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伯陵：《红楼梦》是两方势力激烈斗争的工具

lameihua

　　1

　　最近一段时间，历史领域非常热闹，从“洪承畴是不是康熙生父”到“红楼梦是不是反清悼明”，一瓜接着一瓜，以至官媒都亲自下场辟谣。

　　历史确实是史实记录，但读历史、谈历史永远是现实的映射，尤其是大多数人都开始谈论历史的时候，那一定是借历史话题来表达现实需求。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洪承畴和康熙》的谣言能甚嚣尘上，是网友们借这件事支持1644史观、否认1840史观，关于《红楼梦》的争论，同样是反清和拥清、革命和守旧、新文化和旧文化的争论。

　　这篇文章，我们不聊新闻热点，而是按照回顾历史的惯例，聊聊1954年的那场关于《红楼梦》的争论，看看是否对现在有参考意义。

　　2

　　《红楼梦》的成书年代已不可考证，原稿也不知去处，最初是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世间，而现存的手抄本中，成书最早的是公元1754年的“甲戌本”。

　　换言之，早在乾隆年间，《红楼梦》就开始广为流传，成为清朝的畅销书。

　　而随着《红楼梦》的迅速传播，以个人观点解读《红楼梦》的行为也逐渐兴起，嘉庆、道光年间正式定名为“红学”。

　　这一时期，“红学”研究大致有两个方向。

　　其中一个是索隐派。

　　清朝前期文字狱频发，经常有人因为只言片语便身死族灭，故而人们不敢直言时事，有什么想法，只能借助春秋笔法，以论史、咏物、暗喻等方式表达出来。

　　在这样的背景下，《红楼梦》问世以后，很多人便认为，这部书就是披着家族兴衰外衣的王朝更替史、政治斗争史。

　　例如乾隆年间，周春就提出“《红楼梦》是叙金陵张侯家事”的观点，将小说情节和现实政治家族联系起来。道光年间，赵烈文又提出，《红楼梦》记述的是康熙朝宰相明珠家事的观点。

　　到了民国初年，王梦阮、沈瓶庵合著《红楼梦索隐》，认为《红楼梦》是顺治皇帝福临和秦淮名妓董小宛的爱情故事。

　　福临即贾宝玉。

　　董小宛是林黛玉。

　　1917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出版《石头记索隐》，认为“红”和“朱”相通，红楼梦实际上是明朝灭亡前的一场梦幻。这个观点，直接把《红楼梦》定性为宣扬民族主义、悼明反清的小说，贾府灭亡则是明亡清兴的隐喻。

　　蔡元培曾是反清组织光复会的领袖，他把《红楼梦》和反清革命联系起来，其实就是解构小说、重塑文学，让文学和小说为现实革命服务。

　　在那个革命思潮狂飙突进的年代，蔡元培的观点，毫无疑问是影响力最大的，甚至一度成为索隐派的主流观点。

　　另外一个是考证派。

　　《红楼梦》刚问世时，作者是没有署名的，读者不知道作者是谁，便开始推测猜想，以至于作者的候选人一度达到六十多个。另外书中的故事和人物，也没有明确的时代背景和原型，人们便以清朝盛行的考据学为工具，用搜集史料并将史料和书本线索结合的方式，逐字逐句的考证《红楼梦》。

　　乾隆年间的袁枚，曾探访过江宁织造曹寅的旧事，认为曹寅的随园就是大观园的原型，曹寅之子曹雪芹依据家族旧事，撰写了《红楼梦》。

　　但嘉庆年间的西清认为，曹寅是满洲正白旗包衣，其子不是《红楼梦》的作者，真正的曹雪芹姓曹名霑，隶属于汉军旗。

　　到了1921年，北大教授胡适对曹雪芹及其家世做了大量考证，然后发表《红楼梦考证》，再过两年，北大毕业生俞平伯发表《红楼梦辩》，他们两人认为，《红楼梦》的作者就是曹雪芹，而且曹雪芹只写了前八十回，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

　　凭借这项考证成果，胡适和俞平伯，成为考证派的领军人物，并共同成为新红学的奠基人。

　　这些考证派人物，家世背景和学术背景大体相同。

　　袁枚是浙江钱塘人，乾隆年间的进士、翰林院庶吉士。

　　胡适出自安徽绩溪的明经胡，其父胡传追随过清朝宁古塔边务钦差大臣吴大瀓，后来到台湾做过台东直隶州知州。胡适本人则留学美国，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约翰·杜威，回国以后又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提倡改良主义，反对暴力革命。

