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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磊:伊朗是如何走入历史的垃圾时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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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6-1-23 09:04:3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伊朗是一个值得重点关注的国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中东这片土地上,从最早的苏美尔文明、耶路撒冷、波斯帝国,到后来的阿拉伯帝国,再到近代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都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的一面,也都有消极的一面,但无论是哪一面,都不能忽略。

  如今的伊朗,占据着整个伊朗高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目前依然有接近1亿的人口,是一个中等规模层面的人口大国,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如果自己不出问题,其他国家派遣地面部队去打伊朗的难度非常大,甚至其难度远远超过阿富汗等国家。

  伊朗又是一个拥有巨大的整合潜力的国家,处在东西方交通要道,世界宗教在这里交汇,集合了中东几乎所有的民族和信仰体系(包括库尔德人、阿塞拜疆人、逊尼派、什叶派等),如果伊朗能将这种复杂性整合到一起,并发挥出更好的发展优势,那将是极具潜力的一个国家。最早的时候,这片土地创造的波斯模式,对整个地中海和欧洲都形成了很长时间的优势,古希腊文化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在抵御波斯的过程中刺激和凝聚出来的。

  那伊朗走到今天,为什么逐步的进入到了,经济崩溃(十多年里货币贬值了一千倍,商业体系无法存续),各类治理失效的地步。无论是用国内发展的标准去衡量,还是对国际领域的贡献和影响,都已经进入到了历史的垃圾时间,同时呢,想扭转这种局面的代价越来越大。

  那今天我们就展开来讨论一下,从历史和现实,以及伊朗国内和国际政策等角度,来寻找一下伊朗走入历史垃圾时间的具体节点。

  如果要从这一轮的发展来看,最主要的一个节点是,当世界的发展潮流趋于世俗化和扩大开放的时候,伊朗选择了政教合一,如果这还不是重点,那么其中的“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就意味着双重锁死,也就给自己的发展建立的不仅仅是注定的封闭系统,而且是一种难以打破的铜墙铁壁。

  这是垃圾时间的正式开始,因为这决定了伊朗国内外政策的唯一性和不可改变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伊朗的对外政策,一定是以排他为主的,也就是由对外的不认可所主导的进攻性对外话语和行为体系所主导。因为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这背后的逻辑很简单,就要证明西方和东方都没有伊朗好,对于不好的东西,就不能要,就一定会走向攻击模式,只不过有能力的时候,体现在行动上,没有能力的时候,会体现在语言上。

  于是,伊朗从对外的角度,不得不给自己树立了至少三个不可能完成的目标。

  第一个对外目标是,消灭周围邻居,比如消灭以色列的意志;第二个目标是消灭异教徒,或者跟异教徒做长期的殊死斗争(包括来自东西南北的异教徒);第三个是要消灭美国(美国老制裁伊朗)和一切不符合伊朗诉求的外部体系。

  这注定了伊朗的外部诉求和“奋斗”的目标不可能实现,最终就会变成内部治理的权威性和信任度的丧失。当国内民众的生活都难以维继,同时消灭美国、以色列和异教徒的口号目标依然没有实现的可能,内部因信任等问题,其治理的成本和难度就会指数级放大。

  那为什么伊朗对外的目标,注定会失败呢,原因是,在伊朗这种模式下,任何的目标都是笼统的,没有任何清晰度和执行层面的分解步骤的,比如要消灭邻居以色列这种目标,那到底消灭的是什么呢?也就是具体反对人家什么呢?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犯罪?是以色列在中东建国的原罪?是具体以色列哪些人不认可伊朗这个国家?每天都策划消灭伊朗?

