枪手分析历年考题，总结八股文模板，甚至预测殿试题目。

　　1840年，林则徐之子林汝舟考中探花，其书房中收藏的前明首辅八股文真迹达两百篇，而寒门子弟只能自行摸索。

　　误解二：科举难度不高，努力即可获功名

　　难度不高，呵呵，简直太高了。

　　录取的比例远远低于现代的高考。

　　明朝科考的录取率大概在2%到5%，乡试的录取率大约也在1%到4%之间。

　　明清两代共产生约25万名举人，而中国千年科举史上，状元仅600余人。

　　范进中举，为啥会考了一辈子。

　　按小说背景，家境贫寒，屡败屡战，唯一支撑他的经济来源就是屠夫的老丈人了，范进中举堪称奇迹。

　　比如，明末状元，刘理顺，河南杞县人，会试十次不第，最终在崇祯七年（1634年）中一甲一名进士（状元）。

　　此时他已经50来岁，期间开销将近2000两银子，他自己是付不起这笔钱的，当地的富商看好他，支付了他29年所有的考试开销。

　　科举并非应试教育，而是普通民众难以企及的素质教育与精英教育。

　　有机会去博物馆看看，有展览明清的考卷的，那一笔字写的，放在如今都是书法家。

　　传统戏剧与通俗文学常虚构底层逆袭、平步青云的故事，强化了科举作为上升通道的幻象。

　　真实情况是，大家族将幼童集中启蒙扫盲，从中选拔少数有潜力者重点培养，争取科举入仕——这才是科举的常态。

　　大家族，有人能进仕途，是非常重要。也可以说一个家族想要壮大，有人做大官是必要条件。

　　而且，科举制度最精妙之处在于，它通过极高的难度与不确定性，确保了没有家族能够稳定地产出顶级科举人才，从而有效防止了门阀势力的形成。

　　由于科举竞争激烈且结果难以预测，即使显赫家族也难免经历人才断层，逐渐家道中落、退出权力中心。

　　科举使天下家族与精英皆沉浸其中，为考功名，无暇他顾，赚得英雄尽白头。

　　然而，明清科举在表面禁止舞弊的同时，却公开设立了两条合法捷径：捐纳和恩荫

　　扬州盐商江春曾一次性捐银三十万两，获布政使衔；其子江恂则直接获得科举名额。

　　两淮地区商籍考生的中举概率是普通考生的三倍。

　　这类似于今日某些高价易过的在职教育项目，实为特殊通道。

　　另一种特权是恩荫，官员可直接保送子孙进入国子监。

　　1723年，雍正帝规定一品官可荫一子入监；乾隆朝将此特权扩大至二品官。

　　名臣张廷玉之子张若霭，十七岁以恩荫入监，二十岁考中进士，而同期平民考生平均年龄达二十八岁。

　　这类似于今天的特招。

　　科举制度最精妙的设计还在于，即使少数寒门幸运中举，也会被迅速吸纳进精英阶层的利益网络，直接转化为固化体系的维护者。

　　这一同化机制确保了制度的稳定性——任何通过科举上升的个体，都会自然倾向于维护赋予其地位的系统，而非挑战它。

　　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科举基本是要脱产的，古代能脱产，那家庭条件就超过了绝大部分人。

　　古代所谓的贫寒学子就是除了读书和吃饭再没钱干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