　　俞平伯是浙江德清人，其曾祖俞樾是道光年间的进士，深受阅卷官曾国藩的赏识，后来成为翰林院编修。其父俞陛云是光绪年间的探花，后来参与编撰《清史稿》。

　　受家族学风的影响，俞平伯以15岁的低龄考入北大，19岁毕业离校，而在毕业前夕，俞平伯的现代诗《春水》和鲁迅的《狂人日记》，同时在《新青年》发表，成为中国白话诗的开拓者之一。

　　不难看出，他们的家世背景和清朝政权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学术背景和宋元明清的士大夫一脉相承。

　　如果说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是革命性质的，反清情绪强烈，那么以胡适和俞平伯为代表的考证派就是士大夫性质的，即便不拥护清朝，起码也不愿意彻底否定、清算清朝。

　　3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的25万大军撤出城区，接受解放军改编，曾建议傅作义“和比战难、坚持待变”的胡适，则乘飞机前往南京，出任蒋介石的总统府资政。

　　4月，蒋介石命胡适前往美国做说客，请求美国武力介入中国战争，但他抵达美国不到两天，解放军便渡过长江解放南京，中国局势已定。

　　从此以后，胡适长期滞留美国，并发表“不管局势如何艰难，我始终是坚定的用道义支持蒋总统”等言论。

　　那个颇有才学的新文化运动干将，从此成为美国的附庸、割据台湾的蒋介石的编外政客，站在新中国和人民的对立面。

　　俞平伯没有出国，留在大陆继续搞他的考证红学。

　　再过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蔡元培渊源颇深的教员、周先生，则是这个新中国当之无愧的领袖。

　　红学人物的命运轨迹，从此开始影响《红楼梦》的争论，以及红学派系的最终胜负。

　　1953年，俞平伯已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学研究室工作，他重新修订了旧著《红楼梦辩》，改名为《红楼梦研究》再次出版，1954年3月又在《新建设》发表《红楼梦简论》，陈述他的观点。

　　俞平伯认为——

　　《水浒传》锋芒毕露，但《红楼梦》怨而不怒，风格比较温厚。

　　《红楼梦》的主要观念是色空，里面的人物不具有现实意义，那么这部书便不是现实主义作品。

　　《红楼梦》脱胎于《金瓶梅》、源自《西厢记》，并继承了“唐传奇”和“宋话本”的风格，是传统性很浓重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

　　《红楼梦》继承了更古老的文学传统，例如《左传》、《史记》等等，其中又以《庄子》、《离骚》最为突出。

　　不难看出，俞平伯评论《红楼梦》的时候，保持着考证派的士大夫风格，他认为《红楼梦》是上承诸子、下接民国，中国数千年文脉的集大成者。

　　俞平伯心中的《红楼梦》是士大夫文学、旧文学、温和文学。

　　俞平伯的评论，在以士大夫为主要社会阶层的清朝和民国，都是很正常的，但在以工农为主要社会阶层的新中国，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早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教员就做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明确提出——

　　一切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文化和教育，应当采取适当的坚决的步骤，加以扫除。

　　中国国民文化和国民教育的宗旨，应当是新民主主义的，就是说，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和新教育。

　　而对于清朝的态度，教员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里也说了——

　　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西方资产阶级在东方造成了两类人，一类是少数人，这就是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洋奴，一类是多数人，这就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从这些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

　　教员的态度很明确，新中国要排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影响，以及代表它们的士大夫和洋奴，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为人民服务的新文化。

　　从对《红楼梦》的评论来看，俞平伯便是封建主义和士大夫的代表，从红学地位和现实处境来看，胡适则是帝国主义和洋奴的代表。

　　在这样的背景下，俞平伯的两部作品一出，立即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山东大学毕业生李希凡和蓝翎，就在1954年写下《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向俞平伯提出反对意见。

　　李希凡和蓝翎认为——

　　曹雪芹从家庭遭遇和亲身生活体验中，已经预感到本阶级必然灭亡，便将这种预感和封建贵族统治集团内部崩溃的现实，用典型的生活画面和完整的艺术形象熔炼在《红楼梦》中，真实的、深刻的暴露了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

　　《红楼梦》是现实主义的伟大作品。

　　《红楼梦》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倾向，俞平伯说《红楼梦》怨而不怒、风格温厚，实质上是力图贬低《红楼梦》反封建的现实意义，所以俞平伯是反现实主义的唯心主义。

　　文学的传统性意味着人民性的继承与发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继承与发扬，民族风格的继承、革新与创造。只有从这些方面去探讨《红楼梦》的传统性，才能真正接触到问题的本质。

　　可以说，李希凡和蓝翎的评论，不仅继承了蔡元培的索隐派风格，又融入教员的建设新文化要求，和俞平伯的评论截然不同。

　　李希凡和蓝翎心中的《红楼梦》是革命文学、新文学、现实文学。

　　4

　　1954年9月1日，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山东大学报刊《文史哲》第九期发表，正式通过公开渠道，向俞平伯发起挑战。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这本是一篇可以公开讨论的文章，然而，文章准备在更高平台发表时，遇到了极大的阻力。