  所以你会发现,伊朗的国外诉求和目标,是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空洞的、极其广泛的,只基于“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纯排他性逻辑加持的,这就使得这种目标的实现,必须要掌握可以轻松毁灭地球的能力,才能达到,否则你想把一个国家在地球上抹去,尤其是像以色列、美国这样的国家,在地球上抹去,或打服这样的国家,凭伊朗的能力是不可能完成的(可以参考俄罗斯打乌克兰,打到现在,也没有把乌克兰打服,伊朗可能还没有俄罗斯能打,以色列和美国可能比乌克兰更抗打)。

  如果再回到内部来看,伊朗这种模式,能发展出足以打败以色列和美国的经济和工业等体系吗?能在“不要西方,不要东方,只要伊斯兰”的模式下,自己就顺其自然的强大起来吗?

  事实证明,完全不可以。如果说美国对其他国家的制裁,其他国家可以有足够的理由反对,因为造成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困境等,伊朗实际上最没有理由反对制裁,因为伊朗最初就是喊出了“不需要西方、不需要东方,只要伊斯兰”,那美国的制裁,恰恰帮助伊朗实现了不要西方和不要东方,最后只要伊斯兰的口号,所以说这个时候说伊朗内部经济的崩溃,是因为美国的制裁,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美国并没有制裁伊朗“只要伊斯兰”的自由,恰恰是协助了伊朗“只要伊斯兰”,切断了伊朗跟东、西方的贸易往来。而事实恰恰又说明了,“只要伊斯兰”不可能让伊朗强大,反而加速了垃圾时间。

  请注意,这里不是在为美国动不动就制裁其他国家的这种霸权行为辩护,而是要说明,一个国家进入到历史的垃圾时间,其根本的原因不能找错了。当外部的各种国家目标无法达成的时候,内部的发展和治理往往就会雪上加霜。

  当然,内部的发展和治理的失败,不仅仅是因为外部国家目标的难以实现,更重要的是,其内部发展和治理的选择,无法可持续的创造用来发展国家和人民生活的增量财富,更无法提供完成外部目标的资源,反而变成了一种对增量创造的系统性遏制,以及对存量的宗教性、权力性掠夺。

  这里面,关于具体的伊朗各类政策,不做详细的讨论,我只说大的方面的选择和影响,因为这决定了几乎所有细枝末节,也就是决定了终端能产生什么、会产生什么。

  由于政教合一这种机制,就使得伊朗的治理,恰恰是“口号治国”,而不是基于系统和规则。“口号治国”对伊朗的伤害,不是简单的遵从教义等,对世俗创造的遏制,而是“口号治国”最被忽略的地方,也就是对整个国家伤害最大的,是所有人都失去了“时间效用”。

  什么意思呢,比如在伊朗这样的国家,就算处决一个杀人犯,也都需要全民参与,也就是要发动全民来声讨这个杀人犯,而目的仅仅是要证明,政府这样做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这样做,不去发动全国来声讨这个杀人犯,政府就会觉得,自己处决杀人犯可能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几乎所有政府的裁决等自信,并不来自法律体系,而来自全民对裁决事件的表态,这种连处决一个杀人犯,都要进行全民服从性测试的制度体系,其运行成本是非常高的,是有着非常具体的成本代价的。

  也就是说,在伊朗这样的国家,你只要知道教士集团在做什么、喊什么,就知道伊朗整个国家的人民都在做什么、喊什么。这就是我说的,伊朗这个国家失去了全民层面的“时间效用”。

  而“时间效用”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一个国家体系是否有基本的时间来思考和创造其他东西的基础性资源。这就好比说,拿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国家来说(只是为了举例,这两国家知名度高、跟伊朗关系特殊),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晰的现象,就是无论政府在做什么,是在跟别的国家吵架,还是在做一项重要政策或法律的执行等,这些国家的大部分人,都不需要无条件的参与其中,都在基于自己的需求来处理时间,而不是集体的、无时无刻的、不分昼夜的盯着政府的决策和行动,进行无休止的表态和服从性表达。

  也就是该干嘛的都在干嘛,搞科研的在搞科研、搞商业的在搞商业、搞火箭的在搞火箭等等,这就使得,看上去这些国家的政府比伊朗政府还能瞎折腾、制造舆论,甚至发动战争等,但同时,这些国家的任何产业都没有落下,任何发展都没有落下,而到了伊朗这样的国家,由于任何事情都需要全民参与,否则政府不放心、不接受、不信任,就导致所有人的时间,都花在陪政府搞“口号”和整“运动”上面了,这看上去声势浩大,但到了这股声势过去之后,政府和人民都会陷入新的空虚和匮乏,什么实质的东西都没有创造出来,整个国家及所有人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这就是典型的垃圾时间。

  同时呢,由于这种模式的存在,任何在这种模式之外的存在,都会被打击,成为边缘或挤出整个伊朗,也就是要么大家一起“喊口号”浪费时间,要么你滚出伊朗。不存在基于其他创造或不同的,分配时间的形式存在。这就使得判断伊朗这样的国家,无论是中立的去看,还是作为对手去看,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不存在误判,简单就变成了最明显的治理漏洞。这就是为什么伊朗总是说自己被以色列和美国渗透、被谁谁谁出卖,但我们很少听到以色列和美国被伊朗渗透、被谁谁谁出卖。

  而对于判断像美国、以色列这样的国家,为什么经常存在误判呢,因为这些国家不只有政府,甚至政府还是一个经常犯错、存在感较低的体系,政府的所有对外资源,还得从社会体系中去提取,是整个社会推动着政府,这就使得要去了解以色列、美国这样的国家,恰恰要通过研究整个社会才能搞明白一二,而仅仅通过对其政府的关注,获得的信息是极为有限的,光看政府的话,经常会出现严重误判的情况。

  就拿美国来说,现在特朗普到处开炮,从政府舆论去看,美国跟欧洲几乎都快决裂了,但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欧洲跟美国航班数量,仅仅伦敦一个城市,跟美国纽约等一天就有接近100趟的航班,是全世界最繁忙的。也就是美国政府和欧洲的摩擦,并没有影响到更大层面的人口、商业等等领域的交互。特朗普政府的瞎搞,也没有影响到星舰的发射、星链的高速发展,更没有影响到芯片和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的发展。

  而如果伊朗要是跟哪个国家发生这种摩擦,第二天就有可能停掉所有的交互方式,很多正常发展的产业都可能戛然而止,整个社会没有任何规避风险和自主决策的空间,这又反过来加剧了全民不得不把时间花在跟随政府的“口号”和“意志”层面,否则任何的民间投入和自我规划,都可能瞬间烟消云散。这就变成了一种加强循环,将一切进一步的简单化、脆弱化,对投资和国际交互的意愿置于严重投机和不确定性当中,形不成长线积累,也就没有正反馈。

  说完了伊朗很难建立全民有效时间的问题,再说说,在这种背景下,会形成什么样的分配制度问题。

  由于全民用来创造不同产品和财富等的时间效用被削弱,建立增量创造和增量财富的可能性也就大幅降低了。这种时候,对存量财富的分配将是整个国家走向畸形的又一暴击。

  对存量财富的分配,不仅仅是说会出现朝着教士集团的单一流向,而是会出现对任何增量的迅速争夺,包括一些非常基础性的服务型商业创造的局部增量,以及些许国际贸易带来的增量等,都会迅速的引来争夺和瓜分。这种背景下,整个社会对增量的投入就存在巨大的风险,而且对增量的投入所造成的损失是没有任何分摊机制的,但一旦有了收益,争夺和瓜分会迅速到来。

  最后就变成了,所有的人,要么涌入分配系统,包括政府系统等,要么都盯着唯一的一个具有国际需求的资源型、被动型产业,即石油产业。石油产业之所以能稍微创造一点新增财富,并不是伊朗拥有了对石油行业的技术或市场性服务的提升,而仅仅是石油拥有天然的国际需求,这种需求不需要伊朗提供更好的服务,也不需要创新的技术,只需要抽出来就好了。