　　那时，高层有人发现了这篇文章，认为不错，便向教员推荐，教员读完也感觉很好，建议《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但，报社总编辑邓拓初步排版出来，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却提出反对意见，导致转载搁浅。

　　半月以后，教员派人来到人民日报社，召集宣传部副部长周扬、宣传部文艺处长林默涵、人民日报社总编辑邓拓、副总编辑林淡秋等人谈话，再次提出《人民日报》转载李希凡和蓝翎的文章。

　　林默涵说：“这是小人物的文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

　　周扬说：“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报纸版面也不多。”

　　言外之意，他们都拒绝转载，抵制教员的意见。

　　再往后，《文艺报》同意转载，但主编冯雪峰要求李希凡和蓝翎，再对文章做一些修改，并在发表时撰写了一段编者按：

　　“作者是两个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青年，他们试着以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论点提出了批评，我们觉得这是值得引起大家注意的。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但他们这样的去认识《红楼梦》，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有大家来继续深入的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认识也更全面。”

　　10月10日，《光明日报》转载了李希凡和蓝翎的《评<红楼梦研究>》，也加了一段类似的编者按。

　　实事求是的说，李希凡和蓝翎都是二十出头的青年，无论学术积累还是学术地位，都不能和俞平伯相比，转载文章时加这两段编者按，正常情况下是比较稳妥的。

　　但在教员看来，《人民日报》屡次拒绝转载，文化战线的大员屡次抵制转载，好不容易转载出来了，还加了一段模棱两可的编者按，这是文化战线没有脱离封建主义、没有脱离士大夫性质的表现，问题非常严重。

　　继续这样下去，扫除封建主义文化，何时才能实现？

　　新中国的新文化，何时才能建立起来？

　　文化战线不为人民大众和现实需要服务，仍保留着士大夫那种高高在上的秉性，官僚主义会不会死灰复燃？

　　官僚主义死灰复燃了，红色江山会不会改变颜色？

　　这一系列疑问出现在教员的脑海中，让他坐卧不安，于是他说了一句：“对年轻人要求太高，发表权威们的文章，怎么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呢？”

　　10月16日，教员越想越不甘心，便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批判运动，支持李希凡和蓝翎、打击俞平伯。

　　于是他给政治局的同志和文化战线的相关同志写了一封信，标题是《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信中写道：

　　“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做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同时，教员提出两个要求：

　　“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教员的这封信，可谓是火药味十足。

　　他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就是要以《红楼梦》为工具，用革命的立场批判士大夫的立场，支持社会主义文化工作者并打击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遗老，用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重新整理中国文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场大批判运动骤然兴起。

　　教员信件发出的数月间，各部门组织了110多次座谈会和批判会，发表批判文章500多篇，全方位无死角的批判俞平伯，以及他在评论《红楼梦》时表达的观点。

　　因为胡适和俞平伯都是新红学的奠基人，胡适又在美国且支持蒋介石，于是在批判俞平伯的时候，胡适也不能置身事外。

　　11月5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批判胡适的文章，标题是《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正式开始批判胡适。

　　到了1955年3月，俞平伯吃不消了，在《文艺报》发表了名为《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的检讨书。

　　红学考证派输了，索隐派赢了。

　　士大夫输了，革命者赢了。

　　拥清者输了，反清者赢了。

　　封建主义输了，社会主义赢了。

　　旧文化输了，新文化赢了。

　　无论这个输赢的时间线有多长，起码在此时此刻，输了就是输了，赢了就是赢了。

　　5

　　不可否认，文学和历史有学术性的一面，但数千年来，地主阶级士大夫长期在这两个领域拥有绝对话语权，所以文学和历史必然有政治性的一面。

　　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便是兼顾学术性和政治性的标杆作品，现在评论《红楼梦》，同样要兼顾学术性和政治性。

　　只讲学术不讲政治，容易一叶障目。

　　只讲政治不讲学术，容易激进盲动。

　　从这个角度来看，评论《红楼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仍然是一项漫长的、需要千百万人参与的大工程。

　　而这个大工程的核心关键词是两个字，斗争。

　　最近兴起的红学热，无论网友的出发点是玩梗还是其他什么，这件事归根到底是索隐派和考证派之争、革命者和士大夫之争、反清和拥清之争、封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争、旧文化和新文化之争、1644史观和1840史观之争。

　　《红楼梦》，只是斗争的工具罢了。

　　70年前，教员取得了那次斗争的胜利，现在，新的斗争又开始了。