  也就是说,在伊朗这样的商业体系下,只有符合石油这样的特点的东西,才能出现用来可分配的新增财富,即不需要创新技术和更好的服务就能搞出来的,同时又有国际需求的东西,两者缺一不可。这就是为啥像伊朗类似的国家,只能通过向国际市场卖矿产或石油才能赚钱的原因,有矿产没有国际需求也不行,内部没有市场。

  但问题又出现了,这个时候如果石油的价格出现了波动,或遭遇一些制裁,其新增财富就会迅速减少,用来可分配的资金就会降低,而随着历史的推进,国内只分配、不创造的群体反而越来越庞大,石油收入一旦减少,问题就更严重了。怎么办呢?要么增加对社会基础性商业的压榨,要么放开货币供应,直接向石油这一唯一可以创造财富的产业输入资金,然后不是用来满足石油技术的迭代或国际市场的开拓,而是满足基于石油而建立的一套分配模式,来进行不得不扩张的直接货币增发。

  其导致的结果就是,要么没有人做基础性生意了,因为压榨会导致入不敷出,市场会迅速的进入到匮乏状态,而要么就是因为直接的货币增发,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

  实际上这一轮伊朗的匮乏问题,以及恶性通胀,就是这两个现象的叠加,一方面没有人再愿意做基础商业的长期性投入,另一方面分配群体庞大的二次分配需求主导的直接货币增发,就导致匮乏和通胀的加剧。

  总之,就是用来创造财富的产业和人群越来越少、越来越难,而依附于财富分配的体系越来越庞大,这就使得话语权完全从创造财富者,转移到了分配财富者一边,导致的结果就是,越是创造财富的产业和人群,越容易犯错、越没有地位,越容易被攻击,因为只有对财富创造者进行攻击、贬低和打压,才能让分配体系主导的模式看上去“有理有据”。问题是,没有了创造,分配啥呢?只能印钱大家分了。这就是完全由分配体系主导的必然结果。

  再说一下人口和人才问题。

  由于原教旨主义导致的单一性和道德的法律化,就使得伊朗整个社会的文化非常单一,而纯生活风险巨大,也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和被伤害风险,根本不需要触犯法律,而有可能只是穿衣戴帽等问题,也就是想整一个人,有一千种除法律之外的方法。

  这就使得从社会发展和群体性生存条件改善的角度,也就是经济发展的角度,实际上必须要依靠强制性或隔离性,才能让大家产生对所有境遇的认可,哪怕数十年经济发展的停滞和崩溃等。其实这种背景下,整个治理和维持的难度已经非常高了,需要花大量的成本来说服民众接受和赞扬停滞的合理性。

  实际上从目前的数据来看,在欧洲和以色列等地区的伊朗劳工,展现出的聪明和能力,是远远超过世界对伊朗整个国家和民众的认知的。因为在伊朗无法创造更加广泛的存在多样化和丰富性发展体系的时候,人口本身的素质和潜力就会非常大的压制了,如果全国都做一件事情,或者说只能做很少的几件非常基础的事情,大部分人口的素质和潜力是没有可能体现的。

  那这里面,是不是说伊朗人口或人才的普遍性外流现实和倾向,就仅仅是因为这些人口和人才不爱国或找不到发挥的地方呢,实际上从国内教育的角度去讲,伊朗这样的国家,投入的教育资源恰恰是最高的,包括非常严格的,把宗教跟国家的绑定等,教育本身就变成了传教的一部分,恰恰是非常重视教育的(伊朗普遍受教育的程度反而很高)。

  问题是,任何模式都需要可持续保障,而可持续的保障最基本的一个前提是,要建立一种反向的吸引力(当一种逻辑,能够吸引别人参与的时候,你都不用教育自己人,自己人会非常主动的跟你保持一致,并产生自驱型靠拢)。如果做不到反向吸引,别说是伊朗这样的国家,就连日本、韩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也阻止不了人口和人才的外流。

  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想阻止人口和人才的外流,其实在当今世界,需要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以及用各种方式来阻止外流。我已经说了,韩国、日本已经是发展的非常不错了,都做不到阻止人口和人才的外流,更何况伊朗。真正阻止人口和人才外流的条件是明确的,就是创造人口和人才的“内流”。

  也就是说,简单的经济发展和政策性阻止人口外流是无法彻底解决人口和人才流出的,而只有把人口和人才的目标,制定为“内流”,用更上一层的,更高维度的目标,去达到次级目标,也就是只有触动全球人口和人才向自己国家流动,才能得到次级的,阻止本国人口和人才流出的问题。

  很多人骂西方的人口流入和移民体系,实际上如果欧美做不到让其他国家人口的流入,我可以肯定的说,他们连自己国家的人口都保不住,看看韩国和日本就知道了,日本光给巴西就移民了百万人口,更不要说去欧美国家的了。这是一个必须要用更高的目标去达到次级目标的模式,没有其他更有效的方式。

  很多人觉得,只要国家发展好了,人口和人才自然就不外流了,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静态的,极其简单和想当然逻辑。人口和人才的流动,是一个动态问题,如果你无法创造人口和人才“内流”的机制和模式,不管经济如何发展,本国人口和人才都是流出的。这就好比池子里的水,无论你用什么方法保护,只要没有新的水源进来,没有建立一种往池子里流入水的机制,无论你如何规划发展、建设和保护这个池子,水依然会往外渗透、蒸发。而当你建立和触动了一种“内流”机制之后,你就会神奇的发现,你不仅不用担心人口和人才外流了,同时你还会发现,人口和人才不仅不外流了,还可以挑选流入的人口和人才了。

  也就是说,要解决人口和人才的流出问题,需要用更高的动态性发展要求来解决,而不是静态的高成本逻辑。所以说,关于伊朗这种国家的人口和人才流出问题,实际上相比讨论纯经济发展问题和国际政策选择问题,过于高要求了。而大家往往会盯着人口和人才的流出,实际上这是非常高标准的一种讨论体系,伊朗离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还很远(先得有维持经济的能力)。比如像日本、韩国等,如何阻止人口和人才外流,如何让更多人口涌入日本和韩国,实际上才是有意义的,如果大家去看的话,日本这一轮经济的复苏,也就是走出三十年通缩,其中一个数字是,日本涌入的外国人口在不断的扩大,尤其是近几年,数据更加明显,东京为了吸引外国游客,都在首都建设赌场了,很快东京就可以“赌博”了。

  那对于伊朗如何进入历史的垃圾时间的定义,是不是过于主观,也许人家这种模式,也是一种存在方式,是一种全民意志的选择,人家就喜欢这样,就愿意这样,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因为大部分情况下,时代是由人民铸造的,但还有少部分情况是,缔造历史的,往往是少数人在最初,或者关键时刻,设计的架构,这种架构本身可以让民众的意志更趋向于确定性和合理化,还可以让国家的整个发展成本更低、可持续性更强。

  如果说一定要反驳对伊朗历史垃圾时间的定义,其实可以做一个假设,那就是推翻垃圾时间定义的唯一证据是,伊朗可以达成自己的内外目标,比如消灭以色列等,同时能够在一定周期内,解决国内的发展问题,至少可以做到在没有消灭以色列的情况下,能够让以色列等国家的人跑去伊朗打工、学习、做生意等,给出比以色列国内更高、更好的工资、机会等。如果能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对伊朗垃圾时间的判断就完全错了,而现在的问题是,伊朗这一套系统走到今天,连维持国民的基本生存都已经很难了,更不要说接纳冗余、创造未来可能性,而创造发展的冗余和可能性,往往才是避免走进垃圾时间的重要成本保证。

  以上仅供闲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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